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春之卷)(总第19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崔志远,吴继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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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春之卷)(总第19卷)试读：

学术名家

霍松林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成就

霍松林先生，1921年生，甘肃天水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关于霍先生的学术成就，笔者曾撰有《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等多篇论文及《霍松林先生学术评传》予以探讨和介绍，现在，应《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将霍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成就经历再次梳理成文，奉献给大家。一 霍松林先生的学术道路

霍松林先生幼时在家，由父亲教他背诵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并熟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古籍，12岁时，他进入离家15里路的新阳镇高级小学。

小学毕业后，霍松林先生入省立天水中学上学。初一第一学期，他第一次写的作文《给抗日将士的慰问信》即受到老师的赞赏，被送到《陇南日报》发表。初中期间，他还写过不少诗歌，很多都在当地报刊发表，如《苦旱》《久旱喜雨》《夏日喜雨》等，都是写其自身的生活和感受。

初中毕业后，霍先生入国立五中学习。这是一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天水办的学校，老师大半都是流亡来的大学教师或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新秀。在这里，霍松林先生受薄坚石、陈前三等名师的指教，课程学习之外多有诗词创作，并为《陇南日报》主编文艺副刊《风铎》。

在天水上中学（包括天水中学和国立五中）期间，霍松林先生在《陇南日报》《天水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其中数量最多，也最有价值的是抗日诗，如《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喜闻台儿庄大捷》《偕同学跑警报》等。这些作品均是有感而发，充满真情实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正因为这些作品，半个世纪以后的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表彰一批抗战时期的杰出作家，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奖牌，霍先生便列名其中。

诗词作品之外，中学期间，霍先生也尝试着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谈《易经》哲学思想的文言文曾受到薄坚石和陈前三先生的赞许；他中学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和读书札记也曾在《陇南日报》副刊之《琐记》专栏发表。

1945年，霍先生考取了中央大学中文系，赴重庆上学（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中央大学，名师云集，人才荟萃，霍先生在这里如鱼得水，于正常的课程学习之外又写了很多的诗词作品，他参加了于右任先生组织的重九登高赋诗盛会，也常在《泱泱》《人文》《陇铎》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霍先生在卢冀野先生主编的《泱泱》上连续发表了《杜甫论诗》《论杜甫的创体诗》《论杜诗中的诙诡之趣》《杜甫在秦州》《杜甫与严武》《杜甫与李白》《杜甫与郑虔》等多篇论文，又在《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上开辟的《敏求斋随笔》专栏中连续发表了40多篇古代文学方面的读书札记，这些，连同他在杨宪益先生主编的《人文》上发表的《〈燕太子丹〉考》等论文，都是一种标志——霍先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之旅。

1949年8月，霍先生受到其老师、时任重庆南林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陈匪石先生的邀请赴南林学院任教，1950年春因思乡思亲又回到甘肃。霍先生在天水师范学校教了半年书，而后就到西安任教，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安。

从时间阶段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霍先生的学术研究基本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霍先生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在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1951年初，霍先生调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被安排教《文艺学》课程。因此，霍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领域，而且很快就卓有建树。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尚无用新观点撰写的文艺学著作，当时新观点、新角度的成果很少，只有巴人的《文学初步》和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十分有限的资料。霍先生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动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学知识，又认真思考、深入研究，一节一节地写出讲义。1953年，这部讲义被选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后又被选为函授教材铅印流传；1956年，霍先生又按照新颁布的《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要求，参照刚被翻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权威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书对讲义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定书名为《文艺学概论》——该书1957年7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行46700册。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著作，分4编25章94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

从学科建构与发展的角度看，除时代特征之外，这部教科书不仅从总体上建构了一种新的文艺理论框架，有着首开局面的创新性，而且在具体的立论和阐述时更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体现出作者对文学自身规律和特征认识的颇多真知灼见。书中，著者不满足于从定义出发空谈理论，而是结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的典型例证，特别是结合中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论述，突出民族特色；他从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究文艺的内部规律与特殊规律，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很能令人信服。比如讲典型问题，比如反对对文学的党性作庸俗化的理解，作者甚至还写出了这样的观点：“写共产党员也可以写缺点”——这种在当时，都是一般人不敢写甚至不敢想的。《文艺学概论》出版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时许多大学中文系师生、文学爱好者、中小学教师都对文艺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感到茫然，是这本书给予他们方向性的启示。30年以后，还有人撰[2]文回忆，称它“是现代的《文心雕龙》”；文艺理论家张炯先生亦指出，该书“对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各方面的特征与规律，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浅出的论述，这对于指导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3]进行创作，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浙江师范大学陈志明教授撰文说，“《文艺学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为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不少就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该著的“若干精到的见解，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不失其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不少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4]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般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

除上述专著之外，霍先生还发表了不少文艺学方面的单篇论文，出版了论文集《诗的形象及其他》（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文艺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些论著，尤其是195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试论形象思维》（《新建设》1956年6月号），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0年后，霍先生又发表《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一文，以批谬纠偏的方式继续深入论述形象思维，解决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82年，霍松林先生对《文艺学概论》重新修订，将其更名为《文艺学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艺学简论》与25年前出版的《文艺学概论》相比，不仅章节调整了，具体的论述也更充分，举例也更多更恰当。比如在谈诗歌的特征时，《文艺学概论》仅引用了何其芳给诗歌下的定义来说明诗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征：“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凝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而在《文艺学简论》中，则在这段引文之前又引了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和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的两段文字并做了分析说明。沈德潜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霍先生解释说，这段文字的“要点是：通过‘托物连类’、‘比兴互陈’——通过形象思维，来创造诗的形象，以抒发诗的感情，达到言浅意深，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而“‘以无情之语欲动人之情，难矣’的论断，又明确提示了诗歌在社会职能上的特点：以浓烈的诗情，打动读者的感情”。吴乔谈诗歌与散文的一段话这样说：“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其可以于世乎？”霍先生解释说：“他打了个比喻，来说明诗与文的区别：诗与文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意’。但如果把‘意’比成‘米’的话，那么写散文，就好比把米做成饭；而写诗，则好比把米酿成酒。读散文，就像吃米饭，能使人饱；读诗歌，则像喝美酒，能使人醉……他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强调写诗的时候，要把诗的材料经过充分酝酿，使它具有浓郁的诗味，让读者读了它，如饮美酒，不知不觉地陶醉了，直陶醉得‘忧者以乐，喜者以悲’。”通过这样的引用加解释，《文艺学简论》使读者对诗的特点理解得更恰切、更具体，也更准确。

对于《文艺学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在总结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成果时曾这样评价：“论证扎实，例证丰富，对文艺内在规律的探讨颇见功力，也十分引人注[5]目。”

1954年，由于课程体系的调整，霍先生又开始教授古代文学课，由此他又将主要精力转回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上来。

开始几年，霍先生主要担任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工作，与之相配合，他的学术研究也主要在元明清文学方面。为了讲好元曲的代表作《西厢记》，霍先生撰写了《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意图》（发表于《光明日报》1954年5月21日《文学遗产》，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二集）；又考察了《西厢记》的各种版本和书中难解的方言俗语，写成了《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一文（《文学遗产》增刊1955年第1辑），其中关于“掐”“一弄儿”“撒和”等十几个词语的解释，纠正了以往的误解，为此后的元曲注释者所采用。接着，霍先生完成了《西厢记简说》一书，由作家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印行32000册；1962年，又由中华书局印行10000册。此后，他又应出版社之约，修改出版了《西厢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本书，自1957年以后一直是高校中文系的教学参考书，在社会上也拥有广大读者。而后，霍先生还搜集校点了从元稹《莺莺传》到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等各种《西厢》和有关资料，编成《西厢汇编》一书，为《西厢》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霍先生还主编了《元曲精华》（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关汉卿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发表了《如何看待〈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文艺报》1981年第1期）等元曲研究的力作。

小说，是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为配合教学的需要，从1954年到1957年，霍先生又接连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研究的论文。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比较早地用新观念、新方法论述古典小说名著的论文，因而在当时便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被作家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收入各专题的论文集中。关于唐人小说，霍先生在1956年5月20日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略谈〈莺莺传〉》，认为《莺莺传》是具有典型性的文艺创作，不应视为单纯的元稹自传。通过形象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他指出该作品表现的是“情”与“礼”的矛盾，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反动本质，这一观点为此后的许多研究者所接受。至于早期的小说，一般认为，先秦两汉是我国小说发展的准备时期，六朝初具梗概，到了唐人传奇才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而霍先生发表的《论〈燕丹子〉成书时代及在我国小说发展史的地位》一文（《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则在充分征引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燕丹子》并非后人假托的“伪书”，而是西汉以前的作品，其作者很可能是燕太子的门客；他并进一步地论证，这部书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汲取民间传说进行艺术虚构，从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描写人物，如此不仅写出了人物的言行，而且通过人物的不同言行表现了各有特点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时代特征，这是一部艺术上接近成熟的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此外，霍先生还应邀为岳麓书社的新版《儒林外史》（1989年出版）撰写了长篇前言，主编了《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初版印行57001册，此后又再版、三版，很受读者欢迎。

20世纪60年代，霍先生还讲授过“古代文论”课程。为了教学的需要，他重点研究了《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说诗晬语》等几种重要的诗论专著，先后发表了《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论〈滹南诗话〉》（《〈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论赵翼的〈瓯北诗话〉》（《〈文学遗产〉增刊》第九辑）、《叶燮反复古主义的诗歌理论——论〈原诗〉》（《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1960年5月5日、12日连载）等论文，此后又出版了《〈滹南诗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瓯北诗话〉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原诗〉〈说诗晬语〉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些书后来都不断重印。有论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对《原诗》等的研究，是从霍松林先生的校注本问世之后开始起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7月18日第6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霍先生又撰写了一批古代文论方面的论文，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优良传统》（《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辑）、《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定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河南社联》1988年2月号），对中国古典诗论的研究做了新的开拓。霍先生还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此后多次重印）、《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此后多次重印），此外还主编了《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为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而由霍先生主编，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位先生撰著的150万字的《中国诗论史》（黄山书社2006年12月出版），则被称为“是一部系统全面、规模空前、超越目前所有诗论史著作的好[6]书，是当前中国古代诗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唐宋文学，尤其是唐诗，是霍先生最关注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不久，他就在《光明日报》（1982年4月22日）撰文《要加强对唐诗的研究》，而他自己，也在唐诗研究方面用力颇多。仅以杜甫和白居易的研究为例：霍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了多篇关于杜甫的学术论文，此后亦时有论文发表，如《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文学遗产增刊》第13辑）、《从杜甫的〈北征〉看“以文为诗”》（《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含蓄一例——说杜甫〈曲江〉二首》（《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1期）、《杜甫与偃师》（《运城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杜甫卒年新说质疑》（《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这期间，霍先生还组织成立了中国杜甫研究会，并先后任会长、名誉会长，主持筹办了几届杜甫学术讨论会，并主编会议论文集。在白居易研究方面，霍先生发表过《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光明日报》1954年1月9日）、《论白居易的田园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等多篇论文，出版了《白居易评传》（载《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白居易诗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此后多次重印）、《白居易诗译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82年再版）等专著。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霍先生的白居易诗今译。20世纪50年代以前，《诗经》《楚辞》的今译已经有人做过，但唐诗的今译还很少有人问津。在这种背景下，霍先生除翻译杜甫的一些名篇以外，着意翻译了白居易的大量诗作，专家认为这些翻译“能保持原作的诗意，重视文词的藻饰，在古诗今译上作出了新的探索”（陈祖美《白居易研究》，载1983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此外，霍先生还编选了《绝妙唐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和《唐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主编《唐诗探胜》（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主持筹办了全国首届唐诗研讨会，并参与组建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由其主编的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连出多卷。他还在日本明治大学等地做有关唐诗的讲演，同样深受欢迎。

唐诗之外，霍先生在宋诗等诸多方面也有不少著述，而这些研究成果又大都与他的教学工作密切相关。这一点，后文再述。二 霍松林先生的学术成就

霍先生的学术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开拓之功。

在许多领域，霍先生的研究有着开启先河的成果，前述《文艺学概论》等就是典型体现；此外，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是成就斐然，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霍先生讲授宋代文学课程，而当时学术界对宋代文学除肯定陆游、辛弃疾的部分诗词外，其余的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所以霍先生撰写并发表了《西昆派与王禹偁》（《人文杂志》1959年第5期）、《论梅尧臣诗歌题材、风格的多样性》（《〈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论苏舜钦的文学创作》（《〈文学遗产〉增刊》第12辑）等论文。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评论王禹偁、苏舜钦和梅尧臣并肯定其文学成就的论文，其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是“新”的，而且具体的论述和观点甚至在此后二三十年中也是新的。如在论王禹偁一文中，霍先生明确勾勒了宋初“白体”“昆体”“晚唐体”三大派别的轮廓，指出“白体”诗人如徐铉、王禹偁、李昉等，都早于“昆体”的作者。在此文发表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流行的几部文学史都将“昆体”置于王禹偁之前，导致了学术界和高校的教学中一个长期的误解。这一误解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被人们所纠正。关于苏舜钦和梅尧臣，霍先生在两篇论文中指出他们都是“以欧阳修为中心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对同时的许多作家起过启蒙作用”；梅尧臣“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诗歌革新的实绩”，在“好诗已被唐人做尽”的情况下经过革新形成了独具面貌的“宋诗”且与“唐诗”并称，梅尧臣等功不可没。霍先生的这些论点在当时是“新”的，在后来也是经得起考验的。此外，如前所述，霍先生半个世纪之前发表的有关古典小说名著以及古代文论研究的论文，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比较早地用新观念、新方法写作的论文，因而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他如《唐诗与长安》（《文史知识》1992年6期）、《论唐人小赋》（《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等，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论文。

在具体论文的论述之中，霍先生更有着很多的新见卓识。1954年，霍先生发表了《评〈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透彻地分析了白居易创作方法的特点、弊端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指出“卒章显其志”并不是白居易成功的“写作方法”，而是部分讽谕诗的败笔，这在当时全面肯定白居易讽谕诗的时代氛围中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难得的新见。28年以后，霍先生又发表了《论白居易的田园诗》，进一步系统地考察了自《诗经·七月》以来我国田园诗的写作传统，指出田园诗有两大传统，一是西洋田园牧歌式的描写“田家乐”的传统，一是沿着《诗经·七月》这一渠道的描写“田家苦”的传统，而后者更能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情况和基本矛盾。“反映农村生活而把农民与‘豺狼’的矛盾放到一定地位的作品，才是更真实的田园诗”，所以这后一类型的田园诗就更值得珍视，而白居易就是这一传统在唐代的最好继承者和杰出的代表。霍先生的这些看法，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新鲜而富有启发意义的。

更为深刻的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这种背景之下，有的研究者却把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创作理论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同起来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在白居易的诗学观念里，诗歌并不是一种艺术，而仅仅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有感于此，霍先生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再认识》。其文指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远远超出“讽谕诗”的理论，谈白氏的诗论而只局限于“讽谕诗”的理论，自然难免片面性；而即便是对白居易的讽谕诗的理论，也应肯定它的价值“时代不同，对文艺的要求自然也有所不同。但不论任何时代，文艺家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都应该怀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不应该漠不关心。白居易的讽谕的诗歌理论有什么缺点是应该讨论的，但其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所体现的强烈的责任感却是值得肯定的。不伦不类地与‘文艺为政治服务’挂钩而加以贬斥，进而宣扬一种‘淡化现实’、‘淡化政治’的所谓理论，虽然很时髦，却未必是有益的”。这样的议论，不仅有着学术纠偏的意义，也显示了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霍先生这种对学术界有澄清、规范性质的成果还有很多。如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曾流行两种对立的观点——“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霍先生在《文艺学概论》中，考察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几个高峰时期的实际情况，并联系孔子以来诸多文论家的有关论述，尤其重点考察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创作实际以及后人的评价，继而指出：文艺创作，应该提倡题材的多样化；但是，肯定题材的多样性并不等于主张题材无差别，一般地说，包含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题材比一般题材更能集中、强烈地体现社会的本质；然而，题材只对主题有一定的制约性，而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优劣成败，因而，“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都有片面性。这样，就从理论上解决了提倡题材多样化与重视写重大题材的重要问题。此后，霍先生又发表了《提倡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化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优良传统》，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再如他对抒情诗中“自我形象”的论述也是如此。

这些，都说明霍先生对研究对象有他自己独到而深入的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有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新创见。三 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

20世纪50年代中叶，或许是受几年前苏联对“形象思维”之论争的影响（此前一个时期，《文艺报》发表过一系列苏联学者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又或许受了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鼓舞，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就“形象思维”问题发表学术研究见解。这一讨论，延续了十年之久，如陈涌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9号），李泽厚发表了《试论形象思维》（《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等等；相关的几部专著有蒋孔阳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山东大学中文系编辑的《文艺学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出版）等。这些论著，大都是肯定形象思维的，而在具体理解上又有所不同。还有一些否认形象思维的论文，如《论文学艺术的特性》（《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等，尽管观点不同、理解有异，但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是学术探讨的范围。

在这些学者当中，霍松林先生是发表成果较早、论述也较为深入的一位。他的重要论文《试论形象思维》发表于《新建设》1956年6月号，该文与他初稿完成于1953年、最终出版于1957年的《文艺学概论》一起，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试论形象思维》一文分为三个部分：一、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共同性；二、形象思维的特殊性；三、世界观在形象思维中的作用。文章指出，形象思维有其独具的特殊性，“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通过概念的形式表述认识现实的结果，而前者通过形象的形式体现认识现实的结果……具体地说，逻辑思维是从一切具体感性的因素中理出事物的本质，舍弃一切具体感性的因素，用概念的形式表述事物的本质；形象思维则不但保留，而且选择那些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社会历史现象的一般本质的感性因素，并把它们集中起来，创造典型的艺术形象”，“通过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揭示本质的、一般的东西，这是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据此，他批评了那种不认可形象思维的特殊性且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因而“创作”出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错误倾向，同时又指出“世界观制约着形象思维的全部过程”，“形象思维是一个观察、研究、评价、选择、概括生活事实，创造典型形象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上，艺术家的世界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上一篇文章重在理论阐述的话，霍先生1957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诗的形象与诗人》（《延河》1957年5月号）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更多的作品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霍先生不同意当时的一种流行趋势，即把抒情诗的形象简单地归结为诗人的“自我形象”的说法，他的观点和依据是“抒情诗的形象的源泉是激动诗人的客观事物，客观事物是各种各样的，因而抒情诗的形象也是各种各样的”；“诗的形象不能不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而诗人又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感情是他自己的，同时也是有社会性、典型性的，从这一点上说，认为某些诗的形象就是诗人自己，也是不妥当的。其次，就诗的构思实质来说，即使是最单纯的抒情诗，也不妨碍想象的飞跃和艺术的概括。诗人可以依靠想象的帮助，虚构某种境况；也可以改造、概括自己和旁人的生活事实、此处和别处的自然景物，使其更便于表现某种思想感情；这样创造出来的诗境，当然是典型化了的。因而说抒情人物是诗人自己或别的什么个别的人，也是不正确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霍先生举了许多中外名篇的例子，许多即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如白居易的《重税》，其中写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张俞的《蚕妇》，其中写道“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李白的《春思》，其中写道“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等等。这些诗篇，虽然字面上有“我”，但面对读者倾吐情感的并不是诗人自己，而是农民、蚕妇和思妇。国外的作品，如海涅的《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诗中的“我们”也不是海涅，而是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的集体形象；再如莱蒙托夫的诗“在日午的炎热下，在达吉斯坦的幽谷里，胸膛里中了子弹，我躺着，静止地……”虽然也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更不能把他看成是诗人自己的“自我形象”了。通过这样的举例分析，霍先生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得出“诗的形象是生活的客观和诗人的主观的统一体”的结论。

可是，到了1966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郑季翘的文章《在文艺领域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该文指出：“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该文给形象思维的定性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文章指出：“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对形象思维论进行彻底的批判，扫清形象思维论著者散播的迷雾，应该是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这篇文章，重点点名批判了包括霍先生《文艺学概论》在内的几部论著中有关形象思维的观点，并对霍先生的观点和论述有不止一次的引述和批判。该文作者的初衷，或许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想就形象思维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学术见解，然而由于作者的身份特殊，政治地位极高，更主要的是《红旗》是中共中央的党刊，它的声音一般都代表着中央的态度，因此此文一出，不是以一种学术上的总结而是以一种政治的声音终结了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学术讨论。形象思维问题因此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成了一个理论禁区，许多曾经主张形象思维的学者也因此而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折磨和迫害，霍松林先生也是受害者之一。

11年之后，197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已故毛泽东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的手迹——这封信写于1965年7月21日，信中三次提到了“形象思维”，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当时的中国，人们对毛泽东主席还是奉若神明，所以，该信一发表便引发了强烈的冲击波，而这一冲击波，客观上成了一次思想解决运动的先声。

于是，从1978年元月起，文艺界和学术界各种报刊竞相转载这封信，还纷纷开设专栏发表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且组织相关学习讨论会。于是，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开始了。这次论争的时间也将近10年（到1986年前后渐趋消歇），其声势、规模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20年之前的第一次论争，其中仅1978年元月份发表的文章就超过了此前第一次论争10年发表文章的总和，故而人们称1978年为“形象思维年”。

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大都就“形象思维”本身做探讨，也有少量文章有针对性的辩论，如孟伟哉发表了《澄清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是非》（《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关于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二题》（《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3期），资深学者蔡仪先生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上发表了《批判反形象思维论》等，都对郑季翘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第二年的1979年，在《文艺研究》第1期（创刊号）上，两次论争的另一方关键人物郑季翘发表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的长文。文章分三个部分：一、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根本的分歧在哪里；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章说这些“形象思维论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阐明了的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所以，“这种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紧接着，《文艺研究》第2期又发表了孟伟哉的《致郑季翘同志的公开信》，对前文做了火药味很浓的回击。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霍松林先生又撰写了一篇长文《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上。这篇论文以批谬纠偏的方式对形象思维问题继续深入论述。文章针对郑季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的三部分也清楚地分为三个部分：一、怎样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根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一）究竟有没有形象思维？（二）主张形象思维是不是等于“不用抽象，不用概念”传播“反科学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理论”？（三）“主题先行”是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三、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文章指出：“几经思考，仍认为人类具有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两种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而文艺创作，虽然离不开逻辑思维，但主要要用形象思维，正像科学研究虽然也用形象思维，但主要用逻辑思维一样。”

该文不仅从理论上做了大量的分析论述，还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的创作事例，如为了说明“形象思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文章例举了许多名家名著的创作经验，包括屠格涅夫谈《父与子》创作的体验，福楼拜谈他写波娃利夫人这一形象的体会，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情形，姚雪垠谈《李自成》创作的经验，梁斌谈《红旗谱》创作的过程，托尔斯泰谈《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体会，等等。这样，就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文艺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以后，谈形象思维不再是禁区，但却出现了另一种趋向，即不少人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这封信谈论形象思维时，只强调比、兴而忽略甚至否定“赋”；认为诗只能“曲说”而不能“直说”；否定“以文为诗”。为此，霍先生先后发表了《从杜甫的〈北征〉看“以文为诗”》（《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诗的“直说”及其他》（《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他联系诗歌史上的大量事例并详析杜甫的名篇《北征》后指出：诗可以“直说”，形象思维并不能排斥“赋”；“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可能写出“味同嚼蜡”的东西，也可以写出优秀的诗篇，杜甫的名作《北征》就是成功的范例，“诗人既发展了《诗经》以来诗歌创作中的赋的手法，又从《史记》等史传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用来描写生活细节，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以文为诗’”。所以，霍先生得出结论：“各种文艺样式，是既有特性，又有共性的；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把诗歌的特点绝对化，把诗歌和其他文艺样式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实践的……吸收文艺性散文在章法、句法以及描写生活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等方面的长处，用以提高诗歌抒情达意、在更高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生活的能力，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此，他在“形象思维”之外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文艺创作的特点与规律，表现了一位文艺理论家的卓越眼光和胆识。对此，诗人兼学者周笃文先生指出，《诗的“直说”及其他》一文实际上是对当时“诗不能直说吗”“形象思维等于比、兴吗”这些重大而敏感的理论问题“得出了准确、深刻而又极富新意的结论”，并特别以霍先生此文中引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一诗作为例证，“说明‘四句诗明白如话，一口气说完，没有用比、兴，全是直说，然而又是何等深婉，何等含蓄不露？’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辩证、深刻[7]与完满的解释”。

1988年，《人文杂志》第2、3期连载了浙江师范大学陈志明教授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霍松林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该文全面总结概括了霍松林先生此前的文艺理论成就。文章一开始，就是几句总结性的评论：“五十年代出版了一部广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六十年代因为形象思维理论而遭到了几乎灭顶的批判，仅仅这样两点，就足以使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史无法抹去霍松林的名字”。四 《唐宋诗文鉴赏举隅》的特色与成就

在老一辈的学者中间，霍松林先生的文学鉴赏很有特色，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辞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唐诗鉴赏辞典》，引发了轰动神州大地的“鉴赏热”，而霍松林先生就是这部辞典的领衔撰稿人之一。事实上，早在此前的30年内，霍先生就写了大量的鉴赏文章，这些文章很多都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后汇集成《唐宋诗文鉴赏举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初版印5万册，此后又多次重印。就个人独撰的同类著作而言，霍先生的《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与沈祖棻先生的遗作《宋词赏析》，大概可以说是其时影响最大的两部（当然更早的时候，尚有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和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欣赏》等）。

霍先生深刻地认识到“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不可能自动地实现；要实现，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鉴赏”；而对阅读古典诗文的一般读者来说，“高质量的鉴赏文章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和鉴赏水平”（《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前言》）。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结合古代文学教学不断撰写鉴赏文章。20世纪80年代初，霍先生应出版社之约，汇集出版了《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后他又出版了《唐宋名篇品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历代好诗诠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唐音阁鉴赏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鉴赏专著，并与人合撰了《李白诗歌鉴赏》（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霍松林选集·鉴赏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还主编了《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

在《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后记》中，霍先生称他的鉴赏文章是为“适应教学需要”“根据教学实践写出来的”，“所以一般都是由句到段到篇，逐层讲解，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这说明了他的写作缘由与写作方法。

霍先生分析作品很注意联系具体的写作时间、背景、地理及名物考证。如王勃的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其题目被有的版本写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种表述直到近些年出版的唐诗选本中依然比较流行。霍先生指出，据《元和郡县图志》，唐睿宗垂拱二年（686）设置蜀州，而王勃死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可见“蜀州”［1］（P3）是“蜀川”之误，其纠正前人的错误，简捷明了。又如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葵藿倾太阳”一句，许多注本都把“葵”解释为向日葵，这虽然对理解诗的大意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终与老杜原意不切合。霍先生指出，向日葵原产美洲，17世纪我国才从南洋引进，杜甫自然不可能见到；此诗中的“葵”系锦葵科宿根草本，《花镜》说它“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而“藿”指豆叶，也向阳。他例举曹植写给魏明帝曹睿的《求通亲亲表》曾“自比葵藿”，“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故言明“杜甫的这句诗，实取义于此，既表现自己‘倾太阳’的忠诚，也包含‘太阳’不为之‘回光’却仍然希望其‘回光’的复杂内容，与上文‘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和下文‘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有内在的联系。而希望太阳回光，又是［1］（P51）为了实现稷契之志”此论结合时代，确证名实，有考据，有例证，有分析，十分切合原作原意。

霍先生分析作品，注重知人论世。一些特定的作品，不联系写作时的具体背景以及作者当时特定的心态或许也能作出相应的解释，但却很难有准确到位的理解。如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前人有从文体的角度着眼，指责其不合体裁，把“记”写成了“论”——早在北宋时期，陈师道就提出了这种批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即范仲淹的创作动机和意图是什么呢？一直没有人做过探究。霍先生广泛搜集资料，最后找到了范仲淹的后人范公偁《过庭录》、南宋周煇《清波杂志》、晚明袁中道《珂雪文集》以及《岳州府志》中的相关记载，才对此文做出了透彻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过庭录》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疾。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清波杂志》记：“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袁中道《游岳阳记》谓：“昔滕子京以庆帅左迁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楼为岳阳楼。既成，宾僚请大合乐落之。子京曰：‘直须凭栏大哭一番乃快。’”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霍先生指出：“范仲淹并不是为原来的岳阳楼写记，而是为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写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为的是‘凭栏大恸数场’，以发泄遭迫害、被贬谪的愤懑；范仲淹针对这一点写记，就不能用公式化的办法。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范仲淹的这篇‘别开生面’的文章‘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王若虚语）！它是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写的记，是有的放矢的最贴切的［1］（P385-386）记。”像这样一些作品，如果分析时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就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霍先生知人论世赏析古诗文的范例还有很多，如赏析刘邦的《大风歌》。因该文不在《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当中，此处就不多说了。

充分地发挥想象，对作品所描写的情景进行联想、补充，是霍先生鉴赏文章的又一个特点，且看他对陈与义《早行》一诗的赏析。原诗这样写道：“露侵驼褐晓寒轻，星斗阑干分外明。寂寞小桥和梦过，稻田深处草虫鸣。”霍先生细致地分析了每一句诗所写的情景并旁征博引后，证明诗人的“和梦过”是在马上做梦，而且有人为他牵马。然后，霍先生对这四句诗所写的情景有一个总体的描述：“第一句不诉诸视觉，写早行之景；却诉诸感觉，写寒意袭人，这是耐人寻味的。联系第三句，这‘味’也不难寻。过‘小桥’还在做梦，说明主人公起得太‘早’，觉未睡醒，一上马就迷糊过去了。及至感到有点儿‘寒’，才耸耸肩，醒了过来，原来身上湿漉漉的；一摸，露水已侵透了‘驼褐’。接下去，其心理活动是：‘嗬！已经走了这么久，天快亮了吧！’然而凭感觉，是无法准确地判断是否天亮的，自然要借助视觉；睁眼一看，大地一片幽暗；抬头看天，不是‘长河渐落晓星沉’（李商隐《嫦娥》），而是‘星斗阑干分外明’，离天亮还远呢！于是又合上惺忪睡眼，进入梦乡；既进入梦乡，又怎么知道在过桥呢？就因为他骑着马。马蹄踏在桥板上发出的响声惊动了他，意识到在过桥，于是略开睡眼，看见桥是个‘小桥’，桥外是‘稻’田，又矇矇眬眬，进入半睡眠状态。第一句写感觉，第二句写视觉；三、四两句则视觉、感觉、听觉并写。先听见蹄声响亮，才略开睡眼；‘小’桥和‘稻’田，当然是看见的。而‘稻田深处草虫鸣’，则是‘和梦’过‘小桥’时听见的。正像从响亮的马蹄声意识到过‘桥’一样，‘草虫’的鸣［1］（P290）声不在桥边而在‘稻田深处’，也是从听觉判断出来的。”正因为有如此细致而又精彩的分析，稍后不久，霍先生这篇文章就被纽约《海内外》1984年第10期转载。

鉴赏，与创作一样，也须有一定的生活积累，且要做积累的有心人。霍先生的鉴赏文章正体现出这一特点。如祖咏《终南望馀雪》一首，霍先生指出，一“霁”字十分重要，“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而不下一个‘霁’字，却说望见‘阴岭’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违反了客观［1］（P20）真实”。霍先生在长安城南的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对这一自然现象自是十分熟悉，但若没有对生活的留心，正像绝大多数生活在长安城中的人一样，也断不会有这样的理解的。对于诗中的“城中增暮寒”一句，霍先生用了俗谚“日暮天寒”和“下雪不冷消雪冷”，说明当时已寒上加寒；他又用“望雪觉寒”的“通感”体验解释说：长安“城中”人“望终南馀雪”寒光闪闪而“打了一个寒颤”，更“增暮寒”，“终南望馀雪”的题目写到这种程度，意思便完满了。善于借助生活体验之人，才能把那个“增”字分析得如此细致入微。

鉴赏，是“鉴”与“赏”的统一，首先要鉴，然后才能赏。鉴，先是要读懂原作，理解其原意，再是要了解其构思布局、章法结构、意象意境，知其好坏，辨其高下，明其美丑，然后才能进入赏的层次，述其所以然。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由于时代变迁的原因，今天的人读起来总会有一些文字、名物等方面的障碍，所以，若要“鉴”，基本的语言阅读与理解能力、音韵、版本、校勘、训诂、考证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历史、地理乃至其他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当然是基础。对一般的文学作品，人们大都会有一个基本正确的理解，而对一些比较费解的作品就不同了，有的作品，表面上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出正确的笺释也颇费笔墨。霍先生对白居易诗句“戋戋［1］（P180-181）五束素”的解释，对温庭筠《商山早行》“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二句的解释，对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理解，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读懂了作品的意思，并不等于就“鉴赏”或“欣赏”了作品，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鉴”，进一步，还要发现、分析、体悟作品的艺术技巧。

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当然千变万化、丰富多彩，霍先生的文学鉴赏也有着多方面、多角度的赏析。这里，略举数例。黄庭坚的名作《寄黄几复》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向来脍炙人口，霍先生细致分析了这两句诗的对照手法，赏析曰“第一，下句所写，分明是别后十年来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写，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无须说‘我们当年相会’，而这层意思，已从与下句的对照中表现出来。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讲的意义（能让人想起漂泊、怀人等等）之外，还有与京城相对峙的意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就是明显的例证。‘春风’一词，也另有含义。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下句对照，上句所写，时、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见：时，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开封；景，春风吹拂，桃李盛开；事，友人‘同学究出身’，把酒欢会；情，则洋溢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一杯酒’与‘十年灯’，这是‘一’与‘多’的对照。‘桃李春风’而共饮‘一杯酒’，欢会何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对‘十年灯’，漂泊何其漫长！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1］（P282-283）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寻味无穷。”像这样仔细地分析作品中的对比手法，在霍先生的赏析文章中很常见。而在分析《石壕吏》等诗时，霍先生又提出了“藏问于答”的表现手法，指出杜甫《石壕吏》一诗只写了“妇”答，而实则是屡问屡答，“吏”问的内容已在“妇”答中做了暗示。又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更是藏问于答：“你的师父干什么去了？”“上哪儿采药去了？”“在哪一处？”这些问的内容都从童子的回答中暗示了出来。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精彩的鉴赏文章其实很多都渗透着霍先生自己的创作体会。霍先生自己有创作的亲身体验，所以他的诗文鉴赏往往能够比常人更真切地体会到古人的诗心诗情，对一些名家名作的构思与技巧更是别有体会。这一点，在霍先生相关的一些学术论文如《尽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3辑），也有着明显的体现。五 一些补充

霍先生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不仅获得过曾宪梓奖等官方半官方的奖励，更赢得了历届学生的爱戴；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方面，霍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霍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其最初动机就是为了把课教好而做的研究。霍先生自述“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学术研究的简要汇报》，载《陕西师大建校五十周年学术报告集》）。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霍先生反对那种“搞教学没有时间搞科研”和“科研工作忙没有时间搞教学”的看法，他指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同志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学习、研究，是为了搞好工作；而搞好工作本身，又是一种学习、一种科研”；“对于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教什么，就得研究什么；要讲好一个问题，就不仅要弄清这一个问题，还得弄清与此有关的许多问题。而研究的结果，还必须在讲授中经过检验，然后加以修正和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教学质量就自然跟着教师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科研方面，也同时会结出累累硕果”。他并举例说：“叶圣陶、夏丏尊的《文章例话》，是他们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时写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都是他在大学里讲课时的讲义。许多著名教授，都是每开一门新课，就写一部专著或若干篇学术论文。这雄辩地告诉我们：对于教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不容分割，更不能对立。”（《谈一些学习经历》，载《沈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霍先生的许多论著，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出版的几部专著和近百篇学术论文，大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如著名的《文艺学概论》就是教文学概论课的讲义，《西厢记简说》就是在讲元明清文学课时为了把《西厢记》教好而写的，等等。

霍先生还是一位硕果累累的诗人。从中学时代的《卢沟桥战歌》《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到大学时期创作的《八月初抵南京入中央大学》《丁亥九日于右任先生简召登紫金山天文台得六十韵》《陪邓宝珊汪辟疆王新令诸先生游灵谷寺》，再到后来创作的《解放次日自南温泉至重庆市》，再到后来的《“文革”中潜登大雁塔》《放逐偶吟》《“文革”书感》《悼念周恩来总理》《偕中国韵文学会诸公登岳阳楼》《迎香港回归》《迎澳门回归》《教师节书怀》《八十抒怀》《抗日胜利六十周年》，等等，霍先生一生创作了上千首诗词作品。笔者曾总结了霍先生的诗词创作的几个特点：“一、诗人自己的脉搏，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时代造就了诗人，诗人也以他的诗作为时代的进步、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而呐喊、而讴歌。二、字里行间充盈着真实、饱满、充沛的感情。三、气势大，境界大，格调高。”且认为，“霍先生的诗词创作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作者始终具有匡时淑世、致富图强的时代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因而始终有一种从不气馁的精神，有一种蓬勃向上[8]的豪迈情怀”。正因为这些作品，中华诗词学会授予霍先生“终身成就奖”。

霍先生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多是书写自己的诗词作品，以书抒怀，而不是抄录他人或古人的作品；而且，与他的诗文创作一样，其书法创作也大都与时代的脉搏紧密关联，这一点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如其自书《香港回归赋》就被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纪之光——九九归一翰墨抒怀》大型书画篆刻集第一卷。从技艺上讲，霍先生的书法别具特色。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钟明善先生这样评价：“从书法形式美的角度讲，霍松林先生有他深厚的由父辈手把手教出的基本功，更有青年求学时期极好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他的字也像他的诗一样‘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笔法严谨而笔势活泼多变。纵笔挥洒，波澜起伏，留笔敛气，蓄势画末，方圆兼备，疾涩得体，寓刚于柔，潇洒自若。结字中宫紧收而舒放其笔，斜侧取势而中心平稳，险绝而归于平正，直率而不拘成规。在当今学者书家[9]中已形成自己独具的面目。”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茹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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