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海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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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战略试读：
畅想2049年的中国——中国农业发展之路
2049年的中国，农民作为整个国家中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和谐。农民身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其他劳动者将实现各种机会和权利均等。2049年的中国，农村将实现完全村民自治和98%的人口社区化居住，农业劳动者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和质量，与其他劳动者共同维护社会公正、民族团结和推进经济增长。2049年的中国，农村不再以农业占主导地位。相反，只有一小部分劳动者会仍然依赖狭义的农业为生。农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降到5%，种植业在农业内部的重要性也大大降低。2049年的中国，农业将通过合作社或农业协会的方式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和数字化管理耕作。2049年的中国，农业不仅担负着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和为工业提供必要原料的功能，同时还具备平衡生态、解决能源危机和为人类提供优美环境等功能。
我们相信2049年的“愿景”会成为现实，农村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众多困难和挑战。农业仍面临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农产品总量需求、质量和安全需求方面的极大挑战，农业发展仍面临日益严峻的耕地和水资源安全及生态安全的巨大挑战，农业发展仍面临日益严重的小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之间矛盾的挑战，农业仍面临全球及国内对农业生物质能源需求的扩张和农业多功能需求的增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和水土等资源超载压力的威胁和挑战，农业仍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冲击和影响。
今后几十年中国农村将有几亿人要转移，劳动力的转移能否成功是影响未来农村发展，甚至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严重问题。但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仍然非常庞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非常脆弱、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素质仍然相对较低等原因，目前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依然困难重重，而且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积极推进我国农村发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阻碍，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第一，大幅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保障科技安全。目前科技在农业科研推广方面的力度相对较低，不仅低于世界中低水平，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同时，要着力保障科技安全。第二，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和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第三，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业规模化。吸取各国经验，制定土地不可分割的政策，确保农用土地的集中使用，禁止弃耕和耕作不良。第四，积极推进农业“走出去”战略，建设开放型农业。实践证明，农业“走出去”战略是发展外向型农业、开拓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需要，是更好地参与国内外农业分工与合作，促进技术、信息、资本流动的有效途径，是缓解农业资源制约、实现规模化经营和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必然选择。因此，要加强宣传，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要加强宏观指导、规划；要建立补贴制度；要放宽融资条件；要建立和完善保险体系；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二、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全方位实现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和过程，是为“农村人”转化成“都市人”提供有效生存空间这一超前战略的认识基点，也是未来中国能够出现大众消费社会关系的前提。要实现全方位城市化，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要使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达到法定时间的人口享受同一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有身份的制度性歧视；要通过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拥有体面的家庭和能够团聚的安居住房。
三、城市化进程中积极推进多功能农业发展。多功能农业是农业进入工业社会后理性呼唤的一种新型经营模式。多功能农业由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能源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和都市农业等六大类多功能农业和若干具体经营领域构成的经营体系。
四、坚持不懈地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改变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黄剑辉2015年11月
自序
新供给面对新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互联网化以及全球化的特殊历史阶段。在到2049年的这30多年时间里，中国将经历人口的转折点、经济的突破点、二元结构的转折点、农业科技的转折点、农业市场模式的转折点与农业产业全球化的转折点等六个方面的重大转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业将如何变革？
根据笔者的研究，展望未来农业发展之路，农业仍面临着五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一是人口总量大、土地和水等资源利用效率低带来的资源瓶颈问题；二是资源效率低、生产力不高造成农民收入低的问题；三是资源效率与科技水平低导致化肥、农药泛滥，造成土地肥力下降、污染问题等农业生态问题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四是农业生产周期长，价格对供给的调节机制滞后导致供求调节波动问题；五是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危机问题。
因此，现代农业的2049战略研究需要从经济与社会、民族复兴全局、长期的历史跨度、全球的视野以及供给和需求的不同侧面等角度开展研究。
农业是以动植物为对象，通过种植、养殖生产食品和部分工业品的特殊产业。现代农业是指农业的人均生产力水平、产品质量、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生态影响四个方面都达到一定水平的相对状态。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农业的进步是人类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标志，农业的拓展伴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农业的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从农业改革开始的。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由2012年的72亿增加到96亿，对农业的总需求将大幅度增加。根据历史经验，农业产品的需求结构也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发生重大变化，人均GDP在15 000美元左右时是重要的分水岭。在这35年中，全球人均寿命将提高到76岁，发达地区人口将维持在13亿左右，发展中国家人口将从59亿增加到82亿，其中非洲人口将由11亿增加到24亿，大约在2028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2050年左右尼日利亚人口将超过美国。而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的供给却根据全球地形和气候的情况具有约束性。
同时，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农业为中心主体，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战略；需要建立教育、科研和市场三位一体的推进模式；需要建立高度社会化分工的农业生产、流通与服务组织；需要对土地等自然资源、农民等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科技与市场等资源建立有效配置的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法治体系。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战略，需要从需求出发，从供给着手。
在需求方面，按照有关机构的预测，我国人口在2025~2030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减少，因此需求总量也将减少。而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主粮比例将进一步减少，肉类等蛋白质产品和水果等的需求比例将不断提高。这些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验证，而且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进程也已经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在供给方面，需要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科技和市场组织等几个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推进策略。
到2049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农民收入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制度供给现代化、农业生态一体化和农业布局全球化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具体分三个阶段实现。
2015~2020年是第一阶段。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要建立促进以土地利用效率为目标的规模化和以股份化、资本化为特色的合作、租赁与转让体系，建立保护和恢复土地肥力以减少化肥使用提高产出的休耕制度，建立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的福利保障体系，建立现代化农业的就业与生活环境，建立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科技创新方面，要以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缩短生产周期、提高营养保障安全和保护生态为四大核心目标，将生产、研究与资本相结合，在育种、种养殖、存储加工等环节实现创新突破；在市场商业环境方面，建立面向农民的农产品期货价格风险对冲服务，通过新金融实现资本供给创新，建立创新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建立以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对接需求与供给的高效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政府给予外部性补充，促进实现全球农业资源利用的产业链全球化布局，提升中国农业的全球竞争力。
2021~2030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经历人口拐点，经济规模将达到世界第一，经济结构将基本完成转型。在这个阶段，要建立科技创新为供给核心的制度环境体系，建立面向育种、种养殖、加工、贸易等四个环节的农业价值链，建立面向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建立面向太空的拓展计划；在这个阶段，要实现农民收入的现代化，消除二元结构；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农业将由面向内需转向面向全球市场。
2031~2049年是第三阶段。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后期，世界人口进一步增加，全球格局进一步多元化，中国不但将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农业需求危机，而且也要应对自身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同时，生物技术革命将引发农业的后现代革命，人类活动已经跨出地球，星际和太空农业和生态系统建设将成为未来方向。
总的来说，在面向未来的3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构想，应以土地制度改革为起点，以农民生产率和收入提高为核心目标，以科技创新、现代农业组织与市场体系建设为关键，以国际经验、全球资源整合为突破，以化解刘易斯二元结构的经济、保障与基础体系为全局外部条件，以基础性的、动态发展的制度供给为措施，让科技创新超越科学幻想，建设文化、法治与市场相结合的制度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中国智慧优势替代人口优势，共同面对中国农业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本书系中国新供给经济学“2049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课题”的子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组由金海年博士负责，成员包括农业经济与信用评级专家尼楚君博士、农业部专家徐锐钊博士、发改委宏观院专家卞靖博士，总顾问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课题研究得到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的指导和建议，本书出版过程中也得到中信出版社编辑的诸多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第一章中国现代农业的基础
中国农业历史与农业情结源远流长，古代就有神农耕种的传说。许多考古发现表明，在7000多年前我国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农业最早的起源可能在约1万年前。国际上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国是人类农业起源的几个中心之一。在距今7000~8000年前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粟（俗称小米）；在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稻谷，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遗迹；另外，在距今9000年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也[1]发现了疑似猪骨，说明了驯化家畜的存在。《汉书·文帝纪》中提道：“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其后的中国历代帝王基本遵循了“文景之治”的农业发展思想。可以说，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
不过，中国农业与整个传统文明一样，在近现代被西方现代科技与产业全面超越，未能自觉发展到现代农业，并且当前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服务业的差异形成了中国二元结构的现状。解决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问题，既是解决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割裂的问题，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全面现代化乃至整个民族复兴的核心基础之一。农业现代化是伴随中国的产业现代化与全球化、农民富裕与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战略课题，需要从中长期历史跨度、经济政治文化全局视野、全球一体化布局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再过三十多年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进行中国现代农业的中长期战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中国都将农业视为执政的根本，历代革命与农民运动大多起因于农业问题。改革开放同样以农业改革起步，从而开启了中华文明拥抱世界、全面复兴的进程。自改革开放至2015年2月，中央已有十七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而2015年2月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2004年以来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面临着新时期、新常态，也面临着新与旧、短期与中长期的诸多挑战。一、中国农业面临的五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长期保障粮食供给问题。“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口多，粮食供给的充足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是历代执政者关注的最高民生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二连增”，粮食供给安全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伴随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即将迎来总人口的净减少阶段。同时，伴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业需求将发生质的变化，将由量的增长转移到结构性变化，对主食的需求逐步减少，对蛋白质和水果等副食的需求逐步增加。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实现农民富裕。农民富裕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农民收入经常落入产量少、收入少、丰收也不增收的悖论。由于粮食的刚性需求决定了粮食产出收益与总人口成正比，农民增收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结论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更多地吸收从农业转出的劳动力，二是留在农业的劳动力需要提高生产力，即人均农业产出。这样，一方面需要依靠城镇化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聚集土地等资源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能力。由于农业生产周期对农产品供求价格变化反映的滞后性特点，需要建立农业生产者价格风险对冲以及供给稳定的机制。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明显低于国内农产品价格，如何促进农业生产者提高在育种、种养殖、加工、运输仓储和贸易等环节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民富裕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均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不足，资源在地域的不均等以及耕地碎片化难以集中生产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中国农业对于耕地肥力的消耗问题也不容忽视，肥力减弱必然带来对化肥等的更多依赖，这关系到农业生产能力能否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如果说前面两个挑战可以很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那么第三个挑战必须有面向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
另外两个挑战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即土地与水的污染以及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带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
镉大米、三聚氰胺、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事件对中国的相关产业与行业、对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和品质提升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何保障自然资源和种子与原材料的生产源头、加工运输环节的规范性，以及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创新与品质服务，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新问题。
世界农业的三大源头已经有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两大源头因农业造成的生态破坏荒漠化导致文明的灭亡，中国的黄河流域、陕西与中原一带也因数千年的开垦对生态环境甚至气候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如何维持农业与生态的平衡，如何让农业在青山绿水中健康发展，如何保障农业生产世代的可持续性，是延续中华文明这个人类唯一的不断历史、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更高课题。二、现代农业基本概念
农业是通过培育动植物获得产品的行业。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水产业和副业。产品包括粮食、蔬菜、食用油、动物蛋白、水产、水果、饲料等与食品相关的产品和林木、棉花、酒精等工业原料产品。
现代农业则是在农业生产资源与资料、生产技术、生产与流通方式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和市场化应用的农业，核心体现为较高的人均生产率水平、较高质量和品质丰富的产品供给以及农业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了完善的市场化分工保障，同时也包括资源节约（较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较低或消除农业对环境的污染），具体包括较高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较高的土地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的化肥与农药使用三大方面。其中，人均产出和收入是核心，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约束条件，产业市场化分工是实现标志。三、现代农业中长期研究目标
针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已有较多，但大部分研究或仅局限于短期、局部，缺乏长期系统性战略研究，或研究与实践和政策制定相脱节。本研究希望站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全局角度看农业，站在新中国成立百年的中长期历史角度看现代农业，站在资源、分工、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视野看中国农业。同时针对农业面临的短期与中长期挑战，本研究希望建立大国现代农业的中长期系统化战略研究框架，为国家的统一战略规划提供方案建议。四、中长期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
考虑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我们将中国现代农业2049研究的2015~2049年这35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5~2020年。这一阶段基本与“十三五”规划时间相一致，同时又是中国人口增加趋缓的阶段，也是中长期战略的起步阶段，既要考虑短期亟须解决的问题，又要考虑长期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阶段，2021~2030年。这10年中国将面临七个方面的重大转折。
第一，人口的转折点。2014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而据有关研究，我国总人口可能在2025~2030年达到峰值，到2049年左右，我国总人口将减少至12亿~ 13亿，这意味着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逐步稳定甚至可能下降。
第二，经济的转折点。据国内外有关机构研究预测，我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2030年超过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在2049年则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转折点将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主粮消费比例会下降，蛋白质、瓜果等消费比例会上升，而总的热量消费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未来农业的发展将是产品结构的调整，不再是产量的增加。
第三，二元结构的转折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提速，农业人口比例将不断下降，农业人均生产率将不断提升，农民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收入差距也将逐步缩小直至不再明显，二元结构得以化解，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四，农业科技的转折点。随着科技进步，农业对土地、化肥、农药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需求不断下降，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资源限制、污染问题和生态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人类将进入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科技现代农业时代。
第五，农业市场模式的转折点。农业生产方式将实现规模集约化生产，人均产量、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农业的流通也会因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等科技进步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流通渠道将大大缩短，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消费将与电子超市直接相连，农业生产周期的缩短也将有利于农业需求和供给更好的连接。由于直接、准确、及时地了解了消费需求，供给将更有科学规划性，农业供给保障体系得以科学建立。农产品价格风险对冲体系将直接使农民受益，农产品期货、保险、融资等资本金融体系将在农业得到体系化的应用，现代农业金融体系将全面形成。
第六，土地改革的转折点。土地是农业的核心生产资料，土地制度的创新将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进一步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解除生产资料的约束，释放活力。这是建立现代农业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基础。
第七，国际合作的转折点。中国人口将在未来35年在达到峰值后将逐渐减少，而全球人口却可能进一步增加，甚至超过90亿。一方面我国需要提升自身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更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资源整合，在土地与水资源的全球科学利用方面展开生产、流通、加工等多个环节的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粮食与农业需求危机，发挥农业大国作用。
第三阶段，2031~2049年。中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口将不断减少，并逐步趋于稳定，全球人口、农业和经济政治格局将达到新的均衡，中国与世界将进一步融合，达到“和而不同”的状态。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进入后新常态。
[1] 徐旺生. 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J]. 中国农史，1994（1）.第二章中国现代农业中长期发展目标
在需求方面，按照有关机构的预测，我国人口在2025~2030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减少，因此需求总量也将减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主粮在需求方面的比例将进一步减少，肉类等蛋白质产品和水果等副产品所占比例将不断提高。这些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验证，而且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进程中也已经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从供给方面来看，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科技和市场组织等几个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推进策略。到2049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将是农业中长期发展的最终目标，具体表现为实现农民收入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制度供给现代化、农业生态一体化和农业布局全球化这五个方面的目标。一、需求情况1.人口发展情况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的报告，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由2012年的72亿增加到96亿，平均寿命将达到76岁（图2–1）。其中发达地区人口将维持在13亿，发展中地区人口将从59亿增加到82亿，尤其是非洲人口将从11亿增加到24亿，印度人口将在2028年超过中国，尼日利亚人口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
图2–1 世界人口增长预测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12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图2–2），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接近15亿。
图2–2 中国人口增长预测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2
另根据易富贤、苏剑在2014年的研究《中国人口展望2015~2080年》（图2–3），中国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峰值，为13.95亿~14亿，而到2050年，人口可能会减少到11.76亿~12.4亿（中值为12.11亿）。
图2–3 中国人口增长预测资料来源：易富贤，苏剑. 中国人口展望2015~2080 [J]. 中国发展观察，2014（12）2. 人均农产品需求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农产品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2009年，全国粮食人均消费需求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而食糖、植物油、乳品（不含黄油）和肉类则大幅增加（表2–1）。表2–1 中国主要农产品人均需求变化 （单位：千克/人/年）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0）[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为了预测未来中国人均农业产品需求结构变化，本书将先归纳关于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农产品需求结构的演变状况。（1）美国
美国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人均农产品需求差异较为明显。从区域来看，中西部牛肉、猪肉、橘子和甜味剂人均消费最高，东北部菠菜人均消费最高，南部苹果、洋葱、新鲜类和加工番茄类人均消费最高；从城市、郊区和乡村来看，城市菠菜和橘子人均消费量最高，郊区苹果、洋葱、新鲜类和加工番茄类和甜味剂人均消费量最高，乡村牛肉、猪肉人均消费量最高；从种族消费来看，非拉美裔白人、非拉美裔黑人、拉美裔和其他种族人均农产品消费量中，拉美裔牛肉、洋葱、番茄和橘子人均消费量最高。表2–2 美国各地人均农产品需求 （单位：千克/人/年）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2000~2009年，美国人均农产品需求与人均每日摄入能量见表2–2和表2–3。表2–3 美国人均每日食物摄入能量 （单位：卡路里/人/天）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2）日本和韩国
日本和韩国人均农产品需求与中国饮食习惯更为接近（表2–4）。表2–4 中日韩人均每日食物摄入能量对比 （单位：卡路里/人/天）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1961~2006年，日本和韩国人均粮食需求变化、人均肉蛋奶需求变化和饮料需求变化见图2–4、图2–5和图2–6。
图2–4 日韩人均粮食需求变化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图2–5 日韩人均肉蛋奶需求变化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图2–6 日韩饲料需求变化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由此可见，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减少，粮食总需求量将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均粮食消费需求大幅减少，我国粮食的总需求也将进一步降低。同时，居民对于肉蛋奶以及水果等方面的人均需求和总需求都将增加，这将带动饲料农产品需求的增加。
总之，我国人口将在未来35年经历峰值拐点，粮食总需求将减少，农产品需求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二、供给情况
需求的变化是客观的，而现代农业建设的着力点则在于供给侧。供给侧因素包括资源（土地及水等）、劳动力和资本等三大组合要素，以及技术、组织与制度等三大整合要素。
展望未来，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耕地红线仍然需要坚守。同时，对耕地肥力的恢复机制需加强研究。
从劳动力要素方面来看，则需要大量减少劳动力数量，提高人均生产率，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供给的保障。
从资本方面来看，一方面要建立产业资本和价格金融工具等为主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外部性内部化的补贴与负税收创新机制，进行市场规则与竞争规则的建立、优化与维护。
从技术方面来看，要建立资源利用、种业、种养殖、加工、运输仓储以及贸易各环节的规模化与高效化研究，建立产学研相结合、市场研发与公共基础研究相结合的系统化技术创新鼓励与培育体系，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为引导，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乘数效应。
从组织方面来看，总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以农民、市场为创新主体，政府及时给予制度保障，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农业企业制度体系。
从制度供给方面来看，改革土地等资源配置市场化机制与制度、农民劳动力转移与福利保障体系、资本与技术鼓励引导和公平竞争规则制度体系、现代农业企业与产业制度体系，建立以法治为基础、文化道德为指导、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农业运行机制。三、历史沿袭
从农业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制度供给是主要推动因素。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从1978年至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村改革首先从农村经营制度入手，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初步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第二阶段（1985~1991年）：农村改革以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等为重点，全面推进。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取向是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提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水平。
第三阶段（1992~1999年）：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推进乡镇企业体制创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全面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在制度变迁（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农业的供给情况实现了长足的发展（表2–5）。表2–5 1978~201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 （单位：万吨）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978~2013年，中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变化。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8 895元；第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1%下降到37.7%；第三，取消农业税；第四，全部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第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全覆盖。
总结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始终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2）始终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3）始终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4）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5）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当前，农业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成功经验不能简单延续，需要根据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客观规律进行调整，国际经验的借鉴也不可或缺。四、国际借鉴1.美国农业现代化
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商业化、高度区域化、高度机械化、高度组织化以及高度专业规模化和一体化的特点。
美国农业协会成立于1919年，现有600万名会员，全国有80%的个体农民参加协会，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还有一些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豆协会、玉米协会、畜产品加工协会等。美国的农业组织完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农工综合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17%，大大高于农业本身所能吸收的劳动力，跨国综合农业企业巨头成就了美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2.日本农业现代化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不同。第一，日本土地情况与我国许多地区类似，一是人多地少，二是碎片化不易集中规模化操作，因此日本实现了因地制宜的机械化操作；第二，日本发展了高度发达的生物技术，对农产品品种进行了改良；第三，日本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高，例如日本大米含水率要在14.5%~15.5%，过高和过于干燥都不能出售，米粒整齐度要求99%以上，青米和碎米都做饲料，稻谷出谷率可达到85%；第四，日本专业化、社会化程度高，日本农民一般专业经营一业，只从事农业生产，生产资料和饲料等都是社会化提供，农户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几乎全部作为商品，通过农协组织销售给社会；第五，日本农业生产精细化，细致管理造就了日本农产品的高品质。
综合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制定可行的实现途径，建立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业现代化，明确农业生产主体，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和建立高度社会化的农业服务组织等六个方面。五、中国现代农业的五大发展方向
本书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内农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五大发展方向。1.农民收入现代化
农民收入现代化目标是要进一步减少农业人口比重，消除二元结构，农业生产经营实现高度科技化、规模化、链条化和特色化，农业管理服务实现高度系统化、信息化、专业化和社会化。2.供给保障现代化
提升农产品生产供应保障能力，稳定农产品生产，保障粮食有效供给；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土地和水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缩短种植养殖的农业生产周期，实现资源的利用效率现代化；建立食品监管现代化体系，提升农产品的营养成分，去除污染、农药残留等不健康因素。3.制度供给现代化
在制度层面上，以租赁化、股份化为起点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技术层面上，主要是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与集约化生产技术；在商业层面上，体现在不断创新推广农业专业合作模式与供求电子商务平台。4.农业生态一体化
农业生态一体化目标是建立耕地轮耕、休耕等肥力可持续保障机制，建立农业生产生态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修复和改善。5.农业布局全球化
农业布局全球化目标是在全球进行农业的资源生产、流通、储备和资本市场（主要是期货市场）等环节的全面布局，培养全球性农业企业，打造中国农业的全球竞争力和整合力。第三章中国现代农业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新供给经济学的供求非对称性体现出供给更能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动力。本书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研究需求面的前提下，重点从供给面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新思路。一、需求与供给作用的非对称性[2]
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需求与供给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第一，在总体上，在经济增长中，供给的主体是企业，是主动的，需求是被动的；第二，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供给与需求的相对作用也会发生变化；第三，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是长期性的，需求问题往往是临时性的；第四，针对经济的制度供给是人们可以采取行动措施的主要方面，是决定生产供给乃至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二、现代农业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目标是为国家的中长期战略提供政策建议与方案，根据新供给经济学的供求非对称性，研究从需求出发，着力点在供给侧，解决方案是制度供给。
本研究认为，供给侧包括“3+3”要素：第一类要素包括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三个基本组合要素，它们分别对现代农业的建设发挥相应的作用；第二类要素包括技术、组织和制度三个整合要素，它们对三个组合要素发挥整体的作用，影响基本要素的生产率。因此要针对土地、水等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制定技术研发、组织创新和制度供给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同时，研究中国现代农业中长期（2015~2049年）的发展，需要在国际格局、整个经济与人类发展的长期视野和中国发展沿袭的历史路径等三个前提下开展，从人口数量变化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出发，研究全球人口结构变化、收入和经济发展变化与国内人口结构、经济收入水平及其农业需求的关系，从资源、资本、劳动力、生产科技与流通科技等供给侧着手，以新供给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及其背景条件，基于国内和国际的资源供给进行未来展望分析。本研究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的现代农业组织与市场体系以及科技研发创新体系为目标，提出农业现代化中长期发展的制度供给战略和产业展望。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下的基本面判断
本研究认为，2015~2049年，中国现代农业须针对人口继续增长的“十三五”时期、2021~2030年的人口达到峰值拐点且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第二阶段和2031~2049年中国经济进入较高收入行列且人口开始减少的第三阶段进行分阶段分析。
第一，农产品的总需求量将不会有显著增加且后期可能趋于下降，但蛋白质类需求会不断上升至稳定，需求结构会有明显变化。
第二，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应与农民比重减少且人均供给能力提升（人均收入提升）相协调，通过科技和组织创新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
第三，全球人口的差异变化将中国农业从依赖进口转向依靠全球整合实现出口供给能力的整体提升。
第四，科技发展将彻底改变农业贸易流通方式，使农业的社会化、全球化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以上观点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规划战略建议：（1）在劳动力方面，大幅减少农民比重、提高农民人均生产力是实现农民富裕、消除二元结构的唯一有效途径。推进以职业转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和提供开放的现代农业生产与贸易组织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民转变职业身份；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消除二元结构。只有有效地减少农民人口比重，才能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前提条件。（2）在资源方面，大力推进鼓励农地转租和股份化为重点的土地规模化的法治体系建设，保障农民的土地处置权与收益权。对农地通过去化肥和保护生态的方式，建立休耕、轮耕等养地机制，同时防止土地抛荒，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农民创收的根本，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土地制度变革与变更的历史。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不断随着农民人口的减少而实现土地规模化的有效配置。首先，相比土地转让，土地股份制和租赁制优先推行的法律基础要求更容易实现，也更容易保护农民作为承包主体的自身利益；其次，土地的休耕与轮耕等养地制度让土地有恢复自然肥力的时间，逐步减少化肥的使用，保护生态体系，保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实现农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土地制度与土地技术以及水利设施的建设，既要考虑自然风险应对，也要考虑无土技术，把握亩产与耕地红线的平衡，鼓励规模化，防止碎片化，鼓励长期利用，防止公地悲剧，同时保护农民利益和环境生态。（3）在资本方面，建立农产品价格期货与保险等风险对冲与生产稳定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产业金融体系，加大对农业生产者的扶持力度。发挥市场资本和民间创新的力量、国家的基础前瞻性力量以及政府在安全监管、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与法治作用，建立国家基金，在资本、补贴等层面充分发挥对市场的杠杆与乘数效应，让市场规律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现有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是面对生产的融资和保险，而农民应对价格波动的主要方式还是政府补贴，不但难以有效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反而带来了庞大的财政负担。如果能将农产品期货对冲服务直接对接农民，则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但目前的期货对冲主要应用在大型农产品收购与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应用真正需要应对价格风险的农民身上。因此，建立农产品贸易针对农民的期货对冲服务，是稳定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措施。（4）在技术方面，以育种、种植、养殖为重点，以缩短生产周期、资源集约化生产和创新农产品品种提高品质为目标，建立产学研支持体系。建立国家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企业应用研究和农民分享使用的多层次农业科技体系，着重降低单位产出的土地占用和水资源消耗或提高单位土地和水资源消耗的产量，在土地、无土生产乃至星际资源等方面进行探索应用。同时，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积极有序地进行基因等生物技术开发应用，并研究如何有效缩短种植、养殖等生产周期。（5）在组织方面，建立全球农业资源整合产业分工体系，完善国内国际竞争市场规则，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与组织的成长，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以最少的人力利用最多的土地等资源，实现最大产出。实现专业化的流程分工，采用先进的设备、机器等生产工具，因地制宜地实现土地规模化，并根据土地适用性规划产品品种，是建立中国现代农业企业的有效途径。利用电子商务等先进信息化技术实现农业的“按需生产”和“生产消费直接对接”，打造现代农业市场平台，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供求与流通贸易体系。农产品有其种植、养殖周期，往往难以迅速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情况。通过科技手段可以适当缩短种植养殖周期，通过互联网平台还可以有效对接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专业化的农产品直供电子商务平台，将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起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便农民合理安排种植养殖计划，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放心的、可追溯的和更加便宜的农产品供应平台。同时，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需要配套的加工与物流体系，实现农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有机融合。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水资源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在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资源利用率还比较低，如能在不影响当地生态体系的情况下进行全球资源开发利用，并建立全球农产品加工流通体系，建立从贸易的丝绸之路到农业的鱼米之路，通过经济、生态、文化和外交等立体途径建立全球化合作体系，可有效应对全球人口危机，还能带动当地经济，实现世界经济与生活水平的协调发展。（6）在制度方面，建立去行政化的法治体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提供产权界定、公平交易保障、外部性、社会保障、变补贴和最低收购价为负产粮税和对冲农产品保障等制度供给。同时，接轨并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2] 金海年. 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表现的解读与展望[J]. 财政研究，2014（11）.第四章中国农业现代化历程和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农业发展恢复期，可认为是传统农业的量化积累期，时间段在1949~1983年；二是粮食生产安全实现期，可认为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时间段在1984~1999年；三是农业快速发展期，可认为是现代农业的萌芽期，时间段是2000年以来。一、农业发展恢复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经历几次大的制度变革，每次制度变革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效果迥异，这为研究中国农业制度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也对确定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制度构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土地改革与家庭经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推动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0年，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土地家庭经营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1949~1952年，粮食人均产量从209千克上升到288千克，棉花人均产量从0.8千克上升到2.3千克，油料人均产量从4.7千克上升到7.4千克，糖料人均产量从5.2千克上升到13.4千克。2.农业合作克服了一家一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弱点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家一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弱点，政府开始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1956年年初，全国有1亿左右农户加入合作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1956年年底，高级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7.8%。通过发挥集体力量，农业生产基础能力得到改善，耕地面积扩大了867万亩，新增灌溉面积2.2亿亩。农业生产能力也得到一定提高。1952~1957年，全国粮食人均产量从288千克上升到306千克，棉花人均产量从2.3千克上升到2.6千克，油料人均产量从7.4千克降到6.6千克，糖料人均产量从13.4千克上升到18.7千克。3.国家通过合作社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力度增强
国家对农业的过度干预使农业生产连续滑坡。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发展的好形势使政府乐观地估计了农业发展潜力，国家通过合作社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力度增强。1958年，中央政府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并在农村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在此背景下，各地高级社纷纷兴修水利，并实施了多项工程项目和工业项目。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农村发出号召，推动人民公社的组建。到1958年10月底，全国达到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全国农户中有1.2亿入社，占总农户的99%。但1959~1962年中国主要粮食产区遭遇多年不遇的旱灾，人民公社导致的生产力下降使我国农业雪上加霜，加之与苏联关系破裂，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从1959年开始，全国生产下降，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困难。1962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5 441万吨，比1957年的19 505万吨下降了20%多。同时，在“浮夸风”盛行的背景下，中央统购统销的政策进一步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这种严峻形势下，1961年，中央政府进行了全面调整，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经济发展计划需要按照“先工后农，先轻后重”的次序进行，国民经济发展恢复综合平衡，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4.农业生产经历了缓慢发展的时期
1966~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农业生产经历了缓慢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农业生产也饱受冲击，“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谁穷谁光荣”等思想和“大锅饭”的思维方式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不仅浪费了劳动时间，也破坏了生产环境条件。这一时期，从总产量看，农业生产是增加的。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19 453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0 477万吨，但其以损害环境为代价，劳动生产率低，加之人口总数也从72 538万人增长到96 259万人，使人均产量徘徊不前。1965~1978年，人均粮食产量从272千克增长到318.7千克，人均棉花产量从2.9千克下降到2.3千克，人均油料产量从5.1千克增长到5.5千克，人均糖料产量从21.5千克增长到24.9千克，人均水产品从4.2千克增长到4.9千克。5. 粮食实现基本自给
1979~1983年，改革开放在农业领域率先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中拉开序幕，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会议提出，要集中主要精力要把农业搞上去。会议认真总结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长期低迷的中国农业带来了重要转折。
1979年，国家对农村经济开始进行重大改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形成的“大帮哄”“大锅饭”状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中国农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农业改革之初，实行包产到组。家庭承包责任制最先在安徽省试行，随后在甘肃、贵州、四川、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相继开展了承包到户的责任制。
1980年以后，包产到户的形式开始逐步推广。到1983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形式。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期为15年，并限制频繁调整。这一举措不仅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而且也保护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也逐步由人民公社制转为乡镇体制。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大幅增加了化肥、农电和柴油的投入量，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少了征购量，扩大了粮食进口。大力推广农业技术等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此期间，粮食生产总量从33 212万吨增长到38 728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从342.7千克增长到378.5千克，人均棉花产量从2.3千克增长到4.5千克，人均油料产量从6.6千克增长到10.3千克，人均糖料产量从25.4千克增长到39.4千克，水果人均产量从6.9千克上升到9.3千克。表4–1 1949~1983年主要农产品人均产量 （单位：千克）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局.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二、粮食生产安全实现期（1984~1999年）
在基本实现粮食自给、完成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初步任务后，我国农业在确保生产总量的基础上，开始向优化农产品品质、调整农产品结构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91年），在基本保持粮食自给自足基础上，优化农产品品质，调整产业内部结构。
粮食实现基本自给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有了质的飞跃。人们不仅要求“吃饱”，而且希望“吃好”。在此背景下，农业在中央政策引导和支持下，进行了相关调整。在提高农产品质量方面，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其典型代表就是江西等省推广优质早稻品种。同时，推动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减少农产品中的农药、化肥残留，提升农产品的品质，逐步满足人们追求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这些政策一方面保障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粮食产量的基本稳定或缓慢增长，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推动了农业产值的提高和农产品市场的多元化。在推进结构调整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效，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基本保障，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态势。在市场的推动下，农作物开始走向多样化，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全面发展，这既满足了饮食结构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也直接促进了农业向优质化方向迈进。在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发展经历了上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国家开始对粮棉收购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国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农民削减粮棉的种植面积，发展种植业以外的产业和非农产业。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走向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国家实行了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除粮食、棉花、烤烟外，其他农产品都进入了流通领域。在此时期，城市农产品需求走向多元化，大大促进了农村、农民的多重经营，专业户、专业村和乡镇企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城市逐渐形成了农户与市场联结的加工流通龙头企业和专业化市场，并形成了产销一体化。外商也介入其中，投资农业年均189项。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化也有较大进展。
198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开始启动，积极贯彻“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稳住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组织新技术研究和重大技术攻关，让技术开发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面向市场。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把科技、教育兴农放在战略地位，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85~1991年，农业研究人员为50 330人，比1980~1984年的33 111人多了17 219人，增长52%。1985~1991年，农业科技投入分别为2亿元、2.7亿元、2.3亿元、2.4亿元、2.5亿元、3.1亿元、2.9亿元，除1987年稍低，其余年份基本上呈连年增长态势。在此期间，农业产值有大幅提升，从1984年的2 316.1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5 342.2亿元。而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粮食的人均产量从392.8千克下降到378.3千克，棉花的人均产量从6.0千克下降到4.9千克，水产品人均产量从6.0千克上升到11.7千克，水果人均产量则从11.1千克（1985年数字）上升到18.9千克，牛奶的人均产量从2.4千克（1985年数字）上升到4.0千克，禽蛋的人均产量从5.1千克（1985年数字）上升到8.0千克。这一态势充分说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基本保障粮食自给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多样化和高附加值化。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农产品进出情况也体现出了中国农产品生产结构的调整。
1984~1991年，活猪出口从308万头减少到285万头，大米出口从116万吨减少到69万吨，棉花出口从19万吨起步，先增后降为20万吨，蔬菜出口从52万吨增长到104万吨，水果出口从17.4万吨开始增长，只是在1991年突然下降到16万吨，水产品出口从12.4万吨增长到37.8万吨。同期，进口方面主要品种有小麦，从987万吨增长到1237万吨，玉米从5.5万吨减少到0.1万吨，大豆从极少量增长到0.1万吨，棉花从4.0万吨增长到37.1万吨，食用植物油从1.4万吨增长到61.2万吨。
第二阶段（1992~1999年），在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品质、调整结构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的改革开放，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提出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1993年年初，山东省潍坊地区首次提出了农业产业化。在此背景下，1993年3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7月，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进一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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