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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0 00: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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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巍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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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

《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左传》这一先秦典籍进行封闭性考察,重点分析《左传》中的战争语篇,以此来管窥上古汉语语篇的结构,为先秦语言文献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探索方式。

全书共分8章。第1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目的与意义等。第2章研究综述,对国内外语篇语言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对近年来《左传》在修辞学、叙事学、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分析。第3章《左传》叙战语篇界定及其分类,确定了520个叙战语篇,并根据语篇记事特点将语篇分为三类。第4章《左传》叙战语篇结构分析,总结出168篇纯事件、175篇简单事件、177篇复杂事件的底层结构,进而归纳出语篇常用的结构图式。第5章事件要素的表达方式。第6章评论的表达方式。第7章叙战语篇的生成机制,主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机制生成的三要素:主体、环境、话语形式。第8章结语。

本书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和本土化,期待能够为语篇语言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对先秦文献的语篇建构模式进行研究,亦可促进语言学、叙事学、史学、文学等学科的交融发展。序

刘巍的博士论文《〈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即将出版,这是令她本人欣慰的事,对于汉语研究界来说,终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书中的观点,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语篇研究在国内不乏著述,其中自有不少真知灼见。相比之下,刘巍的研究虽是初步尝试,但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些独到的思考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关注了古代汉语的语篇研究。古汉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重要领域,循着“小学”传统,音韵、训诂、文字的研究仍然是主流,成就也很大。而对古汉语语篇的研究相对薄弱。《〈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立场上,对古汉语的语篇做出了分析,这样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构建了语篇分析的合适框架。语篇分析理论很多,但多数关注的是衔接、连贯等方面的问题,而从语篇形式出发解释语篇构成的研究不多。实际上,语篇是为了实现特定交际意图建构起来的语言符号系列,对语篇的分析应该而且必须从交际意图出发,这样才能找到认识语篇的有效途径。《〈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一书对语篇的研究就是坚持这样的立场:从“告知”交际意图出发,建构了“战争”告知的一般告知行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左传》叙战语篇结构。

古汉语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汉语语言研究的发展,古汉语语篇研究会日益受到语言研究者的关注(古汉语语篇研究中不乏文学、文章学的研究),借鉴现在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古汉语语篇,将是大有可为的。吕明臣2017年5月10日第1章绪论1.1 选题缘起

语篇语言学的兴起从结构主义者Zellig Harris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上提出的“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算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因为语篇分析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不同,所以流派纷呈、成果丰硕。在现代语言学中,欧洲的功能主义都以语篇作为研究的对象。布拉格学派对整个语篇进行分析,了解语篇的发展和信息传递情况。哥本哈根学派重点研究语篇结构。伦敦学派把语境和语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把语篇作为主要的研究单位。

运用语篇语言学的新角度、新方法来研究语篇等问题,能使我们得到新的收获。徐赳赳在《话语分析在中国》中曾说:“我们应该用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语,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充实和丰富话语分析理论,二是促进其他学科的研究。现在的研究成果显示:篇章对句法结构的形成有制约关系,篇章对句式变体的使用也有制约关系,句中也有篇章现象。对话语和篇章的研究,可以促进句法分析。”

目前,我国语篇语言学虽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但从总体上来说理论研究多,实际分析少,英语语料研究多,汉语语料研究少。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语篇的研究应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所涉及,但是目前对古代汉语语篇的研究仍不全面。尽管近几年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以古汉语为语料的篇章问题,如华中科技大学彭吉军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语〉话题结构研究》(2011)、山东大学邱崇的博士学位论文《〈周易〉语篇研究》(2012)等,但总体来说数量是很少的。

何乐士先生曾说:“在语言研究过程中,选例式的研究固然占有它一定的位置,但要深入全面了解不同时代汉语的特点,总结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增强结论的科学性,关键是专书语言的穷尽性研究。专书语言研究是纵向或横向的专题研究、汉语断代史、汉语发展史、汉语历史大词典等系统工程的可靠基石。”同理,古汉语专书的语篇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左传》是先秦时期一部极为重要的典籍,其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全书共十八万余字,记叙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国赴告策书,与夫公卿大夫氏族谱传;大而天文地理,微而梦卜谣谶。”可以说,《左传》是春秋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左传》的记事,首尾完整,内容详备,文笔颇得称许。“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左传》一书具有极高的文学、史学、语言学等价值。

高本汉曾评价《左传》:“汉学家用来研究古代中国的各种文件,没有一种比《左传》更重要。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成熟时期的主要史料。在《左传》里,我们有西历前七二二年到四六八年的时期中的详细记载,组织很巧妙,文字很有力……对于语言学者,此书也很重要,因为是个范围很大的文件,里边用词极丰富而复杂,文章极有力而美妙。”《左传》作为先秦时期叙事作品的代表,记叙了春秋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战争贯穿其中。“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左传》中记载大大小小的战争事件不下700余次,字数约11万字,可以说,全书60%的内容都是记叙战争的。林纾在《左传撷华序》中称:“《左传》叙战事之规画,或极力叙战而不言谋,或极力抒谋而不言战,或在百忙之中,而间出以闲笔,或从纷扰之中,而转成为针对。其叙战事,尤极留意,必因事设权,不曾一笔沿袭,一语雷同,其神技也。”清人冯李骅也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妙。”

正因为《左传》一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古今中外历代学者都对《左传》给予极高的评价。因此,本书选取《左传》这一专书进行封闭性考察,重点分析《左传》的叙战语篇,找出叙战语篇的底层结构及其表层的表现形式,以此来管窥古汉语语篇的结构乃至整个汉语语篇的特点。1.2 研究思路

历代学者极言《左传》叙战之精妙,那么左氏面对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战争事件,应选何事详论、何事略谈?内容取舍、剪裁的标准是什么?《左传》的叙战语篇或长或短,其底层模式又是什么?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如何从语言文字中探求左氏的深层叙事意图?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不打算从文学或叙事学的角度去探讨《左传》叙战语篇的艺术特色等问题,而是希望能够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左传》叙战语篇的生成,略人所详,详人所略。

本书的研究思路:真实的战争是一回事,叙战的结构是一回事,如何讲述战争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语篇底层结构(叙战结构)是现实事件和语篇表层联系起来的中间层。实现出来的语篇并不和事件的世界(原事件)发生关系,而是和对原事件的叙述(叙述事件)发生联系。通过语篇读者看到的是叙述事件,而不是原事件。

进一步说,真实的战争事件包括交战的背景、起因、人物、经过、结果等要素。而左氏面对这些真实的战争事件如何选择、怎样去叙述,就构成语篇的底层结构。这个结构直接决定了讲述战争的方式。语篇的底层结构并非线性的,实现到表层才是线性的,底层结构要受制于语言叙述的线性特点。那么,底层结构实现到表层线性序列时,底层结构的各个要素又是如何体现的?哪些要素被隐现了,哪些又被凸显了?比如说,战争事件的背景,出现在叙战语篇的什么位置,是否有形式标记?要素之间的排列方式是怎样的?叙战语篇在语言表达上又有哪些特点?语篇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先秦的语言文献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其特点是把《左传》视为一种文本或话语来进行分析。本书遴选《左传》的叙战篇章,分析叙战语篇的底层结构,进而分析底层结构在表层的映射情况,即事件的语言表达形式。

本书试图对《左传》叙战语篇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分析,期待能够进一步丰富现有的语篇理论。正如前文所说,现有的语篇研究多在现代汉语中展开,在古代汉语中少有涉及,因此本书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左传》,并勾勒出《左传》叙战语篇的构建模式,希望能为古汉语的专书语篇研究提供借鉴,为考察古今语篇结构的异同提供证据,也为汉语篇章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同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左传》。此外,从教学上来说,《左传》一直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文献,对《左传》叙战语篇的研究,也有利于古汉语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4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以《左传》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

古代汉语历史悠久,而先秦汉语更能反映汉语的本源,更能说明汉语比较恒定的结构特征,故本书尝试从先秦文献中选取一本专书进行封闭性考察,以了解语篇结构的具体表现,以此管窥先秦时期汉语语篇结构的全貌。《左传》一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作为先秦文献的典范,语料质量上乘。(2)语料数量丰富。全书共18万余字,记录了9671个词。这是其他先秦典籍所不具备的。语言材料本身的丰富为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3)内容丰富,全书记载了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共有740次,其中大型战役就有百余次,各种类型的叙战语篇或长或短。(4)《左传》一书的性质、成书年代大致可考。《左传》大致保持了上古汉语语篇的历史原貌。1.选用版本

关于《左传》的版本及其内部的章节划分,笔者主要参看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6);对某些具体词句的考释,主要参看唐人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今人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中华书局,2011)。

本书以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作为研究底本,主要是因为:一来它的注解比较全面详细,与其他版本相比,错误较少;二来该书的经、传都以阮元刻本为底本,阮元刻本不仅流传广、影响大,而且有《校勘记》可以利用。2.研究方法(1)统计法。借助计算机对《左传》叙战篇章的语料进行穷尽统计,为本书的定量分析提供数据支持。本书在研究语篇结构类型、词语类别、句类等内容上均采用数据统计的方式,得出的量化数据是本书研究的重要支撑材料。(2)分析归纳法。将文献材料分析与外部考察相结合,在穷尽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分析的方法对每一个具体语篇的结构加以研究,描写其基本面貌,归纳语篇常用的模式。(3)个案分析与分类、归纳总结相结合。(4)动态与静态相结合。仅就文本自身语篇形式要素进行研究是静态的,语篇都要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因而要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对语篇进行动态研究,对要素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功能阐释。

说明:本书使用的说话人包括说话人和作者,听话人统指受话人和读者,语篇统指口头和书面篇章材料。由于我们关心的是书面语语篇,在分析时,也会使用读者、作者等词语。第2章研究综述

语篇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构建的一种不小于小句的语言单位。语篇表达一个整体意义,具有明显的语篇特征,其主题意义相对完整,结构有序,功能相对独立,依靠语境能完成一种可识辨的交际功能。任何语篇都要满足Beaugrande & Dressler提出的语篇和非语篇的七项标准: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

近年来,以语篇为对象的分析和研究越来越多,语篇分析、话语分析、语篇语言学、篇章语言学等概念繁多,其内容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因此,本书不再区分这些概念,统指对口头或书面语篇的分析方法。

语篇语言学以语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观察,探索语言的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解释人们如何构造和理解各种连贯的话语,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特征等方面来解释语言中的制约因素。语篇语言学的核心任务是从结构和功能来研究语篇。

语篇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国家产生,70年代逐渐形成,90年代空前发展,是继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后新兴起的一个语言学分支。语章语言学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的历史源头在西方可追溯到Plato、Aristotle时代的古典修辞学和19世纪以后的文体学。在中国,最先从篇章角度提出修辞问题的是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文艺理论著作。

下文重点介绍语篇语言学研究概况。2.1 国外语篇语言学研究概况

国外篇章语言学研究概况如下所述。

萌芽时期:1952年,Zellig Harris在《语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此后,“话语分析”这个术语才被人们所熟悉。在欧洲,Hartman& Schmidt等人开始从事话语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开始重视对话语结构的研究。Halliday对句子的主题结构、句子和话语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段时间多是一些零星的研究,未成系统,影响不大。

形成和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及研究成果。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指称、指示、回指、语境、话题和述题、衔接和连贯、替换等方面。有影响的论文集和专著有:《篇章语法研究》《衔接和语义学》《超语段》《理解语法》等。正如Halliday所说:“欧洲主要的功能学派有布拉格学派、法国功能主义、伦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它们互不相同但又彼此相关,这些学派的语言学家都把语篇和系统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都为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Text杂志在荷兰创刊,标志着话语分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98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英国的G.Brown和美国的G.Yule合写的《话语分析》,此书内容丰富,对前人研究做出了很好的概括。同年,R.Longacre写的《话语语法》出版,该书讨论独白话语和对话、谓语的组合、格、概念结构的层次、话语分析框架等。

1985年,van Dijk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问世,可以看作这门新的跨学科独立和自我体系形成的标志。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外的话语分析已经拥有了一批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近年来,各国的话语分析研究蓬勃发展、各具特色。美国的话语分析强调仔细研究谈话中参与者的行为,研究叙述文,研究谈话的准则、话轮的转变等问题。英国的话语分析受Halliday的功能研究的影响很大,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主要遵循结构语言学的标准。

近年来,语篇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向大结构发展,更多是对段落、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加以关注;同时向语音时态发展,向实用性较强的话语发展;注重口语研究,集中研究某种语言现象,并且开始进入教学领域。

下文简要介绍几种国外语篇语言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2.1.1 Van Dijk的篇章语义结构研究

Van Dijk称语篇总体结构为宏观结构,称语篇中一个句子以及两个按顺序连接排列的句子的结构为微观结构。Van Dijk认为,故事和会话通常由许多常规模式组成,填充这些整体模式形式的就是话语的总体宏观结构意义。因为形式、意义和行为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微观层次的描写和宏观层次的描写也必然是互相联系的。

对于怎样能够得到语篇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Van Dijk提出了四条宏观原则:删略、选择、概况、涵盖。文本语义宏观结构整体示意图,如图2.1所示。图2.1 文本语义宏观结构整体示意图

钱敏汝认为,Van Dijk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在话语更高层次上的宏观结构。但是Van Dijk的研究也有不足:他在微观结构、宏观结构、超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未能进行深入论述,并且他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是从篇章语义的角度来论述的。2.1.2 主位结构理论

捷克语言学家Mathesius & Firbas较早提出了主位、述位的概念。语言学家们认为,语篇话题的延续、转换以及主题的逐步推进,决定了语篇信息编码的线性化过程及信息单位的组织,对语篇信息的发展起到了定向作用。而话题的展开和主题的推进主要由话题或主题在主位、述位上的位置变化来实现,即主述位推进模式。

1970年,捷克语言学家Danes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论话语结构的语言学分析》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五种主位推进模式,即简单的线性推进模式、连贯主位推进模式、派生主位推进模式、分裂主位推进模式、跳跃主位推进模式。这五种模式被提出后,反响很大。中外语言学者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基本模式类型。苏联的科连克提出两种结构形式:平行结构和链式结构。Van Dijk也提出了与其相似的两种模式。中国学者徐盛桓(1982)、黄衍(1985)、黄国文(1988)、胡壮麟(1994)、朱永生(1995)等分别提出了三种、四种、五种、七种不同的基本模式。唐青叶(2002)从话题延续及主题连贯的角度运用集合对应、排列组合等数理方法,确定了五种基本nnnX模式:模糊跳跃模式(T—R,n0);主位延续模式(T=T,nx0);nXnX述位延续模式(R=R,nx0);直线延续模式(T=R,nx0);交叉nX延续模式(R=T,nx0)。

综观上述主位结构理论,大多数是基于外语语料进行的基本模式研究,针对某一语篇类型的研究还不多。2.1.3 修辞结构理论“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简称“RST理论”,由美国学者William C.Mann和Sandra A.Thompson等首创于1983年。它重点研究语篇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修辞结构,所以被称为“修辞结构理论”。

RST理论的主要内容:(1)语篇由各具重要功能的部分构成,较小的部分按一定关系模式组成更大的部分,直至生成语篇。(2)一段话语或文字要被确认为语篇,其各个部分必须有机地结合以形成整体性和连贯性。(3)整体性与连贯性来自语篇的内在功能。一个语篇之所以会产生整体性与连贯性的效果,是因为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语篇作者的同一中心目的。(4)语篇结构是层级结构,不是线性结构。(5)RST区分了三种语篇结构,即类型结构、句法结构和关系结构。(6)关系结构内部具有同一性,从小句连接到语篇本身的所有层级结构共享一套相同的关系模式,关系结构模式不因结构层级的改变而不同。(7)关系结构是多语句语篇的主要结构。一套为数不多的递归性关系模式将基础的部分两两连接成更大的部分,直至形成语篇。(8)不对称性在关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9)语篇的结构关系是功能关系,不是形式关系,其共同特点是可用不同的效果类型进行描写。(10)语篇关系是语篇的深层结构关系。这些抽象的关系由表层的语句来实现,但严格地讲,语篇关系并不存在于表层的语句或段落之间。(11)语篇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原则上是无限的,以前未出现的关系类型也可能在新的语篇关系中出现。

RST理论为比较修辞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该理论已经应用于一些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为有标记和无标记结构关系的描写提供了一个基本方法;为无标记隐含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模式框架;也有学者运用此理论对英语新闻广播的特征进行分析和描写。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RST理论对篇章结构的分析与对句法结构的分析模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2.1.4 现代图式理论

1781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纯推理批评》中首先提出了图式理论。他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才会变得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提出“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的概念来解释图式的形成和发展,图式的概念再次引起了专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式理论在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和广泛应用。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最早应用“图式”概念的是英国认知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他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对语篇的记忆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复制(Straight Reproduction),而是解释性的(Constructive)。这一解释过程运用所接触语篇中的信息连同与手头语篇相关的过去的经验一起构建出一种思想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这里所指的“过去的经验”并不是单一的事件或经验的简单堆积,而是组织好的(Organized)并易于驾驭的(Manageable)。他把这一结构块(即以往事件或经验的功能性编组,这种编组总能在任何有机的、相适应的交际应答中起作用)称为“图式”。图式是不断发生作用的既存知识结构,遇到新事物时,只有把这些新事物和已有的图式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此,图式又被称为认知框架。1.图式的定义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图式下定义,使用了不同的术语。Minsky用术语“框架”(Frame)来描述与典型环境有关的图式;Schank & Abelson则用“脚本”(Script)来描述事件的顺序,认为脚本是一种结构,能够描写某一特定场合中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一种预先决定的、原型化的动作序列,定义了一个熟知的场景;心理学家Jean Piaget把图式看作包含动作结构和运思结构在内的从经验到概念的介物;人工智能专家Rumellhart认为,图式是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De Beaugrande & Dressler用“总体概念”(Global Concepts)来表示图式;Sanford & Garrod用“方案”(Scenarios)来表示图式;Mckeown & Mann则从狭义的角度用“修辞手段”意指语篇产生理论中的图式;Eysenck & Keane认为“图式”是组织人的感知世界的内在结构;Cook把图式定义为“典型事例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ypical instances);Brown & Yule将图式定义为可以激活以理解篇章的知识结构;Van Dijk认为,图式是更高层次上的复杂的知识结构(Schemata are said to be higher-level complex knowledge structures);还有学者用“心理模式”(Mentalmodels)一词等。上述释义或术语虽各有不同,但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图式是作为一种经过抽象和概括的背景知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对理解和交际非常重要。2.图式的分类

不同学者对图式进行了不同的分类。Carrell把图式分为两类: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ta)(关于世界的背景知识)和形式图式(Formal Schemata)(关于修辞结构的背景知识)。Cook则把图式分为三类:世界图式(World Schemata)、文本图式(Text Schemata)和语言图式(Language Schema-ta)。Kramsch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Fillmore所提出的语篇理解中的三种图式,即语篇图式(Text Schemata)、风格图式(Genre Schemata)和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ta)。他们的分类侧重点各有不同,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图式虽然是心理学的重要术语,但是给我们很多启示:图式是一个等级结构,具有层次性,《左传》叙战图式也必然具有这一特点。此外,图式有构成要素,《左传》叙战图式也有结构要素,这些要素的排列就构成叙战图式结构。2.1.5 故事语法

Gonzalez认为,“语法是描写语言的一种方法,故事语法就是描写故事的方法。所有的语言都是由句法、形态学、音韵学等方面组成;故事语法则由场景、主题、情节和解决等方面组成。”简单地说,故事语法就是描写故事结构的一套规则。(1)Rumellhart第一个正式提出故事语法,这也构成其他故事语法的基础。之后,Mandler和Johnson、Thorndyke、Stein和Glenn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Rumellhart的故事语法包括一系列构成故事结构的句法规则和一系列决定故事语义表征的语义解释规则。这些句法规则和语义解释规则如下所述。

①故事→背景+情节→使能(背景,情节)

②背景→(状态)→并列(状态,状态,……)

③情节→事件+反应→引发(事件,反应)

④事件→{情节∣状态变化∣行动∣事件十事件}→因果(事件1,事件2)或使能(事件1,事件2)

⑤反应→内部反应+外部反应→驱动(内部反应,内部反应)

⑥内部反应→{情绪∣愿望}

⑦外部反应→{行动∣(尝试)}→时序(尝试1,尝试2,……)

⑧尝试→计划+实施→驱动(计划,实施)

⑨实施→(前行动)+行动+结果→使能[并列(前行动,前行动,……),{引发∣因果∣使能)(行动,结果)]

⑩前行动→子目标+(尝试)→驱动[子目标,时序(尝试,……)]

⑪结果→{反应∣事件}(2)Mandler和Johnson的故事语法。

Mandler和Johnson的故事语法丰富和发展了Rumellhart的故事语法,是以Rumellhart的故事语法的基本特征为基础来分析故事的内在结构的。首先,它不再使用Rumelhart语法中的双重结构,而采用了单一的结构形式;其次,Rumellhart的故事语法只适合单一情节的少数故事的分析,而Mandler和Johnson拓宽了这种分析的范围,较为详细地阐明了故事的内在结构。另外,他们还具体分析了故事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

上述两种语法对分析具有完整结构的简单故事十分有效,但是要描述故事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匹配关系,就需要一套新的方法,因此Johnson和Mandler(1980)提出了故事转换语法。这种语法包括删除规则(Deletion Rule)和换位(Movement Transformation)。

故事语法从形式上来看,不够充分,并且故事语法对于了解故事内容的语义模型毫无意义,不过它仍是分析故事结构的有效方法之一。2.2 我国语篇语言学研究现状

郑贵友把现代汉语篇章分析的兴起和发展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纯粹以文章写作为主要目的对篇章构成加以观察的汉语“文章学”研究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文章学分析为主,同时重视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篇章构成加以观察的“文章学—语言学”杂糅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观察汉语篇章结构规律的、具有“本土特征”的汉语篇章分析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引进西方现代篇章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篇章语言问题的汉语篇章分析时期。

聂仁发认为,迄今为止的汉语语篇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文章学、语法学和话语分析三个时期。文章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宏观结构,即语篇直接成分及其关系,以指导写作为目的;语法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微观结构,揭示小句组合成篇章过程中的结构层次关系,以描写为主;话语分析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各种篇章现象,引入认知、功能的观点,解释性成分明显增多。未来的汉语语篇研究除了继续目前的研究外,还应加强语篇结构研究,开展语篇理论和语篇应用的研究。

尽管两位学者的分类略有不同,但都认为我国的汉语篇章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胡壮麟发表了《汉语的衔接》这篇论文,被看作汉语篇章分析最早的论著。随后,我国的话语分析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一系列较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

第一类是起始时间比较早并一直延续的关于外语篇章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

有关专著: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4);胡壮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0);王得杏的《英语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交际》(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刘辰诞的《教学篇章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2)。

论文类:徐盛桓的《主位和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1);胡壮麟的《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2);徐盛桓的《再论主位和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4);黄衍的《论主位和述位》(《外国语》,1985.5)。

第二类是外语学院的一些学者用国外已有的理论、方法对汉语篇章问题的研究。

有关专著:王福祥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商务印书馆,1989.4);王福祥的《话语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6);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9)。

论文类:刘哲的《论话语衔接的手段与话语的连贯及语义分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3);胡建华的《汉语中的主位与子主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3)。

第三类是汉语学者有关国外篇章分析理论、方法的介绍性著述。

论文类:廖秋忠的《〈篇章语言学导论〉简介》(《国外语言学》,1987.2);廖秋忠的《〈篇章分析〉介绍》(《国外语言学》,1987.4);徐赳赳的《话语分析——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国外语言学》,1990.2)。

第四类是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用已有的理论方法对汉语篇章现象的研究。“这是汉语篇章分析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但到目前为止,参与者及相关成果都为数有限。”

有关著作:廖秋忠的《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12);张伯江、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4);沈开木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12);郑贵友的《汉语篇章实义切分的宏观原则与主位的确定》(《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4)。

综上所述,郑贵友先生认为:①在收集到的研究成果中,理论介绍类论著多于具体语言事实分析类论著;②在具体语言事实分析类论著中,外语语言事实分析类论著多于汉语语言事实分析类论著;③在汉语语言事实分析类论著中,宏观性研究类论著多于微观性研究类论著。

近三十年来,在“话语分析”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中国学者有陈平、廖秋忠、胡壮麟、郑贵友、钱敏汝、徐赳赳等。下文简要介绍几位学者的观点。

陈平是我国较早关注语篇研究的学者之一,陈平把篇章研究和传统语法的不同概括为四点:(1)分析语料的不同。传统语法通常是研究孤立的句子,所采用的例句是自造的,也可以是来自别人使用的话语,但要经过剪裁再采用。话语分析则一般要求分析对象是从书本材料或录音材料等自然素材中选取的实际用语。(2)规则和规律的不同。传统语法分析注重规则,也就是注重能说、不能说,而话语分析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结果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规律性,也就是注重语言使用的倾向。这样,传统语法分析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类型的异同上,对各种类型所包含实例的多寡则一般不予理会。话语分析在研究类型异同的同时,十分关注实例的多寡,认为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并且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数量不一的中间阶段,即过渡的连续统。(3)动态和静态的不同。传统语法分析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静态的成品,而话语分析注重把其作为一个动态过程。(4)语境关注的程度不同。传统语法分析往往脱离语境来研究词语句子,而对于话语分析工作来说,密切联系永久的使用环境是它在方法上最重要的特征。可以说,脱离了话语环境,也就谈不上话语分析。

廖秋忠明确指出:“从句子到篇章的研究,这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进一步认为:“篇章是最常见的语言事实,语言学家无法忽视也不可能回避。篇章内部有结构,篇章现象大都有形式上的表现,但又不能在句法层面来研究和解释。”“篇章对句法结构的形成、对句式和句式变体的选用都有制约作用,同时句中也存在篇章现象。”这些论断都是极有见地的。

在篇章结构研究方面,廖秋忠曾经在《篇章中的论证结构》和《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中有过专门的论述。他指出:“篇章结构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找出各种文体或语体的结构要素及这些要素组成篇章的情况。这种研究首先涉及篇章结构单位与结构层次的确定以及结构单位的关系与组合。另外,还要涉及结构单位在篇章中所起的功能。”廖秋忠还举例说明了叙述体(特别是小说)和论证题的结构。例如,小说的宏观结构按顺序由以下基本结构要素组成:①铺陈;②冲突激发;③冲突发展;④高潮;⑤冲突解开;⑥最后的悬念;⑦结尾。论证结构按要素出现的顺序为:①引言;②论题;③论据;④结尾。

郑贵友在《汉语篇章语言学》中讨论了篇章的语义结构和功能结构。他归纳了微观语义结构的4大类17小类语义关系类型:因果关系、并列关系、逆反关系和包含关系。

徐赳赳在《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中设专章介绍篇章层次结构。徐赳赳分别介绍了传统结构、段落结构、三元结构、论证结构、故事结构、宏观结构、修辞结构,并且对每一种理论都做了评价。他认为,“在篇章研究中,叙述文是典型的研究对象,故事又是叙述文的典型代表。对故事结构进行分解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故事,而不只是‘线性’的故事。前人对故事结构的层次研究给后来的篇章层次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Van Dijk提出的宏观结构规则以及每个层次之间的意义抽取和归纳,现在看起来有超前的眼光,确实是很高明的。但由于该分析法的操作较烦琐,目前在教学和实际分析中用得不多。”“修辞理论是近几十年来,在篇章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一个理论,国际上研究话语篇章的学者纷纷用该理论来研究自己的语言。”

这一阶段的汉语语篇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突破结构主义语法学方法,广泛吸收话语分析、语用学等观念与方法,比如关于信息结构的分析、关于回指的分析、关于衔接与连贯的分析等,都比过去深入细致得多。二是语篇研究与语法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不是在语篇上运用语法学方法,而是从语篇角度审视句法现象。

目前,语言学家已调查了约500种回指现象,此方面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关注。近二十年来,廖秋忠、陈平、徐赳赳等在此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廖秋忠(1986)的《现代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提到,“指同”即“同指”就是回指现象的一种,文中对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方式做了系统的分类。陈平(1987)的《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一文,也探讨了汉语回指的用法。另一位对汉语回指现象颇有研究的学者是徐赳赳,其著述《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是我国第一本对回指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该书将汉语回指分为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为汉语篇章回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著述的基础上,徐赳赳又对其进行补充,在《现代汉语联想回指分析》一文中提出了相对于同指的另一种回指现象——联想回指,并对联想回指的类别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语言学、文章学、修辞学、叙事学、心理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关注篇章语言学,但是不同的研究领域所用术语不同,因此相同的概念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不同概念之间的内涵又有交叉,这对后续研究造成了不便。我国篇章语言学在上述领域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其他篇章现象或篇章单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语篇研究中较成熟的篇章回指、篇章连接词等成果基本都集中在外语界,研究语料以外语居多,现代汉语语料较少。从研究性质上看,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分散研究较多,系统研究较少。从研究对象上看,一般研究较多,领域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方法较多,现代手段较少。英语研究较多,汉语研究较少,以古汉语为语料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古代汉语语篇更需要重视意义、认知、功能方面的因素。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籍,也能促进语篇语言学的理论建设。2.3 《左传》研究现状《左传》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语料。张高评曾说:“《左传》一书的性质,就解释《春秋》经暨《春秋》经传的关系来说,是经学;就忠实反映春秋时代事迹及人物传记来说,是一部比《春秋》更成熟的编年史;就史传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文学以及清代桐城义法、后代辞章学、文章作法来说,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以上表述从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全面评价了《左传》一书。

因此,在文学、史学、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对其研究颇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左传》的价值。下文集中论述20世纪以来《左传》修辞学、叙事学、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现状。1.修辞学

20世纪以来,《左传》修辞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钱钟书的《管锥编》、赵克勤的《古代汉语词汇学》、徐仁甫的《广古书疑义举例》、沈玉成的《春秋左传学史稿》、赵生群的《春秋经传研究》、姚曼波的《春秋考论》、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语文的阐释》等都谈到了《左传》的修辞。

近二十年来,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的以《左传》修辞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近八十篇,其中,朱宏达的《论〈左传〉的语言艺术》、王鸿宾的《〈春秋左传〉中“S以VP”结构修辞效果试析》、刘建华的《谈〈左传〉的辞令艺术》、张新科的《〈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张景霓的《论〈左传〉中的省略》、吴美卿的《〈左传〉写人艺术四谈》、李华的《〈左传〉修辞研究》等从句式、篇章、风格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左传》的语言艺术。其中,李华的《〈左传〉修辞研究》第一次对《左传》的修辞现象和所表现的修辞理论、修辞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李华的论文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左传》中的一些特殊语言表达方式予以解释,并对《左传》中出现的辞格做了合理的归纳,论述了《左传》的词语锤炼、句式选择、篇章布局、文体风格,还对《左传》中反映的修辞观和《左传》在修辞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做了论述。2.叙事学

我国台湾学者张高评对《左传》的论著颇丰,著有《左传之文学价值》《左传文章义法撢微》《左传之文韬》《左传之武略》《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等。他曾撰文《台湾五十年来〈春秋〉经传研究综述》,对台湾目前《左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张高评在《左传之文学价值》中针对《左传》列举了正叙法、原叙法、逆序法、对叙法、类叙法等近四十余种叙事法。在《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中,他针对《左传》的据事直书、预言基型、书法笔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8)一书,从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与点评等角度出发,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体系。

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重点讨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该书设有专章《事实与虚构——史传运事的兴盛》,对《左传》的叙事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提出《左传》在叙事史上的三大贡献:记言与记事的均衡合宜;文本与故事的基本对称;事实与虚构的交融互渗。

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2003)收录了11篇论文,主要运用西方叙事学的观点,对《左传》《国语》《史记》等文本进行探讨,其重心仍然是从虚构叙事出发。

潘万木的《〈左传〉叙述模式论》(2004),运用了西方叙事学以及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就《左传》叙述模式进行了探讨,尤其是针对《左传》中的征引、评论、预言叙述模式做了探本溯源的研究。

此外,张素卿在《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中,以叙事与解释为论述的焦点,对《左传》的文、事、义进行讨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有一节谈到了史传对于小说的影响。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分析了中国“奇书文体”的叙事特征。另外,王成军在《纪实与虚构——中西叙事文学研究》中提倡叙事学应关注纪实叙事。

我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陈致宏的学位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在叙事方式及其内涵的归纳和总结方面显得细致而颇具新意,其中针对《左传》叙事结构的分析从“因果结果”“属词结构”“比事结构”等角度入手,结合文字内涵进行解析,并探讨了《左传》叙事方式与历史解释之间的深刻关系,试图探究中国文化叙事审美理论的缘起。3.词汇、语法方面

20世纪以来,针对《左传》语言特色的研究颇多,单就语法方面而言,研究者在词法和句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1)在句法方面的著作与论文

何乐士的《〈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夏先培的《〈左传〉交际称谓研究》、管燮初的《〈左传〉句法研究》、麦梅翘的《〈左传〉中介词“以”的前置宾语》《〈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白兆麟的《〈左传〉假设复句研究》、申小龙的《〈左传〉句型研究》《〈左传〉主题句研究》、李佐丰的《〈左传〉中的“使”字句》、程亚恒的《〈左传〉的兼语句研究》、韩红星的《〈左传〉比喻句研究》、孙力平的《〈左传〉中的组合歧义及几种歧义格式》、苏延烨的《〈左传〉主谓谓语句研究》。

2)在字、词方面的著作与论文

何乐士的《〈左传〉范围副词》、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张猛的《〈左传〉谓语动词研究》、陈克炯的《〈左传〉形容词简析》《〈左传〉单音动词的“向”及其句式》、毛远明的《〈左传〉词汇研究》、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张猛的《〈左传〉动词研究》、赵大明的《〈左传〉介词研究》、敖镜浩的《〈左传)“是”字用法调查》、张华的《〈左传〉否定词“非”“未”“勿”“毋”“弗”“不”研究》、王鸿滨的《〈春秋左传〉介词研究》、郑路的《〈左传〉时间范畴研究》、江傲霜的《〈左传〉同义复词研究》、张文国的《〈左传〉“也”字研究》、张文霞的《〈左传〉“死”类动词初探》、封树芬的《论〈左传〉中的同义词连用》、徐春红的《〈左传〉告谕类动词词义特点和结构功能研究》、徐子宏的《赐予义动词在〈左传〉中的分布情况》、钱坤的《论〈左传〉“率领”义之“以”》、王春玲的《〈吴越春秋〉动词研究》、丁喜霞的《〈左传〉“追”“逐”的意义和用法分析》、李索和高小立的《〈左传〉愧耻义系词义特点与结构功能析微》、甘斐哲的《〈左传〉同义词连用现象考察》、董淑华的《从〈左传〉“伐、侵、袭”的使用透视春秋人的战争观》、沈林的《〈左传〉单音节同义词词群的考察》、杨林青的《〈左传〉动词同义词研究》、罗蓓蕾的《〈左传〉军事词语研究》、吴峥嵘的《〈左传〉索取、给予、接受义类词汇系统研究》等。

综上所述,前贤学者从修辞学、叙事学、字、词句法等角度对《左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对《左传》的研究还很少,仅有殷国光、刘文霞于2009年发表在《语文研究》上的《〈左传〉篇章零形回指研究——以〈隐公〉》为例,是比较好的一篇文章。此外,李旭等人著有《左传省略句考察及其语用学分析》;我国台湾学者陈致宏著有《语用学与〈左传〉外交辞令》。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的从语言学,特别是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对《左传》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努力方向。第3章《左传》叙战语篇界定及其分类

语篇是言语作品,具有明确的交际功能和目的,篇幅可长可短,是语言实际交际过程中的产物。语篇分析的目的是认识语篇本身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叙战语篇的研究是为了认识叙战语篇的基本规律以及在语言中的表达。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左传》的叙战语篇,因此首先要对叙战语篇进行界定。3.1 叙战语篇界定3.1.1 语篇的概念“语篇”在英语里有Text和Discourse两种说法,语篇的概念复杂,学者众说纷纭,少有统一的定义,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把语篇视为大于句子层面的语言单位,它可以是一个段落、一个章节乃至一部巨著;二是把语篇看作语言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它可长可短,长则可以是一段会话、一场辩论、一次演讲或一篇日记,短则可以是一个词或一个短语。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创始人Halliday & Hasan认为,“Text”一词在语言学里可以指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长短不限的、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段落,是使用中的语言单位,不是像小句或句子一样的语法单位,不能用长度来确定它。

语篇组织模式理论创始人Hoey给“Text”下的定义:“Text”可清晰地表示一个或多个作者和一个或多个读者之间相对独立的、有目的的互动,其中作者控制互动并生产大部分或所有的语言。

Kinneavy认为,话语既指口语也指书面语,话语可以指一首诗、某次对话、某个悲剧、某个笑话、某次讨论会、某个历史故事、某次面试、某个电视广告或某篇文章。

De Beaugrande和Dressier认为,英语的篇章Text是使用中的话语Discourse。他们认为,篇章可以定义为符合篇章七要素的一次交际事件。七要素是指衔接、连贯、目的性、可取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其中,衔接和连贯这两个要素被认为是语篇的主要特征。

Schiffrin认为,话语可定义为超句子的任何语言单位,话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对白和独白。

中国古代学者也曾对“语篇”有所论述。

汉代王充的《论衡·正说》:“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麟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附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它认为语篇单位是字、句、章、篇,说明了语篇的重要性。

现代学者陈平认为,话语分析要求分析对象是从书本材料或录音材料等自然素材中选取的实际用语。而话语分析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结果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规律性,也就是注重语言使用的倾向,话语分析是一个动态过程。

廖秋忠认为,语篇是一次交际过程中使用的、完整的语言体。

胡壮麟认为,语篇是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

徐赳赳认为,话语篇章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对话语篇章的准确理解,应建立在“话语篇章”这类词所出现的语境的基础之上。话语篇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总之,语篇是言语作品,是语言实际交际过程中的产物。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语篇都应该合乎语法、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连贯,也包括语篇内在的语言上的连贯。由于是语言交际的产物,语篇必须依赖具体的语境方能存在,同时要具有明确的交际功能和目的,如传递信息、描述事件、发布命令等。由于语篇被视为高于句子层面的语义单位,其规模就不能用长短来界定。判断一个语言单位是否为语篇,应该看其是否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了应有的含义或具有实际的交际功能。语篇是有效交际的基本单位。

结合各家所言,本书将《左传》叙战语篇定义为:能完整叙述一个战争事件,大于等于一个句子的语言单位,其主题意义相对完整,一脉相承,结构有序,功能相对独立,依赖语境能完成一种可识辨的交际功能。语言单位可以长至十几个自然段落,也可短至一个自然段。3.1.2 划分标准

根据语篇的定义,在划分《左传》叙战语篇时,要考虑形式与意义两个方面。1.形式

Longacre认为,在任何语言中,独白篇章都有层次结构,不管在书面语或口语里都应该承认有段落这个篇章单位。因此在划分叙战语篇时,形式上是以自然段落为单位。自然段落的典型标记是另起一行,开头缩进两个字。廖秋忠认为,在句子之上篇章之间应有段落这样一个层次,需要有段落这样一个中间单位的原因是要用它来说明句子之间语义联系或功能联系疏密的不同。一般的篇章中不止两个句子或话轮,而且它们之间的语义、功能联系通常不是等距离的,需要有段落这样的单位来建立篇章层级结构。

徐赳赳进一步区分了“自然段落”和“语义段落”,认为“自然段落”和“语义段落”在形式上有以下三种关系,如图3.1所示。图3.1 “自然段落”和“语义段落”的三种关系

A类:圆圈是自然段落(P),里面包括2~N个自然段落(S)。B类:圆圈是语义段落(S),里面包括2~N个自然段落(P)。C类:圆圈重叠,也就是自然段落(P)和语义段落(S)重叠。《左传》叙战语篇的划分,在形式上以此为标准,起止均是结构完整的自然段落。

如下例:(1)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僖公九年)(2)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

秋,入杞,责无礼也。(僖公二十七年)

例1中的战争事件是僖公九年齐候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晋国,到达高粱后就回国了,这是为了讨伐晋国发生的祸乱。在这段叙述中,已经交代清楚此次战争事件的各个要素:起因、人物、事实等。后文的“令不及鲁,故不书”,已经不是这次战争的要素,是对《春秋》笔法的一个解释说明,“因为命令没有到达鲁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但是因为这两句话处在同一个自然段落中,将其划为一个叙战语篇。

再如,例2中的僖公二十七年鲁师入杞事件,第一个自然段介绍了这场战争的背景,叙述了杞桓公无理的表现;第二个自然段则客观地记述了“夏,齐孝公卒”这一历史事件,并有评论;第三个自然段才记叙了这场战争“秋,入杞,责无礼也”。因此,从内容上说,第二自然段与叙战事件没有直接联系,应该排除在外,但是从段落形式的角度,我们将这三个自然段划分为一个叙战语篇。不过,《左传》叙战语篇中类似情况并不多见,绝大多数语篇段落之间都有直接的意义联系。2.意义《左传》一书记载的核心是“国家大事,惟祀与戎”。战争事件的记叙是其重要的内容。关于春秋时期的国际形势,清·顾栋高在《读春秋偶笔》中有精辟论述。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时势凡三大变。隐、桓、庄、闵之世,伯事未兴,诸侯无统,会盟不信,征伐屡兴,戎、狄、荆、楚交炽,赖齐桓出而后定,此世道之一变也。僖、文、宣、成之世,齐伯息而宋不竞,荆楚复炽,赖晋文出而后定,襄、灵、成、景嗣其业,与楚迭胜迭复,此世道之又一变也。襄、昭、定、哀之世,晋悼再伯,几轶桓、文,然实开大夫执政之渐,嗣后晋六卿,齐陈氏、鲁三家、宋向华、卫孙交政,中国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为战国矣。

由此可知,春秋时期,战争是极其普遍的事情,战争事件是重要的记叙内容。叙战语篇,顾名思义是《左传》中记叙战争事件的语篇。那么,何为一次战争事件?确定一次战争事件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邓勇(邓曦泽)在武汉大学博士论文《王霸:正义与秩序——从春秋战争到普遍正义》之附录2《春秋左传战争表》中对判断一次战争的标准做过论述,现摘录如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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