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是不能被遮蔽的事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行之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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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是不能被遮蔽的事物试读：

自序

按照惯例，一本书的序言似乎不应当由作者来写，然而向继东先生坚持要我对读者说点什么，而我也的确想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读者啰嗦几句，因此这个序言就由我来写了。

古往今来，科学技术对社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无论经营国家政治的领导者，还是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抑或是试图弄清楚自己卑微生存的普通人，都离不开网络了。换一句话说，网络作为信息流动的载体，几乎成为所有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它观察社会舆情和经济形势，通过它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过它行使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权利，通过它进行心灵沟通与情感交流……现在已经很难设想没有网络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了。

正是得益于网络，我从二〇〇六年开始写作思想随笔，数年下来竟然积攒了百万字之多，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我一向都是把长篇小说作为“主业”的，没想到会在思想随笔上倾注如此巨大的心血。在这段时间里，很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通过网络或直接写信给我，催促尽快将这些思想随笔结集出版。然而带有思想意味的作品出版并不完全取决于作者本人，很多客观条件限制着它，故此我一直未能满足朋友们的要求。广东人民出版社使我的第一本随笔集面世成为了可能，我对他们——尤其是向继东先生——除了感谢更有敬重和尊崇，当然，我也终于可以对期盼我随笔作品的读者有一个交代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慰藉。

本书取名为《灵魂是不能被遮蔽的事物》，实际上谈论的不仅是灵魂范畴的事情。心灵为何物？它那根玄妙之弦是如何颤动的？当我们因思索世界而陷入迷茫的时候，是世界错了还是我们自己错了？历史深处的思想者曾经告诉过我们什么？怎样的状态才是高尚的生活？我们可以享受孤独吗？当我们的精神世界出现迷惘和动荡的时候，是何人站在高处为我们指点迷津？是谁抚平了我们灵魂湖面上的波澜，让我们重新归于宁静？我试图通过本书做出自己的回答。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这本书是为你们而存在的，我是在用自己的灵魂与你们对话，我认为此类对话对于每一个把活着当做一项严肃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谢谢每一位购买和阅读本书的人，期待交流并欢迎你们提出批评建议，我的邮箱地址是：chenxingzhi2005@126.com。陈行之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一切都能够粉碎我”

卡夫卡说过一句让人心碎的话：“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能够粉碎一切’，我的手杖上写的是‘一切都能够粉碎我’。”熟悉卡夫卡的读者都知道，这个人的确最终为社会所粉碎了，以至于英年早逝以后在遗嘱中嘱咐他的朋友克洛德，把他的所有手稿都付之一炬。克洛德出于对这位杰出朋友的热爱，违背了卡夫卡的遗言，把他未发表的作品整理发表，这样，欧洲和整个世界才突然发现了一个天才。然而，这无法改变卡夫卡生前作为弱者生存的事实，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实，我们才通过他的作品了解到人类精神生活极其压抑的另一面，了解到整个人类从来没有说出过的窘境。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题呢？这与我最近的思考有关。我常常想，人活得如此乏累、如此艰难，究竟因为什么？我在对权力的研究中发现，所有这一切盖因独立于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之外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决定着我们的人生状态，在随笔作品中，我把这种力量统称为强力。强力对我们的人生构成直接的影响，它不但影响着我们的生存质量，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决定着我们对生活幸福或者不幸的感觉。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强力的构成不同，但是，强力的最基本成分是权力，这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当中大概都是不错的。举《红楼梦》为例。这部作品表面上写的是几个大家族的兴衰，人物命运仿佛具有一种微观的特性，也就是说，人物命运来源于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人物，比如王熙凤造成尤二姐的死之类（尽管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权力关系）。但是，推动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正是作者没有正面描写的东西，即宫廷政治对于这些家族命运的决定性影响。正是这种政治权力决定了四大家族的兴衰沉浮，以至于到最后灰飞烟灭，“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强力系统来考察，就会发现，影响四大家族命运的强力，最主要成分是权力，是国家政治权力。在这里，国家政治权力是一切关系的枢纽，这个枢纽也许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但是它决定和影响着一切，哪怕是一个丫鬟的命运，也是这种权力传导的结果。

强力是一个集合概念，权力也是一个集合概念。在权力系统中，既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亦有家庭权力、情感权力，甚至于地位权力。一位记者采访法国哲学家萨特，问他是不是有意利用了他的名望所造成的权力，萨特矢口否认，并为自己的学术行为进行了辩解，称他并没有利用这种权力。在随后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中，萨特甚至非正式地戏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这与他的学说和实践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们从此能够看出，萨特对于权力的作用（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权力）是极为警觉的。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萨特的著作，注意一下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处境的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萨特这位奠定了二十世纪人类精神走向的哲学家对于强力的深刻警觉。

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强力的几乎全部是权力——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是行政权力决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仍旧不能说权力就是强力，因为人的微观世界中还存在着其他权力，所以，我们仍旧应当认为决定我们整个人生状态的是强力。考察强力与存在的关系，就是对当前社会总体关系的考察。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感觉到了被剥夺，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么，一定是这个社会的强力系统出了问题。一种强力很难在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维护另一部分为得利者创造利益的人的利益；同样，得利者作为强力本身也不可能主动出让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谐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性质的优劣，取决于失利者是否能够把自己的意志通过非暴力或者暴力手段上升为强力，从而改变强力的构成，改变政治权力影响和改变社会事务进展的方向。这已经为一切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会从这方面得到有力的确证，只不过《共产党宣言》说得更为直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强力此消彼长的历史，是强力演化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强力演化的结果，是强力在某一个阶段与它的支配对象达成短暂平衡的结果。只要这种平衡没有被打破，社会就会处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但是，和谐一旦打破，即将发生的就必将发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在强力面前，作为个体的人是极为渺小的，甚至可以说，你很难预测个体命运的方向，这是因为历史的作用力并不总是能够到达个体。这样，其他的强力就会出来作弄渺小的人，让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境地，甚至是与历史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境地，这时候，我们就应当考察微观世界中的强力。但这并不意味这些人的命运全部都是脱离历史的。在所有的强力中，历史中的强力或者说社会运行中政治的、行政的强力是所有人命运指向的基础，个体命运往往曲折地反映历史强力和行政强力的作用，我们如果想对现实做出合乎历史的认识，就应当去考察历史，考察在历史进程中讨生活的人。这恰恰是文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凡是不能从历史发展角度、从人类普遍处境看人的文学，都不能说发现了人，理解了人，这样的文学很难达到文学应当达到的境界和高度。

历史的哲思与人的哲思

一个不能读懂历史的人也无法读懂现实，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往往是现实的预演，现实又往往是历史的延续，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你不能对它们进行分割，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具备文化的那种强大力量。二是所谓“读懂”在这里蕴含着思想的意义。思想是什么呢？是见解而不仅仅是感知。感知是平面的，见解——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则必须具有某种纵深感，这种纵深感只能来源于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我很乐意把那些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称之为思想者。二

倘若有人问：“陈行之先生，思想者一定是读懂历史的人么？”

我的回答是：“一定是，否则他将无法成为思想者。”

以鲁迅先生为例。假如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没有从历史的册页中读出“吃人”两字，他会被激发起昂扬的斗志，用“匕首与投枪”与黑暗世界进行殊死搏斗吗？我想他不会。正因为他读懂了历史，知道历史“吃人”，并且看到文化惬意地把这“吃人”两字延续到了当下，他才比同时代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性质，他才不抱任何幻想，“一个也不宽恕”，战斗到最后一息。这个去世时体重仅剩三十七公斤的人作为思想者像大山一样屹立在历史时空之中。他的思想犹如耀眼的光轮辉映着这片黑沉沉的土地，他让后来者洞见瑟缩在历史影像深处的当下图景，用如椽巨笔描绘出了遮掩在当下图景中的历史影像。假如鲁迅没有读懂历史，没有从历史的册页中读出“吃人”两字，他还会被我们作为思想者去景仰吗？不会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景仰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不能够对我们的灵魂进行指引的人奉为先生呢？三

作家们太自负了，他们居然认为写作无须读懂历史，居然认为文学并不需要思想，居然认为凭借浅薄的感知就能够复制一个复杂的时代。

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满目疮痍，像被阉割了的男人一样，两腿间空空荡荡，慵慵然莫乎其辨。然而文坛却又热闹非凡，充斥着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的可怜人发出的阵阵鼓噪与喧嚣：吹捧虚假，吹捧软弱，吹捧浅薄，吹捧无聊，吹捧谄媚，吹捧精神自残……对于思想，他们却唯恐避之不及。这里就像太监们操办的酒池肉林，虽然到处都有女人们嗲声嗲气的搔首弄姿，却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事件发生。无数人都在眼巴巴等待着朝廷的宠幸，被宠幸的人成了没有被宠幸的人的主子，成了核心，核心周围又聚拢了里三层外三层更年轻的崇拜者。崇拜者首先试图被他们崇拜的人欣赏，获得一个位置，然后也像那些有资格期待朝廷宠幸的人那样，期待着得到朝廷的宠幸。

我竟然就是一个作家！作家，这已经是一个让人感到羞耻的名字，我不能再以它为荣。我转身向外，不再听那里的鼓噪与喧嚣。我看到了很多不是作家却肩负着作家责任与良知的人。四

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散文与戏剧之中。我还惊讶地发现，被我敬重为思想者的人竟然如此之多，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空间。我遇到的思想者就是其中的一个。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他似乎也不写什么小说、散文和戏剧，然而，这个人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当代作家。“在我逃离文学界的时候，”我对思想者说，“你的作品让我流连忘返。”思想者谦虚地说：“没什么。”当然没什么，假如我们述说的是思想者的状态，还真的没什么，我甚至很惊异思想者为什么会显得如此疲惫？这也确证了我的另一种见解：思想者经常就会成为漂泊者——你能指望漂泊者有更好的气色么？实际上我当时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思想就像炸药，它一旦在一个人的灵魂世界里炸响，那里就将永久性地失却安宁。我的确失却了安宁。

我相信，在思想者的炸药面前，绝不止我一个人失却了安宁。这远远不是简单一句“没什么”可以解说的。五

克尔凯郭尔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生活，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的存在，结果，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这个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死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置放到我们的语境中：一个从来没有关注过历史的人，是无法关注现世人生的，他不会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他事实上已经死了，不同点仅仅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死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思想者用自己的思想作品说，这些人死于历史与当下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它们使用的毒药叫“潜规则”，这种毒药的一个附加后果是：死者无法知道自己死了。比克尔凯郭尔前进了一步——它已经不是一个关于“在”的故事，它带着鲜明的“往”的印记。在一个深谙历史奥秘的人那里，“往”才是“在”，真实的“在”。这是一把钥匙。六

在思想者那里，世界具有数学性质，历史的扰动往往起因于参与历史的人的利益计算。世界运行在数学的逻辑之中，而非运行在道德的伪饰之中。数学就是数学，道德仅仅是道德。数学与道德风马牛不相及。数学精准无情，它把所有神圣的光环都击碎了，那里落英缤纷——我们既看到皇帝也看到流民，他们混杂在一起争抢同一种东西；高高在上的统治集团竟然与打家劫舍的土匪属于同类，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计算着抢劫要不要发生，何时发生。这一切都渊源于数学意义上的计算。

延续两千多年的一种说法被剥去了皮。动力被改变了。于是我们看到，历史深处的孔子愤怒了，当下的官家们也愤怒了。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只有思想才具有这种颠覆性的力量。七

如果一个人失去精神的容器，将无所适从，随波逐流，最终成为时空中的一个盲点。与此相对应，证明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最终和最不可剥夺的方式，就是自由地说一声“不”。所谓“历史的哲思”，不是什么复杂深奥的问题，就是简简单单一个“不”字。既然人类起源于“不”，当下也必将在“不”中开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在“不”中。我们是否能够像人那样站立，取决于我们有多大勇气说出“不”，取决于我们有多高的智慧赋予“不”切实的内容。

思想者以及千千万万与思想者类似的人，珍重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字。“不”是历史苍穹上的一颗璀璨星辰，它照耀着的不仅仅是历史，它同时还照耀着当下，照耀着我们子孙的未来。八

我非常欣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的表述：荒诞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世界未能满足我们对意义的要求。假如历史的哲思必须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明，那么在当下，我们是不是应当满足了呢？我们真的洞悉了历史与现实的全部奥秘吗？我不知道。谁知道？历史知道。现实知道。历史和现实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向人们言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过思想者，通过那些既读懂了历史，又读懂了现实的人。

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思想者？

理性即信仰

我对哲学的了解泛泛，尽管在小说或者随笔中经常使用“理性”这个词汇，那也只是在我所理解的意义上使用，我不敢说与它真正的哲学内涵相通。而要了解它在哲学上的意义，对于一个以文学为职业的人来说，我又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对哲学史有全面的把握，你必须具有哲学家的思想和气质……在人有限的一生当中，愚拙如我者当然无法达到。所以，尽管我也试图在哲学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它，但是真正将其置于我的作品语境之中时，为了牢靠，同时也为了实用，我强调的仍旧是我所理解的意义。

我所理解的意义其实很简单：理性即信仰。二

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出版以后，我看到一些评论家的评论，很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所鼓舞，但是，遗憾的是我在作品中隐含着的东西还没有被充分谈论，这就是对理性之于人生的意义的探讨。

在这本书中，我用交互叠加的方式讲述了三个故事：井云飞在风云变幻年代从一个本分商人变成民团武装头领，进入到险恶的政治斗争之中，最后为人所利用，被红军剿灭；井云飞的第三房太太石玉兰原本是佃户女儿，丈夫死后带领儿子绍平逃到解放区一个村子谋生，为了让人理解自己和儿子，玉兰坚持让绍平参加随红军东征的担架队，结果这个村子的后生全部牺牲，只有绍平生还，极端情形之下，玉兰亲手枪杀了自己的儿子；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插队期间成为先进典型，风潮过后却被人遗忘了，生活极为拮据，回到北京也没有改变，只得和妻子儿子重新回到插队的地方，就在他心满意足地过生活时，却意外地从悬崖上坠落死亡。表面上看，三个故事是独立的，它们有各自的情节推动力量，各自的逻辑意义，但是，有一条内在的线索把它们串联成为了一个整体，这就是：人在非我状态下对命运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他无法逃脱悲剧性的毁灭结局，井云飞是这样，石玉兰是这样，吴克勤也是这样。

在这本书中，我比其他作品更多地加入了哲学理性和历史理性的阐述（张志忠教授最近一篇文章对此有独到深刻的评论），其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美丽的清晨，年逾半百的北京知青吴克勤去砍斫一棵枯树，意外摔死以前，认真地唱了一首洛北民歌《送寒衣》，“……他非常难得地把自己赤裸裸地放到了大自然中间，把自己变成了天地之间的一种物质：一棵树，一叶草，一个石子，一滴水，一片雪花……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拥有了整个世界。”接下来我写道：“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以为拥有整个世界，其实那只是虚幻，那只是一种青春冲动臆造出来的虚幻；人年轻的时候是不会拥有世界的，因为世界站在理性一边，年轻人缺乏的正是理性啊！”“吴克勤唱完最后一句，觉得浑身疲惫，就坐在土坎上，打算歇息一会儿。他无意之间摸了一下脸，手上竟有湿湿的东西，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哭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索性不再约束自己，放纵开感情，把无意识的哭泣转变为明确的痛哭……北京插队知青吴克勤把长满了花白头发的头颅埋在两腿之间，痛哭起来。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清晨，在如此幽深的黄河峡谷深处，在这广袤的天地之间，是不会有人看到一个已经失去青春岁月的男人痛哭的，吴克勤用不着担心遭遇尴尬。”

这里两次使用了理性的概念：“世界站在理性一边”、“年轻人缺乏的正是理性”。

我在这里所说的理性，其实就是信仰——当一个人没有建立起人生信仰的时候，不能说他拥有了健全的理性，而年轻人狂热信仰的东西（吴克勤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先进知识青年，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往往并不反映他们内心的真实图景，那只是世界强加给他精神世界的外在之物，只有时光把这些外在之物全部荡涤掉（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一个轻畅起来了的灵魂才能够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这就是说，他才能够确立自己的信仰，才能够获得理性，才能够拥有整个世界。

我用三十多万字篇幅说的话其实就这样简单。三

那么，在这简单的话语当中，我试图向人们传达什么东西呢？我想告诉人们，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一个不准备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人，总会要通过诘问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完善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就是说，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性极为重要，形成自己的真实信仰极为重要，这甚至是一个人活得是否有意义的关键，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培根曾经打过的比方：A指着教堂墙壁上的图画对B说：“这里画的是海上遇险的人通过祷告而被上帝拯救了，从这张图画里你难道看不出上帝的力量吗？”B反问道：“我看到了这种力量，但是……画家把那些同样祷告了却没有得到拯救的人画到哪里去了呢？”在哲学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故事解释为“神学从来就不是要解释经验中的正常或者异常的情况，而只关心经验中与自己的‘范式’相吻合的情况，将其他一切事实弃之不顾”，但是我们也可以获得更接近文学意义上的解释：两相比较，B毫无疑问比A更为接近理性，即更为接近信仰。问题来了：坚定地信仰上帝的A难道还不及B更有信仰么？我的回答是：不及。我想，这也是培根的意思。

当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将生死置之度外突破神学藩篱的时候，下功夫最多的是为理性寻找一个能够容身的地方，让理性之光照亮黑沉沉的大地。耐人寻味的是，理性在这里具有了一种悖论的特征：一方面它要瓦解信仰，另一方面它又要确立信仰，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尺度：它瓦解的是非理性的信仰，确立的是理性的信仰，即完全通过内心的信仰。

所谓哲学革命带给人类的进步，就体现在这个过程之中。四

美国当代学者维塞尔写过一本论述德国思想家莱辛（一七二九年至一七八一年）的书，全面解释了莱辛的思想，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维塞尔指出：“在十八世纪，人们无论何时想要表达认识论上的希望，都会觉得‘理性’这个词比其他任何词更为恰当。”维塞尔引述卡西尔的话说：“可能还没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世纪这样弥漫着理性进步的思想……一当思想的各种能量汇聚于一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就有了理性的进步……不同的和多样的形式只是一种实质上相同的发展和变化的力量在外观上的表现。在十八世纪，若要用一个单词说明这种力量的特点，那么，这个词就是‘理性’。‘理性’是十八世纪连贯始终的一个中心，表达出这个世纪的人们希望并为之奋斗的一切东西，表达出这个世纪取得的一切成就。”可见，这是一个值得人类骄傲的伟大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人类摆脱了蒙昧，在理性大旗指引下来到了今天。

我们必须注意笛卡儿这个人，注意他“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的革命性意义——所有存在都经由思想，世界是因为我意识到和经验到才成为世界的。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必须依赖人的自我才能被认知，任何未经自我审视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宣布其为无。无即为非有，即为不存在。这是一种怀疑论，然而正是这种伟大的怀疑，把真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海德格尔在谈到笛卡儿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必须以怀疑开道，必须对认识活动本身和认识的可能性进行思考，而且必须建立起一种认识的理论，然后建立起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是的，必须怀疑。

一个人的自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思想着的存在，它依思想的成长而成长，在获得思想这个条件以前，自我往往会表现为非我，它是一个软体，它没有理性骨架作为支撑，它无法站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经历西方世界那个伟大的十八世纪，我们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方式远远不是笛卡儿式的，我们被动地接受了很多不应当接受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实在的那个世界并未经由我们内心，我们被强力绑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世界的真实图景，而那个不真实的图景又进一步遮掩了我们的心。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悲剧性存在的全部缘由。五

理性即信仰，然而此信仰不是彼信仰，这是完善的自我认知，是经由思想而确认的实在——假若我们真的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就将发生天翻地覆般的逆转：价值不再具备价值，自我不再显现自我，存在不再宣示存在……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

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你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信仰，真正拥有了理性的世界。

思想：形式或者内容

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思想既是形式，也是内容。那么，我为什么又要用“或者”把它分开呢？这是因为，我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思想作用于人的时候，形式与内容有的时候竟然是分开的。

还是以艾因·兰德为例。我曾经在《艾因·兰德为什么会成为艾因·兰德？》一文中说，艾因·兰德是最近十年来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但是我没有具体谈她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我，因为这不是那篇文章的主题。尽管这同样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是探究一下艾因·兰德的思想是怎样作用于我的，似乎有利于解答思想形式与内容是否有所区分的问题。

我当然很赞同艾因·兰德对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体权利的尊重的观点，赞同她对极权主义的无情批判，但是，这并不是我喜欢艾因·兰德的全部原因——同样的思想，我觉得哈耶克和波普尔更为系统和科学。细致分析，我才发现，我喜欢她竟然相当程度是因为她的思想的形式。所谓思想的形式，就是观察事物的方法以及对这种观察的表述形式，正是在这方面，艾因·兰德形成了她自身的魅力。

艾因·兰德极端地强调了个体权利，坚决反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利他主义。她的这种思想甚至在文化多元、思想多元的美国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直到今天，赞赏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我对于她的这种思想并没有给以太多的在意，或者换一句话说，我还没有做好接受还是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我觉得我还缺少识别这种思想的常识）。尽管这样，艾因·兰德仍旧以前所未有的烈度震撼了我：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这样观察世界，这样表达她对世界的看法。这种震撼，我从波普尔那里也同样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竟然从西方哲学的根基那里寻找到了历史主义、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把柏拉图置于被审判的位置。

震撼我的与其说是思想的内容，毋宁说是思想的形式。也就是说，思想在作用于人的时候，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的确具有形式与内容相区分的现象。这使我想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对法国作家雨果的狂热喜爱，我想方设法找到了能够找到的雨果的全部作品，不止一遍研读了《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等长篇小说。由于思想阅历的原因，事实上我对于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没有在意，我在意并着迷的是他汪洋恣意的浪漫主义文学手法，而这种着迷又直接渊源于年轻人的浪漫主义思想特质，于是，形式在这里产生了作用：浪漫主义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文学风格，成为我用文学方式思考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等到生活阅历、思想阅历都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被岁月的油彩涂抹得面目全非了，形式才能够最终孵化出新的内容，形式本身就会像蝉蜕一样丧失魅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逐渐脱离了雨果，进入到托尔斯泰，进入到卡夫卡。对雨果思想产生理解，应当说是在对哲学喜爱以后，因为哲学提供了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解读方法，它让你弄清楚了雨果在绮丽的浪漫主义形式之下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内容，尽管这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尽管他远不是那样深刻。

再回到艾因·兰德。我们固然可以说思想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离不开形式，但是，既然我们有了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为什么不把这两者间的区别弄得更清楚一些呢？形式有形式的特征，而且，在相对意义上，形式还具有自身的独特魅力，因此，绝对不能忽略它。我们当然可以把这里所说的形式用“方法论”（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把世界观运用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方法论。）来表述，譬如讲哲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等等，但是，我觉得两种表述还是有区别的：“形式”保持了与内容的必要距离，“方法论”则是内容的直接阐释和运用。这种区别在对象那里引起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导致的思想范围会更为宽广，后者则限定在成型的思想上。成型的思想虽然也能够激发和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它需要新的媒介来引发和推动；而形式则直接引发形式之外的新的思想，形式在这里成为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打通了我们的思想通道，让我们更好地进入内容——不仅是与形式自身匹配的内容，甚至是全新的内容。这些全新的内容随之也会获得全新的形式，最终形成某种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思想，不同点在于：那已经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了。

我们说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利于思想生长的荒漠之中，在这样的地方，形式有时候比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开启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让绿色在我们心中成长起来。我们要感谢形式，正是这个东西，能够给我们提供观察世界的支点——我们太需要这个支点了，因为我们自身很难产生这样的支点。

思想者·精神骑士·真实的人

我们处在一个对人对事都忘记得很快的时代，经常就会有很重要的事和很重要的人被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在那里变成空白，或者用一些不值得记住的人和事来做弥补，在那里形成虚假……久而久之，记忆就会成为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的东西。

所以，人需要经常回忆一下你认为珍重的东西，不让它丢失。这样做虽然有大不敬的味道，但是你是人啊！你是一个天生要思想的动物啊！所以你还是不要怯懦，不要恐惧，去想值得你想的，去做值得你做的，这既是对值得珍重的东西的珍重，同时也是对你自己的精神救赎——人有时候是在很简单意义上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如果你的真实记忆全部都消失了，你也就消失了。

记忆是我们的精神生命，挽救住记忆就是挽救住了生命。二

李银河女士回忆说，王小波在大陆的第一本书《黄金时代》就是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那是我从陕西调回华夏出版社工作不久，很偶然地看到了刚出版不久的《黄金时代》，并且深深地被它所吸引。当时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我们冒险出版了一本不应当出版的书籍，似乎有随时大祸临头的感觉，因此没有对这本书做任何宣传，就是在社里要想找这本书也很困难。

尽管这样，本书发行得很好。那时候我对王小波还一无所知，然而通过这本书以及后来对他的了解我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小说家，他不是按照小说的通常手法和通行的价值标准构筑小说作品的，他也不像当时在大陆作家中时髦到让人厌恶的拉美小说那样，把小说弄得形式大于内容，让人如同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以然，他是在用生命讲述扭曲生命和生命激情的故事，有一种清晰、可爱的俏皮风格。

有一天社领导交给我一摞厚厚的书稿，让我看一下，竟然是王小波的作品，我记得那本书书名是《红拂夜奔》。我连夜拜读，第二天向社领导谈对书稿的意见：“作品非常智慧，是一部优秀之作。”然而在严格的出版纪律约束下，一部作品能否得已出版，往往和作品质量没有什么关系，结果这部作品最终没有被安排出版。

王小波的作品在大陆其他出版社也不断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是在去世之后才逐渐形成作品出版势头（我不知道社会为什么这时候倒显示出了格外的宽容），全面走向读者的。而我对王小波全部作品的阅读，也是在这个时候，换一句话说，王小波的真正价值，是在他死后才让我感觉到欣赏到并记忆到心里的。可惜，斯人去矣。三

李银河女士曾经把王小波比喻为浪漫骑士，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

在精神上，王小波通过他的作品显现出来的纯真、热烈、勇敢、蓬勃、张扬，总是让人联想到被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即使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男孩，一个对世界上一切生命形式充满了宗教般热爱的人，他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基座上构筑他的文学殿堂的，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殿堂是何等巍峨壮观，感觉到了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和谐。我们必须感谢建造了它的人，那是他的生命，他在用它告诉人们他是那样热烈地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我更愿意把王小波看成思想者。在我看来，文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文学仅仅是思想的一种形式，所以，我经常用“这是我对生活的观感”来概括我的作品。在众多闹哄哄的著名作家之中，王小波一直显得很冷清。直到今天，评论界对这个人的创造成果也没有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恰恰说明此人必有不同凡响之处。

凡是阅读过王小波作品的人，都不能不体会到他对时代的思索达到了何种令人吃惊的深度。当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死亡的气息包围的时候，生命竟然在歌唱——有哪一个人用他的童心大声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事实？！有哪一个人把对时代的理解提升到了如此美丽的精神境界？！思想者就是思想者，即使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也是思想者；即使在他死去的时候，他也是思想者。真正的思想者无须什么人来认同和评价，他本身就是被认同和评价的证明——这是一种天启，一种不因为人们的世俗算计而改变的结论，一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的存在。四

正是因为思想者的这一特性，所以我们才有理由说，只有思想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当人把与动物的最重要区别——进行思想的能力——绝对化为唯一特征的时候，才能证明这个人完全脱离了动物界，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王小波正是这样的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当一些头衔比王小波大的人，因为平庸所以才喧闹文坛的人，用国家专项经费补贴出版了豪华本文集的人，却因为可怜的犬儒主义而不能被认为从精神上完全脱离了动物界，他们被饲养的经历决定了其基本品格与王小波这样的思想者的巨大差异。“雄鸡，雄鸡，高呀嘛高声唱……”那不是思想，那是家禽讨生活的手段；那更不是真正的人——试想，哪一个真正的人会每天早晨不辞辛苦地跳到墙头上去嘶鸣，为主人报晓呢？

所以，记住王小波也就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渴求，成为我们挽救记忆历史的重要内容。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像王小波那样活着，这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依据我们自身的力量却也并非完全无力做到；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一定要防备记忆流失，如果我们的记忆全部流失，我们的本性也就流失了；如果我们作为人的本性流失，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跳上墙头去报晓——当整个世界都此起彼伏地荡漾鸡鸣的时候，那个世界还叫世界吗？那是饲养场。

灵魂是不能被遮蔽的事物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上中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不称职的体育老师，总是想方设法惩治学生，结果弄得师生关系紧张，经常发生吵闹顶撞。吵闹顶撞进一步紧张了本已紧张的师生关系，结果体育课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几近于梦魇。

某天，这位老师快意地折磨一个学生，匪夷所思地非要把学生的胳膊在身后绞起来。当时正烈日炎炎，老师辛苦，学生也辛苦，两个人都汗流浃背。列队站在一边的我们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大气也不敢出。

那个学生平时很老实很窝囊，经常挨人欺负，所以我们对事情的预期就成了这个样子：老师把他制服了就好了，就过去了。果真，学生疼得龇牙咧嘴却绝不敢发出反抗的叫声，只能顺着老师施加的臂力在操场上踉跄。

没想到发生了让我们极为惊讶的事情：当老师试图把学生踢倒的时候，学生的忍耐超越了极限，惊天动地地骂了一句：“我操你妈！”

整个世界都被惊呆了！我们看到学生进入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境界，满脸胀得青紫，一边挣扎反抗一边高亢地咒骂，就像不要命了一样。

反抗当然会激起老师更进一步施暴的欲望，他暗中用劲，脸上还向我们做出笑意。这是成熟男人才能够做出的举动。

即使在那样一个不强调个性的年代，体育老师也绝不敢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激烈的叫骂声中，他意犹未尽地停止了暴行，把学生放开了。

学生不是伶牙俐齿之人，表达愤怒的方式只是反复强调那四个字，直到下课，我们还听到他在操场一隅事务性地嘟囔着：“我操你妈……我操你妈……”

这个学生马上在我们中间成为了英雄——他歪打正着，这场冲突彻底改变了生存处境，再也没有人敢轻视他，更没有人敢欺负他——谁有胆量轻视和欺负一个反抗暴政的英雄呢？谁的道德可以向不尊重正义的方向滑落呢？结果，他得到了本应当享有的尊重和尊严，他身边甚至出现了追随者。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走资派”被挂着排子批斗，心里还怯怯地想，此时他们心里一定也在咒骂那几个字……随后我就到陕北插队去了，由于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而得罪了一个北京干部（北京市政府派到陕北管理北京知青的人），我也站到了被批斗的台子上。

从来不骂人的我，此时此刻唯一能够宣泄内心愤怒的就是被体育老师折磨的同学骂出的那几个字，那几个字仿佛成为了灵魂存在的提示，只有反复默念它才能证明自己，才能显现灵魂存在的某种状态。

说来可笑，正是在这种默念中，我确立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理想，从此以后，“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成为了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从此以后我的一切就都为它而存在了。

几十年时光转瞬即逝，世事苍茫，看到的多了，听到的也多了，现在再来回味同学对体育老师的反抗，能够体悟的东西也就更加丰富，这里边既有来自社会的生存体悟，又有源于我个人内心的灵魂认知。

我始终认为，我所有的体悟和认知都与童年时代亲眼看到的那件事情有关。

那么，我体悟和认知到了什么呢？

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统一，因而人不是动物更不是生物。

人是站立着的，因而人不能像猪那样被豢养。

人在发展中确立自我，而发展是人所独有的精神趋向，是一种被我称之为灵魂事物的奇异显现。

我们说人类是“万物之灵”，强调的是不管人的地位多么卑微，他都是一个宇宙，他在这个世界的意义等同或者超越于自然宇宙。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尊严，任何对尊严的伤害——源于社会的贫困，源于权力的谎言——都是对灵魂的欺辱和蒙骗，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精神暴行，其性质不亚于肉体屠杀。

自从有人把人类事物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个类别以后，人的灵魂事物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正义的序列，所有干扰和遮挡人类灵魂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都是非法的。

正义是人类理性度量人类群体——譬如民族、国家——存在状态和精神高度的标尺，因而它是普世的，任何民族的国家的力量都没有权利消除它。

问题是，人类还很脆弱，还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类群体都能够被正义所呵护，就像那个被体育老师折磨的学生，经常会有一种力量降临到人类身上，侮辱他的智力，强暴他的精神，让他的灵魂备受屈辱。

很多种情况下，人类都默默地忍受着，就像极权主义状态下生存的人那样。

如果你认可我强调的东西，那么你就应当确信，正是在这个沉默的群体中，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被体育老师折磨的学生咒骂的声音。

当你被一种野蛮力量搓弄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产生喊出那几个字的想法？好好回想一下，你曾经有过多少这样虚弱的瞬间？！

其实，很多种情况下，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与世界取得平衡的。

当人们这种安分守己的想法也被剥夺的时候，当人们不得不用“草泥马”来宣示他还“在”的时候，灵魂的存在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两个字：绝望。

忽然想到了日本电影《追捕》

时间真快，一九七八年距今已经三十余年了，换一句话说，一九七八年出生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或者再换一句话说，一九七三年后出生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留下什么记忆了。

一九七八年，终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的中国引进了由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执导的电影《追捕》（一九七六年），在这部电影中，有两个著名演员得到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狂热喜爱，这就是饰演检察官杜丘的高仓健和饰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追捕》的故事是这样的：东京检察官杜丘为人正直，有一天突然被诬告犯有强奸罪，杜丘一面逃避警察的追捕，一面独自侦察，在山中巧遇遭熊袭击的牧场主的女儿真由美，两人产生爱情，杜丘在真由美的帮助下突破各种险阻，终于查明诬告人横路的下落，为了追捕横路，杜丘装病冒险进入精神病院。原来杜丘对警方判定某国会议员自杀一案持保留态度，真凶制药公司经理长岗买通横路诬告杜丘，以除后患，案情终于大白，长岗被击毙。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欣赏过很多欧美大片的中国观众心目中远不能说精彩，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当时在中国竟然引得万人空巷，有人据说接连看了二十多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到了一九七八年，可怜的十几亿中国人已经接连看了十几年样板戏，接连看了十几年仅有的几部强烈宣传意识形态的电影——所谓意识形态电影，就是把人性掩藏到阶级性后面，或者干脆取消人性，丑化人性，极尽所能地使人物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符号，对活生生的人做一种脱离人性和人的真情实感的图解。这方面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诸如《地道战》《地雷战》《青松岭》《创业》《火红的年代》等等一大批让人甚至连片名也回忆不起来的电影。在这些电影作品里面，人的本质表现为“历史主义”的概念解说，即人的全部存在都服务于某种崇高目标，人的个性、人的情感以及人的独特心灵，被完全消解在了这个目标之中。严格一点儿讲，这样的电影中的人已经不是本真意义上的人，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打动人和感染人。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了一部真正从人的角度看人、理解人和表现人的电影，人们难免不激动，这就好比极度饥渴的人突然看到水和面包，难免不疯狂。人们因为《追捕》而疯狂，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缘由，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换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有男人味的男人和有女人味的女人——高仓健饰演的“杜丘”和中野良子饰演的“真由美”；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第一次看到了人性中有一种东西居然敢于高居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一次看到了人性竟然如此美好……用一句极端的话说，中国的女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才知道原来男人竟然如此值得去爱，中国的男人实际上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才突然发现原来女人竟然如此可爱。这真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要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标准男人已经不是男人了，中国的标准女人也已经不是女人了，不说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电影戏剧作品，即使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状况也比比皆是。我就曾经看到过剃了光头、身穿绿军装的女红卫兵提着打人用的皮带浩浩荡荡从街上走过的情景，据说这些女红卫兵打起人来，其残暴程度绝不亚于在集中营施暴的德国纳粹。

我所在的中学是男校，我曾经在批斗会上亲眼看到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孩子，把满满一桶用火碱和特殊原料制成的糨糊兜头从一位工友的头上浇灌下去，把老人的整个头部都烧得像冬瓜一样肿胀起来；折磨还没有结束，那些兽性的家伙后来又给老人整个肿胀的头颅涂抹上了紫药水，以至于老人看上去极为吓人；再后来，可怜的老人竟然被这群没有人性的家伙用木棍拄到开水锅炉下面活活烫死了。

这件事在北京很有影响，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遭受什么惩罚，我更不知道当平民子弟被用革命道理动员去陕北插队的时候，“那个恶棍”是不是也去插队了。我的最合理想象是：这个人没有去插队，他不可能也去插队，他很可能去当兵了，提了干，目前是某省领导或者某国有垄断企业负责人。

那么，大众又怎么样呢？大众是不是就有比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高尚一些的道德情怀呢？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假话横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人鬼不分的时代，一个人随时有可能被揭发检举，随时有可能成为罪犯，即使在一个家庭当中，也可能因为某种利益算计把你倾诉个人苦闷的信件交给组织，而交信件的那个人很有可能是你的哥、嫂，甚至是你的父母。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革命”的力量，它的的确确是可以改变人性，把人变成恶魔的。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当中，突然出现真由美这样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女人，看到敢于呵护他喜爱的女人的高仓健，你难道还想象不到它在人们心里引起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吗？

可能就是在放映《追捕》的那一年，我还在延安工作，曾经陪同总政文工团一个漂亮的年轻女编剧到南泥湾采访，从一个场部到另一个场部要走很远的路，路上就说到了《追捕》。让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是那位年轻姑娘谈到高仓健时神魂颠倒，她明明白白告诉我，如果生活中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她能够为他去死。我当时怔怔地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亏待我们的女人了。反过来从男人的角度说，不也是这样吗？

插队的时候，我曾经碰到满嘴“操你妈的”北京女知青，内心那种厌恶简直无法形容，这样的女人对人世间美好的东西不可能产生任何正常的感觉，所有东西经过她那变形的心的折射都会失去原来的形状，这种认识直接地决定了我和这样的女人的交往状态。

我们固然可以把人性弱点归咎于时代的限制，但是，时代限制人和改造人是需要一个基点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没有去欺负看门老头，大多数女知青并没有成天骂“操你妈的”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一个时代应当承担的责任开脱。我们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在一个精神荒芜的世界，人的心灵不可能尽是绿洲；在一个充斥野蛮和欺骗的世界，美和善良将没有存身之地。我最近听到学者痛心疾首我们的社会道德滑落的声音，好像所有人都在争着做恶事，都在想方设法让这个本应当洁净一些的社会变得污浊……但是，仅仅谴责人够吗？

当文学、戏剧、影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和人的生活现实及生活经验发生冲突的时候，人自然就会学会说谎；当一个社会不能给普通人温暖的时候，人自然不能去关爱他人；当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无法与人的本性对接的时候，人自然就会变得虚伪……这里面的道理并不深奥。可惜的是，我们从屏幕上、舞台上看到的东西仍旧充斥着虚假，大量低俗的东西反倒被纵容，因为这些东西被认为政治上无害，不会影响社会稳定……真的无害吗？真的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吗？未必！请记住：当所有人都不为这个社会负责的时候，人性不可避免要发生断裂和扭曲，专家学者痛惜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危险”，说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性断裂和扭曲必将导致的大灾大难！

看看当下，我们的文学艺术在干什么？煌煌大者张艺谋尚且在制造远离现实的“黄金甲”，你又怎么指望更柔弱的肩膀肩负起人性关怀的责任呢？只要社会条件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就仍旧缺少真、善、美，我们就仍将丧失爱的能力，我们甚至会淡忘爱的真谛是同情弱者，是坚定地同假、恶、丑进行斗争……健全的人性只有在和谐社会中才能得到孕育和发展，在得到这个条件之前，任何美好的愿望都是空想。

因为，有一种力量在驱使着我们奔向与人性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的地方。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在《忽然想到日本电影〈追捕〉》中说，如果一个时代是扭曲的，就会造成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的扭曲，而文学艺术的扭曲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人性的扭曲，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经得住社会生活乃至于历史检验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引发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答案，我的答案是：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不可抗力而无法出版、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什么东西造成平庸，才能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现在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神经萎缩。但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的事情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的事情多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

何谓“知识分子”？

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有两个来源，一个是“intelligentsia”，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别来自东欧和西欧，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涵义，简单说来，“intellectual”更为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在现代英语中通常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有学者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位居农、工、商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自秦汉以来，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其实都落在了“士”身上，“士”也还肩负着政治或社会批评的责任。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士”有了一条进入官僚集团的通道，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官僚系统的建立就更加依赖于“士”，“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民众心里，“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的道德和学识使他们有资格成为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后备人选。

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西方知识分子更崇尚自身的“理性”或“知识良心”，中国知识分子则崇尚一个很玄妙的东西，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道”。余英时指出，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先秦儒、墨、道三大学派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孔子斥“礼崩乐坏”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阶级不能承担“道”的责任，这种责任便自然落到了“士”身上。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才开始变化。孔子首先对“士”重新加以界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这种新的“士”更接近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运动出现的，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

我们现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其基本涵义早已超出中国古代“士”的范畴，与西方的用法比较接近但也不完全相同。一种简单的界定是：知识分子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这种界定并没有概括出中国

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

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产生依赖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文字的出现，一个是“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识到人之自我与世界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人不只是一种生物，除了生物性需求之外，人还有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精神特征，譬如独特的心理需求，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问，对终极价值的坚韧追求……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大都受不同时代宗教思想影响的原因。

热衷于寻找“人之自我与世界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答案的知识分子必然对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产生质疑，并且对社会现状总不可能满足，所以在精神上他们对社会采取批评态度，总是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就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由于这个特征，他们才被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批判力量，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是人类理想的先行者。

由于知识分子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他们与统治者总是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统治者保持距离，以保持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统治者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受到知识分子的质疑，从而启发民众，导致统治被动摇……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知识分子具有同统治者疏离的倾向，这甚至是知识分子更为珍贵的保持精神独立的特征。

知识分子仅仅掌握知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不占有独立地位，因此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某些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发生关系，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对此，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又具有自由飘游、无所依附的特征。

大体上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不依附于现存体制、“自由飘游”、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以色列学者康菲诺总结出知识分子五大精神特征：一是知识分子对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二是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经常抱有一种责任感，认为国家解决各种问题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三是他们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必须诘问的道德问题；四是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有义务为一切人生的和社会的问题寻找终极解答；五是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必须依照理性加以改变。

康菲诺的归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某些方面是相符的，比如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问题极为关注，具有明确的责任意识。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宣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但是进入当代，这种传统似乎受到了空前冲击——毛泽东曾经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说他们依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作为胜利者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一步说，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在新政权的格局中，即使曾经叱咤风云、才高八斗者，也只能附在新的社会统治者身上，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的尴尬处境被进一步强化了，强化成了某种苦难。

尽管这样，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认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发动的无数次政治运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知识分子理性，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精神特征被严重销蚀，但是，就其内在的精神生命来说，有一种东西没有终止，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它们就像炽热的烈火那样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燃烧。邓拓有诗言志：“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以顾准、李慎之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黑暗年代的思考和著述，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信念不顾“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残酷现实而延绵不绝的明证。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区别，为了说明这种区别，我们还得把目光投向过去。

中外知识分子之别

就普遍状况来说，中国的“士”很难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自由”和“理性”，他们命中注定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这同样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处境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抑制性人格，这种人格特征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远非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富于战斗性，总的来说，他们缺少一种担当的勇气和责任。

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差别呢？

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与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者没有什么勾连，这是他们保持精神独立性的最重要缘由。中国则不同，在自管仲以来严格实行“利出一孔”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古代的“士”以及近现代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作为统治阶级一员才能显示自身价值，他们难以忍受那种“游离”状态，倾尽生命热衷于依附和服务于现存体制，“学而优则仕”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创造、维护和延续现存体制本身，相当一些人成为了统治者的“门客”，成为了非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尤其如此。

尽管中国的“士”和知识分子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在相当一些人那里，这只是顺境之时的一种喧嚷和自我标榜，一旦处于逆境，他们就开始瑟瑟发抖，或者转向老庄，或者退隐田园，强调“儒道互补”，真正有所担当的人微乎其微，无论古今，均是如此，这也是人们经常对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宿命

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具有一种被撕裂的性质。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作威作福的专制君主面前，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忘记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以道自任，以先王之命和圣人之道为依托，以真理见证人和神圣的发言人自居，试图以正义的信念批判以至于压制不正义……其心高巍，其志弥坚，其行可贵。如果把这些人放在西方，或许令人赞佩，因为在那里，正义、真理被强大的教会所依托，知识分子依托道统也就是依托教会，教会必然依仗雄厚的经济能力和严密的组织体系而成为知识分子能够依托的社会力量，获得支撑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站立在世俗权威面前，说出他们的主张，呼唤出他们的抗议。

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举步维艰。如前所述，知识分子们除了想方设法依附和服务于现存体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给统治者贡献那么多统治建议，中国的政治典籍汗牛充栋，这不正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结果吗？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真正挺起腰杆来堂堂正正做一回人的吗？有。被秦始皇活埋了的四百多个儒生是也，动辄“腰斩”、“一家三百余口尽数扑杀”者是也，一九五七年给党建言者是也……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那些为了信念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也无力对现实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唯一依仗着的就只剩道义了。

道义是什么？道义是铮铮铁骨，然而，骨头再硬，硬得过国家机器么？！千百年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豪情壮志付之东流，有多少知识分子化为泥土！毛泽东有言：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实际上，直至今天，历史仍旧是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

如果仅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运不济，也不客观，我们举苏联的一个例子：著名学者别尔嘉耶夫对十月革命进行了痛苦的思考，形成了一些独到见解，认为革命的目的“通常是自由、公正、平等、团结等高尚的价值”，而真正深刻意义上的革命是人格主义的革命，是个性的革命，是“对社会赖以建立在其上的原则的改变”。他揭露俄国革命中的恐怖和暴力，批评了某些人关于“革命是一首田园诗”的天真想法，指出“革命总是显示出非理性和无道德”，革命总是掀起仇恨，革命总是与“阴谋、逮捕、刑讯、宗教裁判所、断头台、火刑柱、枪毙、暗杀”联系在一起，“在革命中，疯狂的观念总能扭曲人性，把最善良的人变成兽类”。他认为革命中总会出现压制自由、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状况，这显然是有悖于“使人摆脱压迫和奴役”的伟大目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后果，“咎其原因，在于革命者曲解了时间，即纯粹的把现在当作手段，而把将来当作目的”；认为革命无法创造新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革命并不能改变人的本性，更无法普遍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人的原来奴役没有被克服，只是改变了奴役的形式”。别尔嘉耶夫的社会主义是“个人的，而不是专横的，是不容许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是从每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出发的”，他的社会主义“是自由的精神，是个性，是上帝的模式”。

一个有这样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苏维埃政权面前的命运，与中国敢于对朝廷说“不”的知识分子一样，必将被强力所摧毁——别尔嘉耶夫一九二一年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并因为其“已经不可能转向共产主义信仰”而被驱逐出境。别尔嘉耶夫后来在西方世界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跻身于欧洲最重要哲学家之列，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

我们能够从别尔嘉耶夫身上清晰地感觉到所有被极权主义戮害的知识分子的命定。别尔嘉耶夫曾经这样谈到自己：“我内心仿佛存在两个人，两张面孔，两种因素，他们彼此对立，这种对立来源于同一个根源。我不仅是一个忧郁、孤独，与充满了值得同情的众生格格不入的人，灵魂分裂的人，我还是一个抗争的、易怒的，在思想深处昂扬着斗志的人。”这是一个精神被撕裂的人，这样的人必将为现实所撕裂，就像所有试图对这个强固的世界说出看法的人那样。

由此我们再来看历史，看我们身边的现实，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发生而不这样发生；我们就会明白，有的人为什么会拥有那样的命运而没有这样的命运。

鲁迅先生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厉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是啊！这就是说，使命是神圣的，但是宿命将永远等待着给你毁灭性的一击。

不自由就是失去选择

所谓不自由，简单说来就是失去选择的权利或者是失去选择的能力。

我并不是在初始意义上使用“选择”这一概念的。动物也有选择，比如燕子总是把巢筑在喜爱它的人的屋檐底下，受到侵扰的狼迁徙到远离人类的地方，母狮总是接受最强壮的公狮的爱情……动物的选择不具备理性，某种程度上它的表现仅仅是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所以，得到或者失去选择尽管也会对动物个体和种群造成消极后果，但是，这种后果并不触及与理性对应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本身无法产生痛苦——这种只有在人类理性范畴内才能产生的精神现象。

人是有理性的，如果失去选择，人所感受的就绝不仅仅是寻找不到更好的筑巢的地方、不得不离开终生厮守的家园或者失去一次与异性进行激情澎湃的交配的生物性痛苦。人的痛苦会越过生物性痛苦的狭小地段，进入到广漠的精神领域，并且在那里无限制膨胀，变得无边无际，覆盖辽阔广袤的大地，弥漫深邃悠远的天空。理性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区别出来，同时也把人类的痛苦上升到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救赎的绝境。中国诗人屈原和意大利诗人但丁不约而同地描述了这种绝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把屈原和但丁视为现代文学诞生以前以十九世纪为起点的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们最早把艺术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了人文领域，进入到了人自身。

得到选择和失去选择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换一句话说，必定有一种东西决定着你得到选择或者失去选择。我愿意把这种东西归结为强力。所谓“强力”，是指人类个体无法控制无法改变却能够对人类个体进行随心所欲的控制和改变的那种力量。这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强力的构成极为复杂，它既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权力，还有可能是其他某种社会力量。它们一旦勾结而成，马上就会作用于这个世界，作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不幸的是人类能够在精神领域清晰地感觉到它，却无法言说它，无法反抗它。这种处境，曾经被卡夫卡令人心碎地表现出来，而卡夫卡自身则最终为这种强力所毁灭。只是在卡夫卡身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一直自以为是的人类原来竟处在如此令人沮丧的境地，这意味着文学艺术向更高一级迈进了。整个现代文学的意义，实际上也正在这里，或者换一句话说，现代文学只有在获得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之后，才真正进入到了比大地和天空更加辽阔的人的心灵（雨果语），回归到了人的自身。

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具有一种标志性意义，它说明我们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极为痛苦的精神成长期。虽然我们认为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人类本性最终能够带领人类走向幸福的彼岸，最终能够被良知所救赎，但是也不能排除我们有可能在一次强力导演的荒诞事件（比如核战争）中全部毁灭。

就个体来说，毁灭更是具有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人类的自然生命极为短暂，强力导演的一个小小情节就可能穷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所以，我们在艺术品中述说这个过程，无可厚非。

老子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为什么不能讲一讲朝菌或者蟪蛄的故事呢？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朝菌，都是蟪蛄。

文学离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多远？

山西黑砖窑事件经媒体曝光以后，我几次动笔几次都没有完成这篇短文，原因在于要说的话太多，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六月十八日，也就是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他国家高层领导人相继就黑砖窑事件作出重要批示以后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评：《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这篇社评较为透彻地分析了这一必将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事件在当下以至于很久远的未来的意义。

下面是这篇社评的主要部分——截至昨日上午，山西、河南两省通过专项行动，共解救出了468名黑窑工，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这一数字，从侧面验证了这场灾难的规模。这一场人道的危机，以愤怒的民意推动，正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要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这些天，我们亲见愤怒在全社会、各阶层燃烧。这人道的愤怒当中，也有敏感的抑郁，也有现实的忧心，还有难言的忌讳，但都无须掩饰。如果这愤怒，仍要克制，仍要掩饰，仍要辩证地指导，要么是社会的底线已经完全失去，要么是社会根本就没有底线。这些燃烧的愤怒，是社会底线失守的普遍疼痛，是进步幻觉中蓦然惊醒的惶骇——我们以为自己在向文明飞奔的路上，却发现竟是赤膊上阵，羞愧难当。社会尚未剥夺殆尽的羞耻感，是它仍然活着的生命自证。我们不能阻止它感到羞耻和愤怒。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经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社会创制法律，每一个乱法者都要伏法；公民委托政府，每一个玩忽职守者都必须解职。这是社会恢复秩序、维系信心的基本前提。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无良的黑窑主、暴虐的包工头、邪恶的拐骗者、凶残的打手，一个也不能宽恕。还有那些官员，散漫的、失职的、贪腐的、丧失责任心的官员，没有理由强奸民意，霸权占位，必须接受道义的谴责与政治的追惩，以及民众和法律的问责。可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信心。甚至，这份无望的压抑，本身就构成今日愤怒的大部分。虽然这无声蔓延的愤怒，并未站定在公共舞台上朗声发言。可如果这澎湃的愤怒，仍要领受虚词和周旋，仍要观看敷衍和推脱，我们的政治恐怕会变成闹剧。我们努力呈现这压抑而扭曲的愤怒，只因感念社会前进全赖真实。尽管这真实，常常令人不悦。今天的事实，是只有政治高层确认的愤怒，才可以成为驱魔降妖的真实的愤怒。那么多失子家庭的父母悲呼，他们目睹暴行，直击残酷，他们的忍耐近乎悲壮。那么多民众同心呼应，他们痛斥践踏人权的恶人，更厌恨辜负民意的官员，他们的忍耐同样近乎悲壮。这种忍耐，本能地在渴望一种起码的政治尊重。现实需要回答他们，他们的忍耐是因为坚信，坚信这个制度仍在不遗余力地修复，修复他们因愤怒而塌陷的信心。在国家与公众之间，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常识。个人之恶，从来就不曾消亡。国家之善，即在于以公共名义，遏制个人之恶。不得不承认，黑砖窑累积的罪恶，最刺人耳目的，并非个人之恶的极度暴虐。而是那些接受公民委托，担当保护之责的官员，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临阵脱逃，如何自私自利，将垄断的公权败坏成为公民权利的惨剧。为骇人的山西黑砖窑写下结语，只能是个人之恶所叠加的公器之恶。为恶毒的人性，我们只留一声悲叹，为反噬其主的公器，却要喊出大声的愤怒。检讨人性，这是每时每刻的个人修为；检讨公器，却是此时此刻全社会必须要做的工作。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

引用到此为止。二

我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公众愤怒的时候，当这些人用正义和良知谴责反噬其主的公器，大声喊出愤怒的时候，作家在哪里？！文学在哪里？！艺术又在哪里？！

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在屏幕和银幕上，我看到的是浅薄无聊的电视连续剧，是对所谓“红色经典”近乎玩闹式的改造或者重新包装，是形形色色的装疯卖傻，是大腕导演和演艺明星们对公众智力明目张胆的欺辱，是既没有精神内容又没有艺术内容的鸡肋，人们只能像消费病死猪肉那样消费它们，别无选择。

在戏剧舞台上，我看到的是摒弃大众生存状态于精神视野之外所谓“实验戏剧”，是活得无聊的两只狗的丑恶表演，是对现实几近于强奸和侮辱的歌舞升平的塑造，堆砌着的是连导演和演员自己也不相信的精神垃圾。

在文学作品上，我看到的是被名利弄得神魂颠倒的人的胡编乱造，是近乎于集市一般混乱的招摇和叫卖（这甚至成为人们走向成功的唯一通道）；是赢者通吃，是明星化了的作家、评论家志得意满的聒噪；是没有百姓日常生活，只有活得无聊的人在豪华酒店、在高尔夫球场的缠绵悱恻和无病呻吟；是发情男女在卧床上的生物性的情欲宣泄；是无良无德的人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公然挑逗和勾引；是貌似精神阳刚实则举而不坚的阳痿之作。

在艺术创作上，很少有人用画笔、镜头、陶制材料以及任何艺术手段复制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很少有人把“人民”和人性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很少有人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导……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思想，脱离内容，滑向轻松的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形式主义。种种怪诞的、变形的、堕落的艺术正在得到大规模鼓励，就连罗中立的《父亲》那种含蕴着精神震撼的作品也被艺术家蔑视了，性和色情正在被高尚和优雅包装起来，花花绿绿地从我们眼前招摇而过。

假如这个时候把山西黑砖窑事件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有能力辨析这个事件深处的历史和哲学的意义么？无法知晓事物的历史与哲学意义的人，又怎么能够把这个事物作为自己的艺术世界来进行创造呢？一个无能或者说拒绝创造有价值艺术世界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在艺术的殿堂接受民众的膜拜呢？

现实是：他们就在那里，在远离黑砖窑的地方，在很干净的地方，呷着咖啡，悠闲地谈论着，他们不会让童工们的血污染他们高雅的话题，他们不会。三

当然，我不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全部都在躲避历史责任，事实上，有很多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坚守着自己的灵魂高地，锲而不舍地做着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但恰恰是，这些人处境并不好，他们经常要为自己不合主流的思想而遭受挫折，他们的作品无法走向公众视野，他们无法构成更为健康的“主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只能是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软弱、堕落与庸俗。

当山西黑砖窑事件横亘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仍旧装聋作哑的时候，当浅薄和无聊继续得到大规模鼓励的时候，当文学艺术继续被要求“营造”某种氛围的时候，我只能认为我们的全部问题都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在这个意义上，对作家、艺术家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四

我曾经说过，作家有时候要像西西弗那样固执和坚韧，否则你就会和巨石一道滚下山去。然而，仅仅是说说而已，并且仅仅是自己说一说，那么，其他没有任何意义。我只能说我不愿意滚下山去，至于别人滚不滚下山去，或者在滚下山去以后从事什么勾当，从来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出文学离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多远，严格一点儿讲，也纯粹是个人问题，是对我个人的诘问。

既然是个人问题，我又准备怎样解决呢？这是一个问题。

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记述过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使自己成为自己。他只是试图按照别人认为应该的那样去思维、感受和行动……也就是说，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的人。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认为一个人可能会在社会中丧失真正的自我，把自我埋葬在他扮演的角色、他的社会作用之中。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只有在成为他自身的主人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他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身的时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这就是说，人只有以多种方式占有他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是独立的，因而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尽管一八四四年之后马克思较少使用人性和人的本质等概念，但是青年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仍然极大地扩展了对人类本性的心理学解释范畴。

马克思之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理论、存在主义哲学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它们认为人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人还是其自身。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的某种无意识和某些抑制因素，必然要同既定的人类需要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精神压抑，人类在感受和摆脱这种精神压抑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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