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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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的历史试读：
总 序
范景中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同样的想法，还让他把横亘的长城与通天塔的垂直意象作了对比。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勇气。翻译就是这种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7世纪，玄奘（？—664）组织国家译场，有系统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为了满足信众的需要，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译本能广泛传播，最终掀起佛教哲学的神化风宣，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枯寂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产品，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远望欧洲，其时的知识传播，同样靠抄工来临写悠广。但是两个半世纪后的公元909年，开始传出一条消息，说万物的末日即将迫近。这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知识的流动也面临着停断的危险。处在如此岌岌危惧之际，心敬神意的抄书员或许会反问自己，继续抄写这些典籍有何益处，既然它们很快就要烟灭灰飞于最后的审判。
他们抄录的书，有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著作，是让古典微光不灭的典籍。幸亏抄书员不为appropinguante mundi termino［世界末日将至］的流言所撼动，才让知识最终从中古世纪走出，迎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些普通的历史常识，让我经常把翻译者和抄书员等量齐观。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原创。有时，欣赏南北朝写经生的一手好字，甚至会觉得翻译者还要卑微。不过，我也曾把一位伟大校书者的小诗改换二字，描绘心目中所敬重的译者—抄工形象：
一书迻译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
风雨打窗人独坐，暗惊寒暑迭相摧。
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灯火青熒中，一心想参透古人的思想，往往为了一字之妥贴、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很可能他们普普通通，只是些庸碌之辈或迂腐之士，但他们毕恭毕敬翻译摹写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起人“此时开书卷，心魂肃寻常”之感。更何况，若不是他们的默默辛苦，不朽者也早已死掉了。
玄奘大师为翻译所悬鹄的“令人生敬”，大概就隐然有这层意思。这也使我们反躬自问：为什么让那些不朽者不朽？我想，答案必定是人言言殊。但最简单最实在的回答也许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一个维度，一个叫作时间的维度；它一旦阙如，我们就会像是站在荒漠的空旷之野，前面是无边的茫茫，身后是无边的黯黯。
我推测，歌德的几行格言短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Was in der Zeiten Bildersaal
Jemals ist trefflich gewesen
Das wird immer einer einmal
Wieder auffrischen und lesen.
(Sprüchwörtlich, Ⅱ, 420）
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几句诗和歌德精心守护文明火种的思想一致，它可以用作翻译者的座右铭。
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研究，说得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论断如此，也许是它最典型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王国维先生谈起他羡慕的宋代金石学也是这样立论的：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文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第718页）
观堂的眼中，金石学属于艺术史。金石器物就像书画一样，最易引牵感官的微赜纤末，带起理性的修辞情念。宋代的学术之所以高明，正在艺术兴味的作用。陈寅恪先生也是同一眼光，他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说过类似的意见，《赠蒋秉南序》也赞美“天水一朝之文化，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追随这些大师的足迹，我们不妨发挥几句：一个文明之学术，反映其势力强盛者在科学技术；反映其学术强盛者在艺术研究，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的融合，最典型则是艺术史的探索。这是将近两百年来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现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Italienische Forschungen］（1827—1832）可作其初始的标记。它出版后，黑格尔不失时机引用进了《美学讲演录》。
恰好，鲁莫尔［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1785—1843）也是一位翻译家，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不计名利、不邀时誉的纯粹学人。他研究艺术史出于喜爱，原厥本心，靠的全是个人兴趣。Character calls forth character［德不孤，必有邻］。参与这套艺术史经典译丛的后生学者，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热爱艺术史也都是倾向所至，似出本能。只是他们已然意识到，社会虽然承平日久，可学术书的翻译却艰难不易，尤其周围流行的都是追钱追星的时尚，就更为不易。这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翻译者处于这种氛围，就不得不常常援引古人的智慧，以便像中古的抄书员那样，在绝续之交，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期待。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信说：
Say what one will of the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ncerns in the whole of world affairs.［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Hans Pyritz］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Goethe-Bibliographie］，翻译占据着10081—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致提出了气势恢宏的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观念。他的深邃弘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Johann Heinrich Meyer］（1760—1832）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
歌德对翻译价值的启示，我曾在给友人的短信中有过即兴感言：
翻译乃苦事，但却是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当今的学术平庸，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它总是提醒我们，人必犯错，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以致让我们变得更谦虚、更宽容也更文雅，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2015年5月29日）
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autark［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翻译这套书也许正是生命的深心特笔，伴着寒暑，渡了春魂，摇焉于艺术的律动。这律动乃是人类为宇宙的律动增美添奇的花饰绮彩。
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出版；书目主要由范景中、邵宏、李本正、黄专和鲍静静拟定，计划出书五十种；选书以学术为尚，亦不避弃绝学无偶、不邀人读的著作，翻译的原则无他，一字一句仿样迻写，唯敬而已。
草此为序，权当嚆引，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也。
献给威廉·平德
怀念往昔
愉快与真诚相处的
时光
前 言
为了说明本书的些许特色，理应说上几句。我还在德国生活与工作的时期便开始了这项研究并完成了初稿。所以，本书中谈到德国情况的一些段落，文献资料要比谈其他国家来得更充分些。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于英国，因为英国的美术学院并非隶属于中央政府，这一点与欧洲大陆不同。不过，这仅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本书所强调的社会问题同样多地出现在英国与德国。我最初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是在20年前，那时我供职于德累斯顿美术馆，同时为德累斯顿的报纸撰写艺术展览的文章。在研究往昔艺术并与当今艺术家交往的过程中，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艺术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在过去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我开始逐渐认识到，一部美术史，可以从风格变迁的角度来写，更可以根据艺术家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变迁来写。
在美术史家考察当代种种条件时，有一个问题不会不警示他们，即艺术家是如何并且为何如此痛苦地脱离他们的公众，为什么现代艺术变得如此不受欢迎，在一些人眼中成了笑料，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导致这一病入膏肓之症的原因何在？一位医生必须了解急症发作之前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历史学家也应作如此考虑，因为人们会向历史学家寻求使艺术摆脱现在危险境地的良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美术史家必须暂时放弃仅仅考察审美现象之发展、将审美成就分门别类以构成风格阶段与时期、或揭示某个种族的地域及民族特征的做法。在这里，只有社会艺术史才有所助益。后来当我执教于一所德国大学时，我了解到，迄今为止，为这种社会艺术史研究所做的资料搜集工作少得可怜。再后来，当我定居于英国时，这一问题提示我着手对当代英国工艺美术中设计与设计者的种种外部条件进行研究。1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更贴近于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某些方面对于艺术的历史与未来是极其重要的。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并未给自己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去写一部如此急需的社会艺术史。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艺术形式的历史，而是与它并行不悖。假如我想要写这样一本社会艺术史的话，趣味史将是其中的一部分——美学理论史、展览史、艺术收藏史和艺术品交易史。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出自并聚焦于这个方面：艺术教育，说得确切些就是艺术家的教育。不过即便在这一方面，我既未谈中世纪，也完全没有提及建筑师的整个教育情况。顺便说一下，问题过于复杂便难以处置。2 因此，本书的目标有限，但仍试图做点什么，而不是以纯史料编纂为目的。因为——要把小小的任务与大大的问题挂起钩来——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衰落、专制主义回潮的世纪，一个作为集体主义及形形色色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占据上风，而作为个人主义的不带偏见的潜心研究走下坡路的世纪，历史学家不再能规避当代的需求了。他们发现自己要么陷于时事问题，要么撇开一切躲进学术的象牙塔。对20世纪的历史撰述来说，调和学术与实用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吗？报刊撰稿人已掌握了这一明确的要求：讨论历史的书同时也应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书。撰稿人写出了媚俗的传记或专著，不具备优秀史学著作特有的对史料的真诚尊重的特色，这种种情况太多太多了。诓称过去恰恰就是现在，以1938年的俚语记述古罗马、中世纪或巴洛克的资料；拾取一些断简残篇将它们捏合起来，形成从遥远过去的某一点至现阶段某个人、某个民族或某个阶层的一条主线，靠上述做法是不能理解当下的时局问题与难点的。只有凸显出某一特定时期、风格或民族的独一无二性，凸显出在最多样化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它的全部表达方式的逻辑一致性，史家才能够最终使他的读者发现，某一个问题在现时必定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就本书所涉及的特殊话题而言，我的任务便是对4个世纪艺术家的教育做直截了当的叙述，并与某些政治、社会和美学资料挂起钩来。从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提取出若干结论性线索，我把它置于书的后面部分。不过对于那些与我们一起追溯美术学院历史的人来说，这些线索会逐渐变得明朗起来。这段历史从16世纪意大利开始，经路易十四时代、歌德时代和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直至自由主义的世纪。
现在，为了完成为这本枯燥无味的出版物撰写的这篇自命不凡的前言，余下的事就是向我那住在莱比锡的母亲佩夫斯纳夫人［Frau Annie Pevsner］致谢，向不知疲倦地帮助我整理、打印书稿的芒罗小姐［Miss Helen Munro］和维尔森小姐［Miss Francesca M. Wilson］致谢，她们在付梓之前阅读本书并为本书增色。我亦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他们在本书的排字、校改及印制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1 《英国工艺美术调查》［An Enquiry into Industrial Art in 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1937年。
2 我已对建筑行业的历史做了初步的说明，载《美术史批评报道》［Kritische Berichte zur Kunstgeschichte］，1930—1931年，第97—122页。
第一章
导论
’Ακαδήμεια或‛Εκαδήεια原是雅典西北部一地名，那里有几座神庙，一个运动场，还有一个由基蒙［Kimon］慷慨出资兴建的大公园。柏拉图曾在园内（后来在附近的一处庄园里）与他的学生对话，传授他的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人便习惯于称柏拉图追随者的群体为Academy［学园］。逐渐地，这一术语用来指称更宽泛意义上的柏拉图学派，直至在希腊历史撰述中普遍区分出了老、中、新学派以描述柏拉图主义的发展。
15世纪70年代，柏拉图主义在希腊学者的影响下复活了。这些希腊学者是于1438至1439年间到意大利商议希腊与罗马教会重新统一事宜的。此时Academy一词亦复活了。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在他的普罗提诺著作的译本前言中写道，“Magnus Cosmus, Senatus consultor Patriae pater，quo tempore concilium inter graecos atque latinos sub Eugenio pontifice Florentiae tractabatur, philosophum graecum nomine Gemistum, cognomine Plethonem, quasi Platonem alterum, de mysteriis Platonicis disputantem frequenter audivit. E cuius ore ferventi sic afflatus est protinus, sic animatus ut inde Achademiam quandam alta mente conceperit.”［“元老院顾问、国父、伟大的科西莫在尤金教皇主持下召开的希腊人与拉丁人双方参加的佛罗伦萨会议期间，时常听说一位名叫盖米斯托姆的希腊哲学家——绰号柏勒通，好像是另一个柏拉图，谈论柏拉图秘教。由于其热烈的言论如此雄辩滔滔，如此令人激奋，以至于从那以后在科西莫那崇高的心灵中，便酝酿着要建立一个柏拉图学园。”］尽管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似乎并未立即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不过组织一个配得上称柏拉图学园的哲学圈子的想法，肯定也给属于另一些团体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15世纪50年代，人们就用“佛罗伦萨学园的一伙人”［“Chorus Achademiae Florentinae”］来称呼那个先是以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后来以乔瓦尼·阿吉罗普洛斯［Giovanni Argyropulos］为中心的学者圈子。在60年代，一个称作“罗马学园”［“Academia Romana”］的团体聚集于蓬波尼奥·莱托［Pomponio Leto］的周围。后来，很可能是在1471年之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Cardinal Besarion］与他的朋友们被称作“贝萨里翁学园”［“Bessarionaea Academia”］。 1
然而，比这些民间小圈子更为重要、更有影响的是由菲奇诺于70年代发起，由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主办的一个团体。史学家们，至少是17世纪以后的史学家们，常称之为“柏拉图学园”［“Accademia Platonica”］。洛伦佐的祖父科西莫曾将他在卡雷吉［Careggi］的宅邸附近的一座小别墅送与菲奇诺，而后者在年轻时就注定将来要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鼓吹者。在1462年的一封信中，菲奇诺称这所别墅是“Academiam, quam nobis in agro caragio parasti”［“在卡雷吉乡间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学园”］。如果有人因为头一回发现academy这个词在这里被用于一个哲学家的乡间宅邸而感到惊讶，那么我们应该记得，据普林尼记载，西塞罗就曾将他位于普泰奥利［Puteoli］附近的别墅称作他的academy。1427年——这是就我所知academy这个词出现于现代的最早的年代——当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称他的乡间别墅为“academiam meam Valdarninam”［“我在瓦达尔诺村的学园”］时，无疑他心里想到的正是西塞罗。所以，在15世纪人文主义者中，academy这个词就已具有了公认的内涵，而菲奇诺（顺便提一下还有卡克斯顿［Caxton］）将柏拉图学园安排在一所乡间别墅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既重要又很奇特的结果。2
就像在古希腊academy这个词从一个地名延伸指一群哲学家，后来又扩展到一种哲学体系，菲奇诺的朋友们也很快成了“Academici”［“学士”］，而他本人则成了“Academiae Princeps”［“学长”］。然而，若以为这种academy是以某种方式组织的——一种开会发表报告的科学团体，那就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新的无拘无束的、非正式的聚会方式，友善地讨论研究问题，那么引人入胜，那么轻松愉快，与那种学究式的、单调乏味的大学完全不同。在那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小圈子里，这一含义明显居主导地位。在盛期文艺复兴不长的若干年内，这一新术语在这些小圈子里被突然采纳。除了上面提到的以蓬波尼奥·莱托和贝萨里翁为中心的团体以外，在那不勒斯也有一个academy，由国王阿方索［King Alfonso］和帕诺尔米塔［Panormita］创办。帕诺尔米塔于1471年死后，由乔瓦尼·蓬塔诺［Giovanni Pontano］领导。这个词还不时用来称呼以下人士的博学的朋友们，他们是：阿尔贝托·皮奥·达·卡尔皮［Alberto Pio da Carpi］、穆拉诺［Murano］的尼科洛·普里乌利［Niccolò Priuli］、住在维琴察附近自己别墅中的诗人特里西诺［Trissino］、波代诺内［Pordenone］的雇佣兵队长巴尔托洛梅奥·利维亚诺［Bartolommeo Liviano］、曼托瓦［Mantova］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以及科雷焦［Coreggio］的公爵夫人维罗尼卡·甘巴拉［Veronica Gambara］。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建立了一个名为Νεακαδήμεια［新学园］的学会，在其中他和朋友们说希腊语，读希腊文著作，校订将要出版的希腊文版本，并自负地以φυλής άναγνωοτίδος［同窗］，φυλής θεραπεμτίδος［学友］和διδασκαλίδος［老师］等相称。阿尔杜斯试图使他的学会取得皇家的或教皇的特许状，如同蓬波尼奥·莱托已获了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的承认那样，但未能成功。特许状可使其拥有学位授予权，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具有雄图大略的机构，依然是民间的、非官方的。3
尽管academy这个词一般被用来指这种社会文化交往的新形式，但它在1500年前后的意大利学者与业余爱好者中间太流行了，所以它还具有另一些同源含义，如柏拉图哲学、西塞罗怀疑哲学、半神秘的占星术团体，甚至指纯正的（非学究式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本书的篇幅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对这些情况做详尽的讨论。4
当academy这个词开始渗透到北方时，其过程也十分类似。我所能捕捉到的第一个实例又涉及一位学者隐居独处的别墅。他是一位德国人文主义者，叫西吉斯蒙德·戈森布罗特［Sigismund Gossembrot］，他偶尔提及他在奥格斯堡附近的“居所学园”［“habitatio academica”］。德国最早的意大利式学园是由康拉德·采尔蒂斯［Conrad Celtis］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创立的两个联谊会，即莱茵河文学联谊会［Sodalitas Literaria Rhenana］以及多瑙河文学联谊会［Sodalitas Literaria Danubiana］，尽管它们似乎从未被称作学园。但是academy这一名称（这次可明显看出是对阿尔杜斯学会的模仿）被人用来指那些在阿尔萨斯地区哈格瑙［Hagenau in Alsace］的、与安斯赫尔姆出版社［publishing house of Anshelm］相联系的小型读者圈子，如梅兰希顿［Melanchthon］这样的学者即属于这种圈子。5
到了这个阶段，便开始了词源学的发展进程，它既与意大利15世纪的通行用法不同，又与（我们将要看到的）意大利16世纪的用法不同。中世纪的Studia Generalia［大学馆］或Universitates Studiorum［研习馆］是人文主义者的创造。随着对它们的改造，academy这个时髦的、可令人愉快地忆起古代与文艺复兴的词，便成了university的同义词；在本国语中university幸存下来并沿用至今，academy则被用来作为它的拉丁语译名。今天在某些地方，这两个词的意思仍然完全相同。6
因此，当“academy”这个词在北方经历了独立的发展时，它在意大利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这一变化作一较详尽的追溯同样是有益的，不仅因为它的含义与本书的主要问题息息相关，也因为这类词源学的变迁总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精神变化。1500年左右意大利的学会已表现出盛期文艺复兴的自由与大胆的精神，也表现出了对古代的热情与宽广的兴趣。一旦文艺复兴走向衰落，在艺术领域中被手法主义所取代，在通史领域中被导致了反宗教改革的种种潮流所取代，academy就不再如先前那样是非正式的、无拘无束的团体了。7在试图分析这些情况发生时的种种变化的过程中，得面对若干新学会突然之间发展起来的难题。自16世纪60年代后期往后，意大利各地的学院数量越来越多；乔安尼斯·贾基乌斯［M. Joannis Jarkius］的《意大利精英学院史例》［Specimen Historiae Academiarum Eruditarum Italiae］（莱比锡，1729年）列举出500多个——其中博洛尼亚有70个，罗马有56个，威尼斯有43个——而且，梅伦德尔［M. Maylender）最近出版的五卷本《意大利学院史》［Storia delle Accademie d’Italia］表明，在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有2200多个学院。在那些大城市有数十个学院，即便像福林波波利［Forlimpopoli］或卡斯特罗维拉里［Castrovillari］这类不起眼的小地方，亦不乏学院的存在。要想对此作出解释，必须认识到，自1540年以后，许多形形色色的社团和协会爱用夸大其词的学院称号来装潢门面。正如上文所述，你可万无一失地将15世纪的某个学院解释为人文主义者的非正式聚会，你亦会轻率地以为16世纪末或17世纪的学院也是这同一类聚会。梅伦德尔只是以字母顺序来讨论这些不胜枚举的学院，并没有想对它们做系统的说明。在我们的语境中根据它们的意图来论述才是合适的。
文艺复兴时期，academy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出现了培育“amene lettere”［“怡情悦性的文学”］、“per fuggir l’ozio”［“摆脱无所事事”］的聚会圈子，再举一例便可看得明白。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于1656年在罗马建立了一个学院，说她的计划是“通过所有的学习、实践和优良的道德来造成一种真正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学生去说，去写，去做符合自己身份和高尚的事情”。优雅的书写与谈吐风度以及达观的生活态度——这在那时便是“怡情悦性的文学”所指的东西。这些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获得：作曲、吟诵诗文、评论诗歌；阅读和撰写有关伦理学与修辞学一般论题的演讲稿，有时可讨论与解释某些旧时意大利文学珍品，如彼特拉克《十四行诗》或但丁《神曲》的选段。演剧是另一项活动，众所周知，由帕拉第奥［Palladio］建造的奥林匹克剧院便是为一家民间学会建造的舞台。上演的剧目要么是过去的流行作品，要么是当代著名作品，或是学会会员的近作。偶尔还上演即兴喜剧。应提到的另一活动是音乐演奏， 要么作为许多活动之一，要么作为某个学院的唯一研究目标。起先是室内乐与歌唱，后来又研究起宗教清唱剧和歌剧。对每一个熟悉18世纪音乐与音乐家的人来说，academy在那时实际上是最常用来指称音乐会的词。不过，“骑士术”［“arti cavalleresche”］、剑术、马术、舞蹈等也成为academy的研究内容，有时甚至是主要内容，以至于这些社团被称作“军事学院”［“accademie d’armi”］。8
学院的宗旨五花八门，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论及了执着于最初的文艺复兴学院之主张的那些类型。然而，有更多的学院是为了开展完全不同于1530年之前的活动而建立的。他们的任务或许是组织欢迎城市夫人的庆典，或严格根据成文规定郑重其事地操办宴饮、牌戏或投射竞赛。9 另一方面，讲座可以成为学院的主要项目，它们可能发展成科学团体。因此就有了一些特殊的学院，对意大利语以及拉丁语、希腊语进行语言学研究；对神学教义与历史进行研究，或对考古学、法律、医药、自然史作研究。10 在这类学院中，所有会员都参加讨论，都可登台演讲。从这种开展演讲与辩论的学院到举办技能讲座、使听者可获得一门学科系统入门知识这类具有大学特点的机构，其间只有一步之遥。在这里，绕了一大圈，意大利的academy似乎与到那时为止在北方最常见的“academy”类型相遇了。然而，仍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意大利，并非整个大学或学校都享有academy这一新名称的荣耀，而只是它的一部分（例如由耶稣会所属学院培育起来的辩论俱乐部），抑或一家老学院发展为一所相对完整的大学，并获得了授予学位的特权。在北方，原有的大学都进行了改革，然后被称为academies；而在意大利，academy发展起来，有时取代了university。最典型的例子是佛罗伦萨学院［Accademia Fiorentina］（参见下文），该学院的主管［Consul］在1541年被授予老佛罗伦萨大学校长［rector］的特权、年俸与职权。一旦academy这一术语被用来指学校，也就被用于私人教育，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私人教育机构是由年轻贵族们为自身学习而开办的，或是由王公为其儿子、望子成龙的父母为其孩子操办的，以避免“将儿子托付给学校会遇到的诸多危险”。11
这一概述或许涵盖了意大利各种学院的活动范围。突然间出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学院令人惊讶，因为这五花八门的目标并非是逐渐相互派生出来的。但承担了几乎所有上述任务的学院是在1530至1565年这35年间出现的。12 这种多样性是16世纪的学院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那些学院的两个主要区别之一。多样统一是1500年左右所有学院的特征，这一点与盛期文艺复兴的文化与艺术相一致，正如多样统一是莱奥纳尔多、拉斐尔或乔尔乔内［Giorgione］的作品的特征。对许多科目的鲜活兴趣是多样化的，而非正式的、友善的交往方式则是统一的。一旦手法主义击溃并驱逐了文艺复兴，伟大的和谐便被扯碎了。新教教堂抛弃了老教义，而老教义反过来又焕发了青春，反宗教改革运动使它恢复了往昔的战斗精神。在宗教战争的那几十年里，在圣依纳爵［St Ignatius］和圣德肋撒［St Theresa］所处的那些年代里，西方的灵魂从未如此这般地自我拷问，如此残酷地被撕碎、被割裂。在布龙齐诺［Bronzino］的肖像画以及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宗教绘画中的人物，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的变了形的圣母像，布鲁盖尔［Brugel］画的呆板的农民，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痉挛。那时一些特别的画种——风景画、静物画、风俗画等——脱离了欧洲艺术的主体，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丢勒画宗教画，主要是肖像，也画水彩风景与静物。当时博克莱尔［Beukelaer］擅长画静物，布鲁盖尔擅长画民俗，蒙佩尔［Momper］则擅长画荒野群山，等等。
新学院的第二个突出特征与手法主义的另一主要特征之间的联系同样显而易见。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机构，而手法主义时期的学院则建立起详尽的、最为周全的规章。13 有案可查的第一套学院成文规章是1531年锡耶纳粗野者学院的章程。在博洛尼亚，最早的实例是1537年的旺达学院［Floridi］，在佛罗伦萨是1540年的潮湿者学院［Accademia degli Umidi］14，在罗马是1541年的被轻蔑者学院［Sdegnati］。这些年代与早期手法主义绘画非常吻合。人们常会看到有关行政官员选举的明确规定，一位校长，若干位督学，或许还有一个学校工友；再进一步，有关会议形式、次数、持续时间的规定，以及匡正学院会员行为举止的规定。团体名称选自题铭与箴言，而学术绰号则被派给学院会员［academicians］。学院与会员的称呼往往很古怪。有许多学院称作Accesi［被点亮者］、Agitati［活跃者］、Animosi［勇敢者］、Ardenti ［炽热者］、Concordi ［和睦者］、Costanti［恒久者］、Desiosi［渴望者］、Eccitati［激奋者］、Elevati［高尚者］、Infiammati［燃烧者］、Occulti［隐匿者］、Oscuri［昏暗者］、Rinovati［革新者］，我们亦发现有些称作Addormentati［沉睡者］、Incolti［未开化者］、Immaturi［未成熟者］、Ipocondriaci［忧郁者］、Naufraganti［遇难者］、Percossi［遭殃者］、Sonnacchiosi［瞌睡者］，而且学院会员不但有叫Il Costante［持之以恒者］、L’Incerto［犹豫不决者］的，也有叫Il Vizioso［堕落者］、Il Pauroso［胆怯者］的。如果一个学院会员同时又兼作其他学院会员，正如常有的情况，15 他总是要在其著作扉页的署名上加上所有学院的绰号。当然，这些夸张的、浮华的名称，保留了巴洛克式学院的特色，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不再时兴了，那时新古典主义运动开始聚集力量。于是，它们逐渐被诸如文学院［Accademia Letteraria］、科学院［delle Scienze］、经济—文学院［Economico-Letteraria］、教会史学院［di Storia Ecclesiastica］等名称所取代。
以前有人说，要想从16世纪意大利学院活动的宽广河流中指出发展的主流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所记述的各种活动与取向中，哪些对未来学院特点的形成有建设性的价值？如我们所见，我们关于一所学院的现代观念与16世纪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今天我们提到学院，通常指皇家或政府主办的促进科学或艺术的机构，或是指一所公立的美术学院。本书以下五章将论述美术学院的历史，而在这章导论里，必须先勾画出到18世纪为止科学院的历史轮廓，否则不同时期美术学院的许多特色将无法得到充分理解。
要区分出两条主线，一条追溯研究语言与哲学问题的学院的发展情况，另一条则涉及狭义的科学院，即研究兴趣在于物理学、化学、自然史等方面。
语文学院［philological academy］起源于佛罗伦萨，起初也属于民间性质，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有了小型的、非正式的潮湿者学院（成立于1540年）。托斯卡纳第一位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插手了此事，并亲自当上了——不是所有成员都满意——它的保护人。该学院即刻更名，以比较简单但更加雄心勃勃的校名“佛罗伦萨学院”继续活动。16 除了先前的任务之外，该学院现在明确宣布要培育意大利语以与拉丁语而抗衡。要做的事情是“翻译、写作，以及将其他一切语言、一切美好的知识融入我们的变革之中”。这个学院既有私下聚会，又有公开集会。第一次聚会是在老美第奇宫，后来又在维奇奥宫，那时该宫殿已变成美第奇家族的府邸。从1553年开始，有关但丁和彼特拉克的课程由两位领薪教师讲授，他们是詹巴蒂斯塔·杰利［Giambattista Gelli］和贝内代托·瓦尔基［Benedetto Varchi］。在［原书］第11页上我们已提到，学院的主管已变成了大学校长。将语言条理化并纳入图表，这种想法对于手法主义时代一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569年，另一所学院开张，其规章与佛罗伦萨学院的十分近似：扭曲者学院［Alterati］，聚会于斯特罗奇宫［Palazzo Strozzi］；1587年，第二个学院即渴望者学院［Desiosi］成立，聚会于阿戈斯蒂诺·德尔·内罗［Agostino Del Nero］的宅邸；1582年，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成立，它是所有学会中最重要的一个，其创建者是佛罗伦萨学院的五名会员，他们因该机构的一本正经与墨守成规而退出。他们不确立什么原则，不称他们的团体为学院，并决定不依照一成不变的规则行事，除了这一条：只培育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学元素。格拉齐尼［Grazzini］——他的绰号是软口鱼［Il Lasca］，是潮湿者学院为他取的——是这个新社团的主要发起者。但格拉齐尼死于1584年，此后它在捍卫文艺复兴自由方面似乎不再那么强有力了。它接受了时代的精神，所确定的任务也几乎与佛罗伦萨学院一致了。1591年，该学院决定编纂意大利语言辞典。1612年，秕糠学会词典出版了。
在成就了这番事业之后，秕糠学会开始有了国外的回应。1617年，埃德蒙·博尔顿［Edmund Bolton］向詹姆斯一世［James I］提出了成立“皇家美术学院或学会以及荣誉委员会”的计划，这是16世纪与中世纪不同思想的奇特混合物。这个团体聚会于温莎城堡，有48名会员，分为三个等级，监护者（即嘉德骑士团［Knights of the Garter］）、辅弼者［Auxiliaries］以及精英［Essentials］。精英的职责是做研究工作，其任务中有一项是“应将好书从外国语忠实地翻译为我们的语言”。17 由于詹姆斯一世的去世，博尔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就在1617年这同一年，安哈尔特亲王路德维希［Prince Ludwig of Anhalt］（他从1600年开始曾是秕糠学会的一员）在魏玛建立了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其宗旨是振兴德国语言。该社团后来更名为北方棕榈树学会［Palmenorden］，这个名称现在更广为人知。18 尽管它与德国17世纪诗歌的联系饶有趣味，但它仍是个小型的偏远社团。
佛罗伦萨的学院教学计划不是在德国或英国而是在法国得到了决定性的发展。而法国正是在绝大部分文化领域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在文学、建筑与绘画方面开始超越意大利时，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黎塞留［Richelieu］是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发起人。1635年，他游说政府接管一个民间文学团体，以组成一个致力于法兰西语言研究与理性发展的中心。这一思想显然来源于佛罗伦萨，但在那里这只是宏伟纲领的一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主要的东西，尽管不能说是学院的唯一目标。在法兰西学院的成立公告中，确立了如下的规章：“学院的主要职能是尽可能专心仔细地为我们的语言制定确切的规则，使它纯洁，有表现力，能阐述艺术及科学问题。”为完成这一任务，学院计划编纂一部词典、一部语法书以及修辞学与诗学纲要。在头三百年内，只完成了词典编纂工作，首版于1694年，再版于1718年、1740年、1762年、1792年。语法书直至1932年才出版。19 不能想象，有什么能比学院热切追求语言的理性、系统和秩序更能说明法国精神、专制主义精神和高乃依与普桑所处时代的精神了。在笛卡尔和黎塞留的时代，法国的专制主义已经实现了手法主义时代佛罗伦萨专制主义所向往的东西。
兴办皇家学院的想法也影响到了其他领域，原因就在于这些都发生于同一国度、同一时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柯尔贝尔［Colbert］成了综合性学院体系的主要开拓者。路易十四于1661年开办了舞蹈学院［Académie de Danse］，那时他23岁，刚开始独立执政。该学院当时还处于发展主潮之外，不过以下这点还是意味深长的：它的宗旨是每月召集一次会议，就采取何种措施改进舞蹈艺术状况与标准问题展开辩论。在同类次要的学院中，有一所音乐学院［Académie de Musique］，建立于1669年，其实就是皇家歌剧团。但我们要回到学院发展的主干道上去，看看柯尔贝尔所钟爱的两项事业，即创办于1663年的铭文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以及创办于1666年的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铭文与文学院20 最初只是法兰西学院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铭文、徽章、图样等——这是一项典型的巴洛克式任务。后来它逐渐研究起了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早在1701年的规章中，它的目标就确定为研究“陛下的宝物陈列室中的铭文、徽章、圆盘饰、玉石和其他古代与现代的稀世珍品”以及“法兰西的文物与古迹”。无疑，这是大多数当代国立或皇家学院中哲学与历史部门的主要源头之一，另一源头是波朗德派［Bollandists］和圣莫尔修道院［St.Maur］僧侣的研究工作。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巴黎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是现代学院中数学班与物理班的两个源头之一。这一机构的背景也可追溯到意大利。情况又是这样，开始是民间团体，后来由政府发展了下去。16世纪60年代，在意大利南部的科森扎［Cosenza］，一个非正式的哲学家圈子聚集在帕拉西奥［Parrasio］和泰莱西奥［Telesio］的周围。1560年，乔瓦尼·巴蒂斯塔·波尔塔［Giovanni Battista Porta］在那不勒斯建立了秘士学院［Accademia dei Segreti］，以研究解剖学与实验医学为宗旨，其会员自称为Segreti［秘士］，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无偏见的研究若传出去会招致危险。事实上他们的聚会很快被取缔，因为与特伦托宗教会议的新精神格格不入。那时手法主义已接近尾声，反宗教改革的好斗时代已经逝去，巴洛克时代已经开始。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诱人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增加了。21 早在1603年，山猫眼学会［Accademia dei Lincei］便在罗马宣告成立，其宗旨亦是研究科学与天文学问题。该学会的创建者是四位业余爱好者，为首的叫马尔凯塞·切西［Marchese Cesi］。他们的第一次聚会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被人发现，因反抗而导致数月之后被解散。1609年，他们再次聚集在一起，这一次倒是比较顺利。1610年，波尔塔这位实验科学行家加入进来，1611年伽利略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接下来的出版物由山猫眼学会印制，切西甚至可以在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发表正式演讲。但是到1616年，教士对伽利略的反对开始产生了效力，情况又复如从前：切西离开了罗马。乌尔班八世［Urban Ⅷ］尽管很开放，但也没有保护这个学会；控告使伽利略沉默了，并使意大利一切进步的研究停顿了几十年，还累及山猫眼学会。它倒了台，直到1745年在里米尼、1801年在罗马重新开张。
只要新思想还只为少数人所有，就不可能转化为固定的形态。只有当许多人掌握了新思想并投身于其中，才能将其采纳为学院的纲领。由此看来，科学院的全盛期当开始于1650年，那时挫败教士对实验科学的抵制已成定局。在意大利，这一契机的标志是那不勒斯研究院［Neapolitan Accademia degli Investiganti］（1650年）以及更为重要的佛罗伦萨实验学会［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Cimento］（1657年）的成立。实验学会的创立者是后来的红衣主教，美第奇家族的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liam of Medici］以及他的兄弟托斯卡纳大公，他们给实验学会确定的任务是实验物理学与天文学的研究。该机构没有精心制订的规章，其会员也没有取什么绰号，这些表明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启蒙时代——已初露曙光。该学院的第一部文集［Saggi］出版于1666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它的开端很有希望，但因内讧以及重要会员的退出，尤其是利奥波德王公的退出，于1667年终止了活动。在意大利诸城镇中，很快又有了若干类似的学院，但规模不大，只是地方性的。如果我们想要追踪发展的主流，就像我们在论述各语言学院时所做的那样，就必须立即离开意大利转向西方诸国。意大利在欧洲文明中的领导地位终结了。22
在建立皇家实验科学学院方面，罗杰·培根［Roger Bacon］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祖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领先于法国。1662年，查理二世将一个民间学者与业余爱好者社团转变为促进自然知识的皇家学会，而这个民间社团早在1645年就在伦敦和牛津活动了。23 皇家学会明确表示该团体将致力于“哲学研究，尤其是那些以具体实验来进行的哲学研究”。国王是该机构的会员，因此也就是英国贵族的合适的代表——这种情况可能源于法兰西学院的名誉会员［Membres Honoraires］。在这里无须详述皇家学会的第一个百年的活动，也无必要罗列诸如牛顿、哈雷、雷恩这样的早期著名会员。它对欧洲的影响甚巨，与姊妹学院法国科学院齐名，后者于1666年被授予皇家特许状。这又是在一段民间活动期之后官方加以确认的一个实例，可追溯到1640年或更早。笛卡尔、帕斯卡尔、加桑迪属于这个民间圈子，柯尔贝尔对它的关注是受到学者、业余建筑师佩罗［Perrault］的影响。24 柯尔贝尔认识到他的重商主义计划可能会从该学院的研究工作中获益，故设法使其资金得以落实，用来购买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与材料，并支付研究人员的薪水。刚开始时并未制订任何规章，只是到了1699年该学院获得了卢浮宫内的研究设施时，才订立了一个合适的章程［Règlement］。这个章程一直在使用，直至法国大革命将所有学院作为特权性的，因而也是反民主的机构予以取缔时为止。然而，出于法国民族特性的种种深层次的原因，即便是罗伯斯庇尔的政府似乎也已感到拥有某种学院体系的必要性。国立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明确以共和主义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以新名称对旧时若干学院进行重组。1815年路易十八恢复了它们的旧称，今天它们仍是法国公共生活中的强大力量。
与英法同时，德国亦掀起了建立科学院的运动。但在实行中央集权的法国与英国，真正重要的学院都是在首都发展起来的，而在德国学院却草创于若干个中心城市。学院的起源仍是民间社团。从1622年到1625年，容吉乌斯［Jungius］在罗斯托克［Rostock］与一群同行和朋友一道工作，他的学院叫作探求者学会［Societas Ereunetica］。1652年，在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自然研究学院［A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成立，于1672年获帝国特许状，1687年获学位授予权。现在它仍以利奥波德-加洛林学院［Leopoldinisch-Karolinische Akademie］的院名存在。与所有其他学院不同的是，它的院址随院长宅邸而迁移。在17世纪晚期，莱布尼茨这位巴洛克时代最博学的思想家开始领导了一场引入法国式学院体系的紧张热烈的宣传运动。大约在1670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建立德国学会的问题（《关于建立一个德国学会的思考》［“Bedenken von Aufrichtung einer Societät in Deutschland”］），而Society［学会］这个术语表明伦敦给他的印象之深刻正如巴黎。他指出“学会或学院”对于促进艺术与科学、对于一个国家将“贸易与商业及科学”结合起来——一种典型的重商主义论调——以及提高医学、外科学与化学水平的重要性。在出版了若干本这方面的书并做出种种努力之后，莱布尼茨最终引起了索菲娅·夏洛特［Sophia Charlotte］及她丈夫普鲁士腓特烈一世的兴趣。于是科学院［Academia Scientiarum］于1700年在柏林成立，首次将三所巴黎学院的任务熔于一炉。考虑的问题有：“观察大自然中诸神的作品与奇迹，说明、描述和实施他们的创造发明、艺术作品、事务和教诲”，还要研究“全德意志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的通史及基督教会史”。这所学院，一个真正辉煌的设想，发展成为腓特烈大帝的皇家科学与文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 Lettres］，后来又成为皇家普鲁士科学院［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5
在柏林的这所学院之后，有大量类似的综合性学院接踵而来，全都脱胎于巴黎的范型。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在法国创造的学院体系，现在借启蒙运动之力量加以传布和宣扬。就本书的主要任务而言，这一情况可用来概括理性时代的政治家之所以相信并拥护学院的理由。因为在中世纪晚期，像吕贝克、布鲁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的力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以至于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对事物及人的本质的兴趣以及对把握它们的种种方法的兴趣，开始遮蔽曾盛行于中世纪哲学中的超验论。科学领域中的哥白尼与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政治学领域中的马基雅维利，神学与哲学领域中的瓦拉和伊拉斯谟，这些伟人的名字便是这种新世界观的标志。同时，新教引导人们重视家庭、职业和经营，这与正统的中世纪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当人文主义将欧洲人的思想从盲目接受权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时，当新教使个人直接诉诸上帝时，科学也采用了归纳法并立即蓬勃发展起来。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发现就是实验研究新精神的成果。他们寻求真理并掌握了真理，这真理独立于宗教教条，同时其本身作为人类智慧与优越性的证明而获满足，并可非常实际地用来控制大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教导的这条原理渗透于大部分启蒙时代所撰写的科学著作之中。现在，旨在发现具体数据的研究工作很容易适应于某种组织形式。17世纪人们认为这样的思路在科学、历史、法律或哲学领域中都是理想的、实用的，只有通过各方综合努力才能最有效地取得进步。所以，学院是时代哲学精神的一种适当的表现。同时，由于各国现在对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中科学的力量以及民族事业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所以它们必定要积极重视以学院方式组织起来的研究团体。于是下列情况便发生了：今天大多数有名的科学与文学院都建立于启蒙时代，即1710至1810年间：1713年马德里（其目标是出版一本标准的西班牙语词典），1720年里斯本，1726年圣彼得堡，1739年斯德哥尔摩，1744年费城，1752年哥廷根，1752年哈勒姆，1759年慕尼黑，1766年莱顿，1772年布鲁塞尔，等等。这些学院中有的专门研究数学与物理学，有的研究哲学和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两个“班”综合起来越来越成为通常的模式。现在，如果有人读到“维也纳学院”，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与一个政府机构挂上钩，它遴选出的杰出学者，是科学、历史和哲学研究中最高水平的代表。
除非你将“维也纳学院”与一所美术学院联系起来。这种联想同样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在上文已一步一步追溯了“学院”这个词在若干个世纪中的词源发展情况，而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术语包括了两种形式，它既指科学与文学院，又指美术学院。在导论这一章中，我们从总体上勾画出各种学院谱系的轮廓：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它们最初以人文主义者民间聚会的形式出现，到手法主义时期最早的学院规章和财政制度，再到柯尔贝尔服务于专制主义的学院体系的伟大构想，直至这一观念在整个欧洲的传播。
下面的五章将以类似的方式讨论美术学院，描述与说明它们的起源与发展，时间上从标志着人文主义学园开端的同一时刻，一直到当今为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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