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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7 17: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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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正安、王莹莹、史晓翌、丁珊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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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6年间中国陶瓷艺术

1949-1976年间中国陶瓷艺术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1949-1976年间中国陶瓷艺术作者:李正安、王莹莹、史晓翌、丁珊排版:Clementine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9-01ISBN:9787302396581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新中国成立之初陶瓷产学研的恢复与发展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新中国陶瓷生产恢复与企业改建

第三节 陶瓷科研与恢复名窑

第四节 发展陶瓷教育并形成创作设计队伍第一节 引言

我们尽可以为自己是陶瓷的故乡人而自豪,为历史上中国陶瓷的典范地位与作用而欣喜。然而,事物总是具有其两面性。当中国陶瓷生产延续至清末时,一方面,因处于连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局面,且受限于封闭型的旧生产方式,故中国陶瓷业缺少刺激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几乎无异于陶瓷艺术的兴盛失去了生发的根基;另一方面,西方工业革命的滚滚浪潮几乎没有波及中国这个东方古国,仅有一点点余波触及了铁路、矿山和纺织等局部范围,根本没触及陶瓷。加之国外陶瓷产品的扩充和输入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外销和内需,这又相当于使中国缺失了繁荣陶瓷艺术的外部环境。

因而,20世纪上半叶的那段时期,中国陶瓷总体上处于一种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状态,只是依靠这个行业内传统惯性的推动而苦于支撑和维系。我们自己的陶瓷工业似乎是一片空白,现代陶瓷艺术与设计的格局、思路或荣耀等,距我们相去甚远;对世界而言,该时期我国陶瓷艺术在总体上未曾也不可能产生像历史上那样具有举世瞩目的成果与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陶瓷业先后历经恢复、改造、发展和停顿四个阶段,实施了经济体制、企业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其间,既有逐步建立了相应的以日用陶瓷为主的陶瓷工业规模体系,满足当时的内需和稍后的外销,以及相应产生了一些颇有成就特色的陶瓷艺术家和优秀作品等;也留下了生产方式改造“一刀切”,传统手工技艺遭受冷落,特别是“文革”所带来的莫大遗憾等。

无论如何,那时中国的陶瓷艺术仍在艰难和曲折中发展,仍然不乏有目共睹的长进和骄人的成就,不乏值得我们倍加推崇和景仰的陶瓷艺术家与设计师,不乏各具特色的优秀陶瓷艺术与设计作品,不乏有待后人用心领会并书写的设计与创作感受及经验总结。所以,有必要回头整理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经验,总结不尽人意的教训,肯定取得的成果。

出自上述感悟和意愿,在有关方面切实有力的支持下,我们合力回顾新中国陶瓷艺术在恢复中的发展之旅。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本书综合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陶瓷艺术史实,以重要事件、典型人物及其代表作品为线索,从产业恢复、教育发展、产区特色、“文革瓷”分析、重要人物及其代表作品诸方面进行理论思考与总结,以反映史实、告慰先辈和激发后人。第二节 新中国陶瓷生产恢复与企业改建

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百业凋零。具有悠久历史的陶瓷产业危在旦夕,往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1949年年初,全国各地的陶瓷厂呈现半停产、停产状态,满目疮痍,亟待恢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基于经济自救和解决大批艺人的生活出路等原因,对特种手工艺采取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政府遵循“保护、发展、提高”工艺美术的方针,经由有关主管部门对陶瓷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工作。各地政府积极组织恢复生产,把流浪艺人召回,让工人归队,在生产上给予各种支持。随后政府采取发放贷款、收购陶瓷产品等举措,协调解决产品流通不畅等问题,陶瓷生产得以逐渐恢复。历经三年的努力,自1953年开始我国瓷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恢复工作延续历史上形成的“南青北白”的两大瓷系,南方以景德镇为中心,传承发展手工业生产;北方以唐山为重点,发展机械化生产。以这两地的工作带动全国各地陶瓷的发展,为新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找到一条路径。一、恢复原企业与作坊

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建立企业式的陶瓷厂已经有数十年历史,但是在动荡的时局中未能正常发展,瓷业生产破坏严重,即使在陶瓷企业曾经较为集中的景德镇、石湾和枫溪等产地,也仅存数十家作坊式的窑厂,它们大多规模偏小、厂房破旧、设备简陋和资金不足,从业人员数量从数百到千余人不等,主要采取手工生产的方式,生产状况落后。此外,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陶瓷作坊,陶瓷原料、燃料就地取材,还处在农牧副业兼顾的家庭式手工业状态。在此种情况下,依靠瓷业本身复业和生产是不现实的,各陶瓷产区面临的首要困难就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恢复生产。在此背景下中国瓷业被有计划地纳入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至1951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根据陶瓷业生产的情况和特点,组织个体手工业户,统筹商品,疏通购销渠道,解决滞销问题,从而使奄奄一息的陶瓷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如“北方重点产区唐山市1949年下半年复业工厂达87户,比上半年增加37户,复工人数达5000余人;湖南省醴陵市在一年内便有6000余人复(1)工,达237户”。再如,“广东枫溪镇,除四家资方工厂首先组成四户自救工厂外,又把122户个体生产户组成19个生产自救组,由政府出资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如大埔的高破镇个体户更多,参加自救组(2)织达1236户”。在地方窑场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倒闭的窑场基本上恢复了生产。如邯郸在1951年已恢复生产的碗窑及砂货窑有232座,缸窑有34座。在1952年时,景德镇全市172户私营小厂组成了18家私营联厂等。

自1953年开始,陶瓷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开始步入全面发展阶段。此时国家对旧行业进行改造,采取逐步过渡为生产合作社和公私合营工厂的形式。这一政策非常适合经营分散、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保守、以手工业生产方式为主的陶瓷业。在政府的鼓励、推动和资助下,陶瓷业的改造工作进展较快,自1953年起大部分私人手工业户相继加入集体的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除边远山区外,90%以上的手工业户均已被组织到生产合作社中。二、召回流散技艺人员

1956年,政府相关部门在听取工艺美术行业汇报后,就保护民间老艺人、建立相关机构和院校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传承保护手工业。1957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根据“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提出爱护老艺人,提高他们的技艺,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创作设计人员的培养,以及制定艺人、工艺美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等具体政策和措施。在此背景下,主管陶瓷业生产的轻工业部和地方政府对传统陶瓷技艺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作,如招回老艺人、关爱老艺人,为他们安排生活、就业,提供作坊组织恢复生产,使他们能传授技艺与培养艺徒,进而恢复传统产区和古代名窑的生产技艺,弘扬传统文化。

景德镇“珠山八友”刘雨岑、王大凡及王步等人既供职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即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并带徒传艺。著名的捏雕艺人蔡金台、雕塑艺人曾龙升以及毕渊明、徐天梅、时幻影、熊晓峰、陈耀新、余文襄、余翰青、石宇初、涂菊清、王小凡、魏荣生、赵惠民、段茂发、李盛春、欧阳光等都是此时期活跃在景德镇的优秀陶瓷艺人。王大凡把技艺传授给青年一代

在广东,20世纪50年代,石湾陶业受到了政府和各方面的重视,成立了石湾美术陶瓷厂,先后聘任了区乾、刘传等名家名匠,招收了一批有一定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年轻人对石湾陶艺进行研究、整理和创新,打破了旧时师徒制和传男不传女的旧习,培养了庄稼、刘泽棉、廖洪标等优秀雕塑人才。枫溪浮洋泥塑的著名老艺人吴镇藩等5人被调入枫溪陶瓷研究所,专门从事瓷塑创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并有所建树的有王龙才、吴德立、林鸿禧等人。德化瓷业在苏勤明的精心组织和传授下,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都有了可喜的变化。刘传和他的弟子

宜兴于1954年成立了蜀山紫砂生产工场,将流散在各地的紫砂从业人员组织起来,其中有陶刻艺人任淦廷,制坯艺人朱可心、顾景舟、王寅春、裴石民、吴云根、蒋蓉等59人。1955年1月,改工场名为“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紫砂工厂”,10月招收26名社会知识青年为第一批学徒,开办“宜兴紫砂工艺学习班”,王寅春、裴石民、朱可心、吴云根、顾景舟、任淦庭、蒋蓉等带徒传艺。1956年又招收了第二批学徒,由王寅春、吴云根任辅导员。两批学徒共计61人。老艺人专事授徒,徒工三年内专事学习技艺,这批艺徒迅速成长,提高了紫砂工艺队伍的文化素质,充实了技术后备力量,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紫砂的手工艺。1956年,高庄教授在江苏省宜兴市进行创作,他的许多建议对传统紫砂技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设计实践活动和成果丰富了紫砂造型艺术与方法。任淦庭带徒传艺裴石民传授技艺朱可心与紫砂工艺班吴云根与徒弟们蒋蓉给徒弟讲解学员

1955年,醴陵为恢复釉下彩,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相关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将老艺人林家湖、吴寿祺请进研究所任技师,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他通过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活动,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恢复和发展增添了活力。吴寿祺和部分学徒

为了恢复传统钧瓷工艺及生产,1955年神垕镇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主任刘保平从外地请回了钧瓷老艺人卢光东和卢光文,进而率先试验烧制钧瓷。1956年,该社烧制仿宋蓝釉色钧瓷实验成功,很快投入少量生产并开始出口。此后,地方国营豫兴瓷厂和公私合营豫西瓷厂有关人员也先后请钧瓷艺人卢广文、郗杰、王喜娃、卢正兴进厂试烧钧瓷。1959年禹县神垕钧瓷厂老艺人留念(第一排左起:王喜娃、卢20世纪70年代刘福安(右二)广东、杨书信、定庆祥;第二排与徒弟讨论钧瓷制作工艺左起:高松禄、卢广文、郗杰)

龙泉地区亦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在1956年将原来仿制弟窑制品的老艺人集中,开始进行龙泉瓷的恢复工作。全国其他地方也纷纷请艺人参与工艺恢复等,如山东淄博的侯相会,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试验已于明代失传的雨点釉,经不懈试验与多方协助,1959年终于将其试制成功。另外,北京的徐翰臣、宜兴的诸葛永南、山东的姜庸夫、安徽的卢善义、黑龙江的寇化林、河南禹县的任坚、河北邯郸的吴兴骧、浙江的高建新以及龙泉的李怀德等,他们都是此时期有代表性的陶瓷艺人,均有过传艺带徒的经历并为恢复传统技艺奉献了各自的年华、精力与才干。侯相会与徒弟李洪昌三、建设新的陶瓷企业

国家在鼓励老艺人参与生产及更新技术的同时,开始投资新建一批陶瓷厂并组织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

20世纪50年代中期,景德镇相继组建以生产高温颜色釉和青花装饰工艺为主的建国瓷厂;以生产釉上粉古彩、新彩装饰工艺为主的艺术瓷厂;以生产青花为主的人民瓷厂;以生产青花玲珑为主的光明瓷厂;以中西茶餐具及西北民族生活用瓷为主的新华瓷厂;以生产国家用瓷为主的红旗瓷厂;以制壶闻名的东风瓷厂和以传统彩瓷雕塑风格著称的雕塑瓷厂等。当时为继承传统名贵瓷器烧制工艺,经批准保留了两个以松柴为燃料,已有200年烧造历史的“蛋型”古窑在建国瓷厂被沿用。山东从1949年至1951年上半年,先后建立了淄川县城益民窑厂、博山建华、市府、建博等10处公营窑厂,并陆续将这些窑厂改组为地方国营淄川窑厂和博山窑业总厂。1955年,山东建成淄博瓷厂专产日用细瓷,结束了山东只生产粗瓷的历史。1957年,由山东省手工业管理局投资,在临沂三个陶瓷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临沂泉庄陶瓷厂(今临沂瓷厂)。湖南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起,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省内其他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生产日用陶瓷等品类,供应国内外的市场。在石湾,1953年,高永坚、谭畅、庄稼、曾良等受命在石湾筹办广州人民美术社石湾陶艺工场,1958年与玩具联营组、工艺生产合作社合并为石湾美术陶瓷厂。石湾美术陶瓷厂厂长蔡波与工艺美术大师切磋陶艺(左起:刘泽棉、梅文鼎、蔡波、刘传、庄稼)

在河南,1957年经轻工业部批准,投资筹建钧瓷试验厂,1958年4月建立国营禹县钧瓷厂。河南省先后在14个县建立了近80余个小型工厂和合作社,江苏省除宜兴外,又分别在苏州、无锡、江阴、徐州等中等城市建立了新厂,其他如唐山、邯郸、锦州、海城以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均在这个时期建立了一批规模不等的新厂,这些新建的瓷厂和合作社均成为当时陶瓷生产的生力军。

经历了合作化运动后的中国陶瓷业,大体上完成了向产业性发展的过渡。至此,我国工业化日用陶瓷生产模式已逐步建立。全国各地陶瓷业由分散的、作坊式的生产转向相对集中的经营发展模式。四、呈现几大特色产区

20世纪50—60年代,在地方政府的组织、扶持和领导下,除延续着历史上形成的“南青北白”的瓷系分布外,各陶瓷产区还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的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扶持,在南方以手工业生产方式为主,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瓷;北方则在已有陶瓷工业半机械化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生活日用陶瓷、建筑和卫生陶瓷的生产,并兼顾生产传统艺术陶瓷。由此,在“传承传统陶瓷,发展近代陶瓷”宗旨的指导下,各地产区出现各具特色的产品。南、北方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广东石湾、潮州、汕头,福建德化,浙江龙泉,江苏宜兴,湖南醴陵,山东淄博,河北唐山、邯郸和河南禹州等。(一)南方陶瓷产区

南方陶瓷产区本着传承和发展传统手工生产工艺及表现形式的宗旨,各地区对其固有的传统陶瓷艺术形式进行恢复发展。

景德镇作为历史悠久的瓷都,其陶瓷传统手工技艺的恢复过程基本体现了其他传统陶瓷产区恢复技艺的历程。沿用中国传统硬质白瓷及灰釉的材质,用手工辘轳、琢器、雕镶成型,以手绘青花、斗彩装饰等工艺,保留并发展着传统的技艺,综合装饰方面有所发展。广东的潮州、汕头主产功夫茶具与瓷塑。被称为“广窑”的佛山石湾产区尤以“石湾公仔”陶塑而闻名。福建德化的瓷塑制作采用本地特产的白瓷土,胎釉如脂,质洁无瑕,运用捏、塑、雕、刻、镂、堆、接、修八种传统技艺,传承着精工细塑、柔和雅典的风格特色。湖南的制瓷原料较丰富,是新兴的南方硬质瓷,量产日用陶瓷和出口瓷,以醴陵和铜官釉下彩瓷名冠于世。

我国陶瓷品类丰富,因各地区的泥质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工艺及表现方式。紫砂传统技艺一直薪火相传,手工成型技艺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宗师顾景舟、朱可心、蒋蓉等老一辈名师为重振紫砂,在坚持保护紫砂传统手工技艺、发展紫砂生活器具为主流的正确方向下,恢复生产,招收艺徒,还成功地探索和完善了一套紫砂职业培训教育与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教、产、研”一体化的行业机制,使紫砂技艺代代相传。(二)北方陶瓷产区

河北唐山、邯郸和山东淄博是我国当代北方主要陶瓷产区,也是日用陶瓷和建筑、卫生陶瓷主产区。新中国成立后,原唐山启新瓷厂改组扩建新厂生产建筑卫生陶瓷。1951年,邯郸恢复生产碗窑及砂货窑232座,缸窑34座,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山东从1949年至1951年建立的10处公营窑厂改组为地方国营淄川窑厂和博山窑业总厂,生产日用、卫生建筑陶瓷,淄博瓷专事生产日用细瓷。全国日用陶瓷的生产整体上只是恢复、维持,设计无从谈起。日用陶瓷的配套生产几无可能。经过三年恢复时期,陶瓷工业的生产形势好转。

北方在发展现代陶瓷产业的同时,艺术陶瓷方面也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工艺及产品。唐山以新彩彩绘较为突出,邯郸在生产传统磁州窑制品的同时,生产出口细瓷,淄博产区的陶瓷历史悠久,自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陶器,经历代发展至近代的博山窑,完成了从古典陶瓷艺术向现代陶瓷艺术的过渡,是我国北方陶瓷延续至今没有断流的民间陶瓷产区,著名的陶瓷产品有“茶叶末”“雨点釉”瓷等。第三节 陶瓷科研与恢复名窑

我国陶瓷工业经过改造在企业性质上已基本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生产规模及能力有所增强,但是企业生产、管理方式仍比较落后,产品质量有待提高。陶瓷生产及制作的技术革新成为陶瓷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国家成立专门及多层次的研究机构,加快研发速度,改进设备及生产方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一、技术研究与工艺革新

中国传统陶瓷制作技艺多采取家族内直系传承的方式,对外严加保密。这种保守的思想不利于技艺的发展和传播,严重阻碍了工艺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而名窑制陶、制瓷技艺失传更让新时期的发展者认识到传统技艺传承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工业大生产的方式进入陶瓷业,生产上已不能单凭个人技艺满足生产,工人之间和行业之间需建立相互协作的新关系。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成为陶瓷业获得新生后需要进行的重要课题,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迫在眉睫。(一)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国家先后在全国重点陶瓷产区设立陶瓷研究机构,在各省轻工业厅设立专业研究组。在此期间建立的全国专业性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建筑工程部玻璃陶瓷研究院,是研究建筑卫生陶瓷方面的主要力量;第一机械工业部电瓷研究所,主要研究电瓷、高频瓷及其他工业瓷;轻工业部领导下的硅酸盐研究所,主要研究日用陶瓷。这些研究机构指导着全国各专业性的研究单位积极开展陶瓷科学研究工作。从1953年至1957年,全国各陶瓷产区逐级成立省、市陶瓷公司和研究所等,对生产、创作单位进行管理、指导与应用推广。如景德镇、醴陵、唐山、邯郸、淄博、宜兴、石湾、枫溪等产区均先后成立陶瓷研究所,在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专业的科学研究,许多重点企业也结合自身生产需要成立研究室。如20世纪50年代初,在河北彭城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磁州窑陶瓷研究所,在陶瓷专家叶麟祥和所长叶广成的组织下,召集本土老艺人吴兴骧等人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产区还先后成立陶瓷工业公司或专业性的工业管理局,统一领导和规划了企业的组织调整、厂房的基本建设以及技术与设备等的改进工作。

各科研机构在进行组织、提高生产实践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专业理论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陶瓷进行科学的总结,按照时代与生活需要,开发新材质、新工艺和新产品;组织创作设计展览、评比和学术交流;开展对中国传统产区和现代民间陶瓷调研,组织国内外文化与贸易交流等工作,推动了中国陶瓷事业的发展,使我国陶瓷科学研究工作的面貌有了根本性改变。

地方科技人员会同国内高层科研单位进行攻关研究。195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古陶瓷研究组、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合作,致力于传统名瓷的研究、恢复和发展,从科技的角度对传统名瓷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另外,首次用现代科研手段系统总结了传统名贵高温色釉的成果,完成了国家关于中德、中波等11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使命。(二)研发新材料新工艺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全国陶瓷生产经过技术改造,许多生产工序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装饰工艺改进,新材料、新工艺研发取得多方面的进步,为创新设计提供了技术保障。传统的装饰工艺基本上以手工彩绘为主,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已不能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日用陶瓷装饰由早期的手工彩绘发展为工业化的机印花纸。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陶瓷公司建立了第一家瓷用化工厂,研制颜料色剂,发展釉上贴花纸生产。此时,我国瓷用花纸纹样多是沿用国外旧花纸设计。国内陆续建立专业花纸厂,如济南花纸厂、辽阳花纸厂等。釉上贴花纸的推广运用使我国日用陶瓷装饰脱离了完全依赖手工彩绘的模式。景德镇、淄博等地的花纸厂与有关研究部门于20世纪60年代又试制成功釉下花纸。70年代中期,在研究单位与生产厂家的合作下,在纸质印花纸的基础上研制塑料薄膜花纸,由采用胶版印刷到丝网印刷,由低温花纸发展为高温花纸,花纸质量大为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各主要陶瓷厂已普遍利用传送带使薄膜贴花成为流水作业,并与辊道窑烤花配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烤花质量。直到现在,贴花工艺仍然是日用陶瓷生产中最广泛采用的一种彩饰方式。此外,将空气压缩机和喷笔结合使用的喷彩工艺比过去用嘴吹的方式效率更高,且卫生。各产区还自制各种划线圈机,用于在圆形器物上画出颜色或金色线条。

在装饰上,将雕金(又称腐蚀金)、刻花、堆花、镂空、捏雕等方式相互结合,或与其他传统装饰方法结合,形成了许多艺术品的独特风格,如唐山的“喷彩雕金”、邯郸的“刻坯嵌金”和色釉的“刻划花”以及宜兴使用各种色泥配合成的堆花和堆雕的贴花彩饰等,均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装饰艺术,丰富了艺术瓷的内容。

陶瓷颜料生产也逐步实现了专业化。除景德镇瓷用化工厂、广东潮安陶瓷颜料化工厂和北京良乡颜料厂外,各产区的颜料生产主要由其陶瓷研究所分担。尽管颜料的产量不大,但改进了质量并增加了新品种,如景德镇、醴陵、唐山、邯郸、宜兴、淄博、石湾、枫溪等陶瓷研究所均各有所长。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在提高精细瓷质量及传统颜色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恢复了我国久已失传的色釉,如“美人醉”“乌金釉”等19种名贵的色釉。此外,还发展了数量多达近百种的高温颜色釉与低温颜色釉。景德镇、唐山和淄博等地的研究所还研制出釉中彩,或称高温快烧色料,既兼有釉下彩的效果,又可避免原来釉上彩的铅溶出量超标问题。火焰红釉天球瓶 20世陶塑瓷厂雕刻组艺人李永兴与组员鉴定纪60年代 中国轻工总色釉新产品会陶瓷研究所藏

湖南陶瓷业以陶瓷研究所为核心,自20世纪50年代起恢复发展醴陵釉下彩瓷。在釉下色料方面,大力推广用国产原料制成的玛瑙红、海碧、草青、茶色、艳黑、钛黄和浅绿等,还在现代陶瓷原料、釉料、色料综合科研与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使釉下色料合成为多种人工色料,以它为基础可调配成百余种甚至更多不同色相的复色彩料,在1200℃—1400℃时呈色稳定,使釉下色料变得丰富多彩。同时,瓷土也有新的改进,如高白瓷利用本瓷矿,以精选的石英、长石和稀有球土做原料,经1400℃高温烧成,胎釉质地坚硬、细腻、洁白、透明。

山东省硅酸盐设计院立足于地方资源开发,长期进行北方软质瓷的科研试验并取得多项成果,为推动我国现代日用陶瓷新材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52年,淄博开始的新彩颜料生产对本地区的装饰工艺进步起到助推作用。20世纪70年代,该产区的陶瓷工作者对刻瓷艺术进行了一定的挖掘和研究,采用一些新的工具、刀法及表现形式,集金石、书法、绘画于一体,以钻刻和镌刻两种手法,一刀一凿代笔作画,以捻、转、跳、点等刀法及特殊的敷彩方式,使之既有笔墨淋漓之感,又有工笔画之精细。

20世纪50年代,以一代宗师杨印斋为代表的前辈艺人为唐山产区培养了后备人才并发展了新彩艺术,推出了以刷花喷彩工艺为特色的新彩瓷种。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陶瓷研究所和中国磁州窑艺术陶瓷厂共建磁州窑艺术与科研创作集体,借助于系统研究总结磁州窑技艺传统,研制出邯郸花釉。花釉与刻花的结合,既丰富了磁州(3)窑装饰艺术,带动了近代北方唐山、淄博产区花釉艺术瓷的发展;又于1970年进行了多色剂、多品种、多手法和可控性的研究试验工作,成功地创制出各种色彩的装饰花釉,促成了绚丽多彩、变化万千与别具一格的艺术陶瓷新品种。图1-15 花釉碗 磁州窑陶瓷艺术研究所藏

福建德化以制白瓷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在德化新建瓷厂、德化瓷厂就有针对瓷质白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轻工研究所研制的“猪油白”被命名为“建白瓷”。高白瓷、建白瓷分别于1959年、1975年被选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专用瓷和国家礼品瓷。建窑作为福建的另一珍贵文化遗产,福建省有关文物考古单位及轻工科研所在对其古窑遗址考察、矿源探索的基础上,于产区联合进行科研实验,经过不断努力,建窑瓷恢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79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主任梅健鹰先生“建窑课题”研究的引导下,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与协作单位建阳陶瓷厂对建窑兔毫釉品种进行恢复研究并获得成果。

工业瓷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发展这方面的技术,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当时还比较落后,但这表明我国陶瓷业跨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其发展速度极为惊人。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工业瓷的技术力量逐渐壮大,许多重要的化工陶瓷、高压电瓷等都能自己制造,在特种陶瓷制造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恢复传统名窑技艺

由于社会动荡及传统陶瓷传承方式的弊端,致使不少陶瓷技艺失传。1957年,轻工业部作出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陶瓷专业工作者从收集历史文物资料入手,对那些湮没已久的古代名窑产品进行研究、试制,使许多久已失传的技艺重发新枝。先是恢复浙江龙泉窑和河南汝窑,后又逐步恢复了钧窑、耀州窑、北宋及南宋官窑、磁州窑、定窑和德化窑等。下面将对典型窑口做叙述。(一)龙泉窑

龙泉窑继南方青瓷越窑体系的上虞、余姚“秘色”瓷和婺窑、瓯窑而发展成为宋代青瓷著名产区。南宋时期青瓷的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艺人成功地烧制出薄胎厚釉、润如玉质的“梅子青”“粉青”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至明代,龙泉窑渐渐淡出历史,难觅芳踪。梅健鹰、李怀德 龙泉青釉鼓钉石榴尊 1960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1959年,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龙泉窑恢复委员会,会同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组成工作集体,组织技术、艺术与考古工作者对龙泉青瓷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测试和复制试验工作。在试制过程中,对坯釉料和烧成温度、烧成气氛进行全向测定,终于使这千古名窑重放光彩。在此基础上,还创造了青白结合、青瓷开片、青瓷堆花和青瓷点彩新工艺。生产品种从日用茶餐具到雕塑品,从历史上可查的一百余种增加为500余种。(4)(二)汝窑

汝窑是宋代“汝、官、钧、哥、定”五大官窑之一,其制瓷始于唐,盛名于宋。自宋元佑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传世佳品极其稀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物和陶瓷科技工作者对宋代汝窑进行了大量调研,1955年河南省开始汝窑瓷器的试制恢复工作,1962年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经过大量试验与持续努力,汝瓷的恢复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使800多年悄无声息的汝窑重放光彩,“胎质细润,釉厚如脂,其声如罄,晶莹润泽”。有些品种经改进后达到“熔而不流,明不刺目,色调和谐”的效果,釉下则又具有“纹线隐现,(5)小点斑斑,犹如俊梨之皮,恰似蟹爪留痕”的艺术特色。(三)钧窑

钧窑在宋徽宗(1101—1125年)时期成为御用珍品,因在禹州市“古钧台”附近八卦洞设窑,故名“钧窑”。在中国陶瓷历史发展中,钧窑不仅影响了北方产区,对南方产区也有很大影响,如江苏省宜兴的宜钧、广东石湾的广钧和江西景德镇铜红釉系的釉里红、郎窑红、祭红、钧红等,都曾经受益于钧瓷工艺。任坚(右二)与同事考察钧瓷古窑址

20世纪50—70年代,在轻工业部、各级政府部门和国家有关考古科研单位的支持协助下,科研人员用科学手段对古陶瓷的工艺、组成成分进行了分析。河南禹县神垕镇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在1955—1956年间经长期实验,将仿宋蓝釉色钧瓷试验成功并恢复生产。1957年,国家拨款筹建钧瓷厂恢复钧瓷生产,使钧瓷这朵已失传的中国奇葩重放异彩。1958年,河南省成立禹县神垕镇瓷厂,继而组织技术力量,从釉料着色剂的种类、釉的化学成分及烧成气氛等入手,开展对传统钧瓷的试验研究。在造型上,根据稀少的资料及老艺人们的记忆,使钧瓷的传统造型——炉、鼎、洗、尊、瓶等得到恢复。1961年,河南省建立了恢复古陶瓷委员会,派出人员走访专家学习技术,增加科研试验设备基础,钧瓷研制取得了新的进展。1963年,中国科学院及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河南省手工业联社派专家到神垕镇指导恢复工作,艺人与科技人员合作,用煤燃料和倒焰窑以还原焰烧成功烧出了窑变钧瓷。这时的钧瓷产量较少,但质量较高。大火蓝 20世纪50年代月白釉瓜棱瓶 20世纪50年代(四)耀州窑

耀州窑是宋代具有代表性的民窑,其创烧于唐,在宋代全盛时期,以刻、印花青瓷为主。金元时期耀瓷毁灭于战火,青瓷均废,黑釉、化装土铁锈花、兰花瓷延续下来。

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磁州窑窑口进行大量发掘,并对所采集的窑址瓷片进行分析。自1974年陕西陈炉陶瓷厂和省轻工业研究所共同进行耀瓷的恢复工作,在不断调整坯釉配方并试验后,1977年成功烧制出失传八百余年的耀州窑青瓷。(五)南宋官窑

宋朝有两个官窑,属官方营建,制品为宫廷受用。一为北宋的卞京官窑,亦称“旧窑”;一为南宋的杭州修内司官窑。北宋官窑于徽宗时期(1111—1125年),设在宋京都卞京(今开封),至今未发现窑址。宋高宗南迁后在杭州设立了修内司官窑,后又在郊坛建立新官窑。20世纪初新官窑遗址被发现,因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在杭州乌龟山、八卦田一带发现的南宋官窑窑址进行初步小规模试掘,出土大量窑器残片,为恢复工作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资料。浙江省政府及省轻工业厅邀请有关科研单位,对残片的化学组成、施釉及烧成工艺进行分析研究。20世纪60年代仿制南宋官窑青瓷取得成功。此外成功仿制“定位开片”和“象形开片”,使釉中纹片可人为控制。还研制出官窑釉纹裂制品,主要是将着色原料从釉面移到釉下,从随意涂刷彩料进而做到(6)有规则的彩绘花纹。这是在继承传统釉色的基础上获得的新发展。(六)磁州窑

磁州窑得名因其主要窑场位于古磁州,创烧于北宋,是古代北方的一个民窑体系。主要以白地黑花、刻划花、铁锈花装饰为特点。突破了宋代五大名窑单色釉的局限,结合中国传统绘画、书法艺术与制瓷工艺,开拓了中国北方瓷绘的美学新境界。张守智 繁星 黑釉刻花 1959年

20世纪50年代初,邯郸产区展开对该窑的多次研究和试制。在彭城镇成立了磁州窑陶瓷研究所,由陶瓷专家叶麟祥和所长叶广成领衔,集磁州窑老艺人吴兴骧等人,一起工作,逐步恢复传统产品的面貌。其中,尤以铁锈花、刻划花、红绿彩和窑变黑等效果为佳。后又研制出花釉和色泥刻划花、花釉刻划花等新品种,发展了磁州窑固有特色。(七)定窑

因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管辖,故称定窑,所产瓷器称“定瓷”。定瓷的烧制始于唐,兴于北宋,衰落于元代。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唯有定瓷是白瓷,其特点是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媲玉,此外还有紫定、黑定等诸色。定瓷在五大名窑中以装饰见长,造型以盘、碗为主,兼有瓶、樽、炉、枕等。

定窑遗址于1934年被当时任教于国立北平大学的叶麟趾先生发现,后经1951年和1957年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冯先铭等两次考察。20世纪60年代初,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北镇村通天河西侧等一带进行小规模发掘。1975年,国家拨专款成立了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和曲阳定窑瓷厂,但由于找不到有关技术配方和工艺流程的历史资料,又缺少专业的研究人员和相关条件,没能坚持下来而相继转产。其间,陈文增、和焕、蔺占献等一伙青年有志者,坚持不懈地对定窑进行研究。1979年,原曲阳第二陶瓷厂开始仿定瓷,为定窑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八)德化窑

德化窑因其地处福建德化,故称德化窑。德化瓷业始于唐,盛于宋元。德化白瓷产品是自宋元以来历代外销瓷的重要品种之一,尤以瓷塑最负盛名,直至清代开始逐渐增多了日用器物的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窑在恢复生产的同时,加强了对传统配料和技法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先后烧制出高白瓷和失传数百年的“象牙白”(建白)瓷,又增加了白中微泛红的“孩儿粉”新品,是德化窑在新历史时期中的独创。原有精美的瓷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并迅速发展。第四节 发展陶瓷教育并形成创作设计队伍

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检查“建国瓷”工作时指示:“……对工艺美术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要关心艺人的工作和生活,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要培养不同专业的工艺美术设计人(7)才。”开办正规陶瓷技校,以多种形式培养新人,成为新中国发展陶瓷产业的重要举措。一、开办正规陶瓷学校及专业

新中国成立后,陶瓷艺术教育为适应不同经济时期发展的需要,逐渐将艺术与工艺教育融为一体,成为实用美术教育,这是人们对艺术与设计的认识不断加深及教育社会化的表现。

中国高校陶瓷艺术设计教育开创于20世纪40年代北平国立艺专陶瓷科。1950年,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仍设陶瓷科,自此中国陶瓷艺术教育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建立,培养了专业师资。195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科改为五年制本科的陶瓷美术系,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成为培养中国陶瓷艺术人才的基地之一。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典礼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辞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为兄弟艺术院校筹建陶瓷美术教育专业培养了专业教师,为全国各省轻工厅局输送专业陶瓷美术人员,主管地区陶瓷美术计划管理工作和产区研究所作创作设计研究,以及为地方院校的专业教师开设进修课程。1958年,毕业于前陶瓷科的施于人、周国桢等会同景德镇陶瓷的业内人组建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并设立陶瓷美术系,分设陶瓷设计、陶瓷雕塑两个专业;同年,广州美术学院建立工艺美术系,设陶瓷美术设计专业,由曾进修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高永坚等任教。1958年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建立工艺美术系,邓白任主任,1960年该系开设陶瓷专业;1959年四川美术学院建立,后设立陶瓷专业;1960年无锡轻工业学院建立,设陶瓷美术设计专业等。1956年权正环(右二)与陶瓷系五六级学生在白堆子校园楼前

随着南、北方陶瓷的恢复与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各地的美术院校大都相继设置了工艺美术系科或专业,并出现一批中等工艺美术学校和多种形式的职工业余教育。与此同时,各大陶瓷产区还先后创办了省、区级陶瓷中专和技工学校。在结构上形成了高等陶瓷美术院系、中等陶瓷美术、技术教育和多种形式的职工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学体系。除学制专业教育外,各产区和窑口又选送艺人、业务骨干到高等院校进修并进行专业培训。

院校培养的各式专业人才不但为中国陶瓷的宏观发展与人才建设提供了可贵资源,而且改变了师徒相传的单一教育形式,扩大并提高了陶瓷创作设计队伍的规模和素质。二、多种形式培育新人

新中国陶瓷艺术人材培养的方式在沿袭师徒承传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推行正规的学校教育。加强该项教育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培养专业人才,整体提高艺术创作设计人员的素质。陶瓷艺术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因此,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应实施教学实践与专家、艺人和科技人员的结合。(一)师徒技艺传承

拜师授徒一直是制陶技艺传习中重要的方式。学徒在生产过程中经过耳濡目染、反复练习,达到熟能生巧,从而掌握一套相对独立的制陶技艺和制作规范。这相对于现代陶瓷艺术教育有限制性,但却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技艺传授,是一种不断培养能工巧匠的方式。随着技术的熟练,他们不再满足于师傅所传授的技艺,琢磨可能的改进和创新,从而在传统的技能上有所突破。在景德镇、宜兴、石湾等产区,老艺人收徒传艺,培养出一批批各怀特技的继承者,使传统地方技艺得到完整传递。如宜兴的王寅春、裴石民、朱可心、吴云根、顾景舟、任淦庭、蒋蓉等名师,他们不仅创作,而且也致力于培养新生代的接班人。

新中国陶瓷事业的恢复与发展,离不开前辈师传者们不懈的努力耕耘,他们将其独到的技艺之长、宝贵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艺人。师徒传承不会被学堂式教育完全取而代之,它会随时间、地域、窑系等因素自然延续,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学院式教育。20世纪60年代王寅春(中)与朱可心给徒弟们示范制作工艺学生在一起顾景舟给徒弟们授艺唐汉初指导徒弟们绘画(二)院校专业教育

随着陶瓷产业的发展,师徒传承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需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式,院校教育成为发展的重点。不同类型的学校设立各自系统、明确的培育目标,不同层次的工艺与设计,培养陶瓷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1959年张景祐(“泥人张”)辅导学生进行泥塑创作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之初,陶瓷美术系即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陶瓷美术设计系内集聚了祝大年(留学日本)、郑可(留学法国)、高庄、梅健鹰(留学美国)等一批专家学者,结合中国陶瓷文化传统和陶瓷发展的实际,把从国外学来的关于陶瓷艺术教育方面的经验借鉴到教学中,对中国民间工艺给予关注和传承。如为了继承泥塑艺人张景祐、面塑艺人汤子博的技艺,1959年招收15名泥塑、面塑专业三年制的中专生,老艺人进入课堂,为学生传授传统陶瓷技艺。他们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趋势设置课程和培养目标,开设美术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及理论课,并设实习工厂,学生能进行工艺实践及小批量样品的生产;学生应具有从构思设计到完成工艺制作的整体思想,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加强学生工艺实践的能力。他们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相互融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在探索陶瓷艺术教育的道路上,奠定了中国现代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的基础。1960年郑乃衡(后排左一)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学生在导陶瓷系学生彩绘瓷瓶陶瓷厂学习

继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美术系成立之后,1958年景德镇陶瓷学院成立并设立陶瓷美术系,分设陶瓷设计、陶瓷雕塑两个专业。景德镇陶瓷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的陶瓷学院。它以陶瓷学科为中心,设有陶瓷美术(含陶瓷设计和陶瓷雕塑)、陶瓷工艺、陶瓷材料、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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