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纲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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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简史：通往人工智能之路试读：
前言
今天的科学技术是人类进步的最显著特征。科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给予世界巨大影响的是实用技术的进步，以往的技术进步有赖于实际经验，而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则来自近代科学在实用领域里的成功应用。在这些技术进步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基于量子物理学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集成电路IC（Integrated Circuit）和信息技术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今天，这两个高科技产业的象征是位于美国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硅谷。
今天，高科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但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对高科技的源头大多一无所知，对于手机、电脑、互联网的产生、原理和界限也同样知之甚少。好奇的人们会问，今天的高科技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电脑、手机及互联网来自何处？今天的太空技术、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3D打印会怎样改变人类的未来？人工智能究竟会将人类带到哪里？要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了解这一切的源头——硅谷。
本书以硅谷中的人物经历和公司创办形式为例扼要地讲述了硅谷的诞生与成长过程。
硅谷是世界上第一个高科技园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斯坦福大学的诞生。20世纪初的无线电技术是硅谷成就的第一步，斯坦福的特曼教授、斯坦福电机系的无线电实验室和惠普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硅谷的诞生（见本书第一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硅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晶体三极管的发明和第一家晶体三极管生产企业在旧金山湾区的落户。尽管肖克利的事业很快就结束了，但正是肖克利把硅带进了硅谷，是肖克利用硅点燃了硅谷的高科技之火，使之燃着了硅谷，燃遍了世界（见本书第一篇）。
20世纪50年代末，以诺伊斯为首的来自肖克利公司的“叛逆八人帮”创立了半导体工业的摇篮——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缔造了半导体工业，它为半导体工业制定了生产流程、管理规范和质量标准。这一时期的得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半导体同时发明了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应用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正是这一技术把我们带入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见本书第二篇）。“叛逆八人帮”和仙童半导体，很快就成了一个硅谷传奇、一个高科技传奇、一个美国传奇。这种叛逆和创新精神奠定了硅谷的产业文化，影响了几代硅谷人，直至今日，其影响依旧不衰（见本书第二篇）。
20世纪70年代，随着IC技术的普及，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PC）很快以英特尔、苹果和微软公司的创立为标志，进入了百姓家中。这一时期，为高科技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投资业也形成了自己的行规（见本书第三篇）。
20世纪末，源于“冷战”的互联网技术是高科技的象征。硅谷成了世界瞩目的互联网公司发源地。以网景、雅虎、谷歌和脸书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是工业革命4.0的领头羊。互联网和软件产业主导了硅谷，硅谷成了无硅（silicon less）的硅谷（见本书第四篇）。
进入21世纪后，以集成电路和软件为主导的智能产品开始了对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改造。该时期，硅谷的标志性人物是埃隆·马斯克，他创办的Pay-Pal、特斯拉、SpaceX、太阳城公司是这些产业的标志。它们为硅谷产业链添加了在线金融服务、太空技术、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交通工具等新鲜血液。3D打印和量子计算在硅谷也是热门话题（见本书第五篇）。
人类终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将是以人工智能取代常规脑力劳动的时代，人类最终会到达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未来。我们无法预言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人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我们甚至不知道今天的技术会发展到哪种地步。但我们一定会以审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不可预知的未来（见本书第六、七篇）。
本书的出版，主要归功于华章出版社的策划编辑欧俊先生和华夏文摘网站的网友杜欣欣女士与她的先生老吴。美国500强得州仪器公司全球销售及技术支持高级副总裁谢兵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副总裁陆惠晨先生对本书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达拉斯分会前会长，现任全国总会财务长陈信芬博士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最后是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钱纲2018年春
硅谷简介
我们是新经济的基石、繁荣的摇篮、所有其他国家效仿的标杆、资本主义最纯粹的表现。——约翰·杜尔（John Doerr），硅谷风险投资掌门人
今天，世界高科技的中心是赫赫有名的硅谷（Silicon Valley）。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北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San Francisco）以南，圣何塞（San Jose）以北，其间有10多个小城市。硅谷最大的城市是圣何塞，它是硅谷的中心。硅谷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天不热，但很干燥；冬天不冷，但潮湿多雨，70年前此地以蔬菜、水果闻名美国。
北加州有着美丽的海岸线、茂密的森林和众多的国家公园。在成为世界高科技中心之前，此地遍布果园、罐头加工厂和牧场。这里曾经牛羊成群，果树遍野。山坡上到处是灌木林、漫山遍野的杏花和樱花，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曾是美国最大的杏子产地。
高科技公司兴起后，田园风光消失了。从旧金山沿加州101号高速公路往南至圣何塞，道路两旁的田园农舍被无数高科技公司所代替。1971年1月11日，《微电子新闻》（Electronics News）周刊记者唐C.霍夫勒（Don C.Hoefler）首称此地为“硅谷”，很快硅谷之名传遍全球，沿用至今。硅谷吸引了全球的高科技人才，是美国人口最多元化、素质最高的地区。
把硅谷当作2016年的一个地区来看，其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44位，高于爱尔兰。
今天，硅谷是世界公认的高科技发源地，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核心和信息技术发展的神经中枢。全球电子业、信息业的新产品几乎全由此发端，硅谷是全球的高科技中心。
硅谷到处是经济奇迹和一夜致富的人。硅谷的金钱、名人、成功与奢侈文化远胜好莱坞和纽约的华尔街。硅谷风险投资掌门人——约翰·杜尔这样描述硅谷：“我们是新经济的基石、繁荣的摇篮、所有其他国家效仿的标杆、资本主义最纯粹的表现。”硅谷不仅是高科技中心，也是时代的灵魂。
提起硅谷，一位美国科学家曾这样说过：“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但没有斯坦福大学就不会有硅谷。
1891年创建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是硅谷的心脏和大脑。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校长说：“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
这所由美国西部铁路大王及政治家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创建的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不同，它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
创校初期，学校有25个院系让学生选择，除了英语是必修外，其他课程皆为选修。学校坚持实用教育，鼓励教师和学生创业。斯坦福在开学典礼上说：“生活归根结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斯坦福的这一实用教育思想，孕育了硅谷神话。
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被誉为硅谷之父。经历过1929年经济危机的特曼教授要把斯坦福建成一所以创新为主的大学，并把大学实验室内的新科技转让给公司，使大学成为当地新科技、新经济的源头。
特曼教授一手扶植起来的惠普公司是硅谷的创业之源，它开创了早期硅谷由自家车库起家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特曼教授为斯坦福带来了大量的国防科研基金，并以此为基础将斯坦福打造成了硅谷的创新之源、智慧之源。
20世纪40～50年代，晶体三极管的发明为计算机革命奠定了基础。特曼把晶体三极管发明人——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吸引到了北加州，成立了第一家生产晶体三极管的创业公司。从此，硅这一地球上最丰富的四价化学元素在北加州落户了。
20世纪60年代，从肖克利公司出走的八位晶体三极管专家（“叛逆八人帮”）成立了北加州最具传奇性的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Inc）。此后，北加州不再以农业闻名美国，它走上了成为世界高科技中心的道路。
仙童半导体的成立为半导体公司定下了行业标准、市场规范及高科技公司的创业模式。从仙童半导体出走的创业者“仙童”们还为北加州奠定了风险投资的行规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期，北加州的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硅谷横空出世，成为世界高科技的中心。
20世纪70年代，以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为代表的英特尔公司，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代表的苹果电脑公司，以约翰·杜尔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以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为代表的甲骨文公司（Oracle Inc）纷纷成立。这些引领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的核心企业开始在硅谷立足。
20世纪80年代，硅谷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挑战来自日本。1985年，日本钢铁业超过美国，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成了世界第一。日本的电视机将美国产品逐出了市场。美日贸易赤字达407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为此，硅谷和美国各地的半导体公司联合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SIA），致力于行业合作和创新及相应的管理。
1984～1986年，美国半导体行业损失了20亿美元的收入并失去了2.7万个工作岗位，硅谷中13%的与电子相关的工作消失了。不仅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处于困境，其他行业的日子也不好过。1987年中期，在SIA的努力下，一些美国半导体公司开始盈利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个人计算机市场的迅速增长，美国公司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设计密集型产品上。同时，韩国等国家开始进入半导体存储器业务，加剧了市场竞争。日本存储器生产商的强劲势头迫使美国公司离开利润和制造能力薄弱的存储器市场，转向利润更加丰厚，需求不断增加的设计密集型产品市场。
20世纪90年代，思科（Cisco）、网景（Netscape）、雅虎（Yahoo）、亚马逊（Amazon）等一批最初的互联网公司出现了，硅谷把世界带进了互联网时代。
进入21世纪后，硅谷更为世界所瞩目。以谷歌（Google）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把硅谷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互联网应用、3D打印、量子计算、人工智能（AI）、新能源技术开始在硅谷出现。
从1956年起，人工智能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因硬件能力不足，AI在其诞生之初的40年内，一直很沉寂。进入新世纪后，AI有了长足的进步。先是在2014年6月，有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紧接着在2016年1月，谷歌开发的AI软件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欧洲冠军樊麾。同年3月，阿尔法狗以4∶1的战绩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从此，人类在所有棋类竞赛中全数败给计算机，AI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类终于能够通过控制物质中的电子和空穴的状态，制造出超越人类自身智能的机械了。尽管在伦理上这是一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继谷歌之后，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特斯拉（Tesla）等一大批代表工业革命4.0的公司在硅谷诞生。它们在硅谷创造了成千上万个一夜致富的神话。这些财富新贵不但为自己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金钱，也为硅谷和这个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把北加州这一著名的蔬菜和水果产地，打造成了世界高科技的中心。
今天的高科技是由科学、工程、金融和工业组织联合创造的新技术，硅谷的公司和产业是其代表。
硅谷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硅谷的创业文化。在硅谷，创业冒险是一种风气。在硅谷，新想法、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从无到有，弃旧从新。硅谷人不满足于四平八稳，勇于探索冒险。这使硅谷有了自己的创业文化和创业精神。硅谷还有一个重要理念——接受失败。硅谷创业的失败率很高（60%～70%），能存活10年以上的公司只有10%。失败是硅谷经济运行的一部分，它淘汰了创业公司产品开发初期不切实际的想法，也锤炼了那些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创业者。
硅谷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斯坦福大学和它的办学方针，斯坦福是硅谷的智慧之源。
硅谷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高新科技，硅谷正当其时，20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近代物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大量的应用，其中晶体三极管和集成电路是计算机技术的基础，计算机革命就是集成电路大规模应用的产物。
硅谷成功的第四个原因在于它完善的金融资本服务，硅谷有着丰富发达的风险资本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它们是创业公司的扶持者。它们不仅在高科技企业创业时提供资金，还为创业公司提供信息咨询、管理咨询、战略决策等多方面的服务。
最后，在硅谷的成功中，政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硅谷，政府为企业的发展建立了极为宽松的创业环境：政府为大学提供大量研究基金；政府允许企业进行权益融资，但对以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则规定严格；在土地使用、税收等领域，政府给予高科技公司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企业家来硅谷创业。这一切成就了硅谷，成就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成就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第一篇奠基硅谷生活归根结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学习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利兰·斯坦福在斯坦福大学首届开学典礼上的演说第1章硅谷的智慧之源：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校徽创建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创建人利兰·斯坦福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曾在威斯康星州当过律师。28岁时，斯坦福来加利福尼亚州经商，几年后成为加州铁路四巨头之一。斯坦福是1861年成立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的总经理，也是加州最早的共和党人之一，林肯总统的铁杆支持者，曾出任加州州长。
1862年，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建设法案》，规定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共同承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由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Omaha）往西修建，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则由加州太平洋沿岸往东修建。根据法案，两家公司所筑铁路的路权以及沿线部分地权归铁路公司，也就是说看谁筑路快，谁就有更大的利益。铁路很快完工了，该铁路将北美大陆连成一片，使美国成了一个横跨两大洋的国家。这条铁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西部诸州的崛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斯坦福挣到了大量的财富。
但斯坦福夫妇的私人生活并不如意。1868年5月，斯坦福唯一的儿子小斯坦福出生了。小斯坦福11岁那年，曾随父母去英国旅行，此后每年他都要和家人去欧洲旅行。斯坦福夫妇让小斯坦福在纽约接受中学教育，准备将来让小斯坦福进哈佛大学读书。1883年11月，斯坦福夫妇带着15岁的小斯坦福前往雅典，然后从雅典搭船去那不勒斯，过完元旦，经罗马抵达佛罗伦萨。旅途中，小斯坦福突然发高烧，经诊断他患的是伤寒。斯坦福夫妇从巴黎请来名医，尝试了各种新疗法，希望能为爱子退烧，但毫无效果。1884年3月3日，小斯坦福去世了，六天后就是斯坦福的60岁生日。
丧子给斯坦福和他的夫人简·莱思罗普·斯坦福（Jane Lathrop Stanford）带来的打击极为沉重。此后的五个星期里，斯坦福把自己关在巴黎的旅馆内，不断地修改遗书。当斯坦福从房间里出来时，他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所有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当时的遗书里并没有提到办大学的事。
前总统格兰特夫妇为斯坦福夫妇介绍了一位朋友梅德雷克夫人。创办斯坦福大学的想法是在该夫人的影响下产生的。斯坦福最初只想办一所技术学校来纪念爱子，并作为加州大学的一个分部。加州州长为此聘请斯坦福任加州大学常务理事，不料此举遭到反对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于是斯坦福决心另外创立一所新大学。该大学既是为了纪念爱子，也是为了全加州的孩子们而建。
斯坦福夫妇为了建校之事，拜访了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询问在加州建立“一所哈佛”需要多少资金，答案是500万美元。为此，斯坦福夫妇正式于1885年11月设立了大学基金，基金附有斯坦福夫妇的条件：“受托人有义务建立一个教育系统，教导学生在毕业后能找到他们所要追求的理想，并使他们听从内心对于生命意义的呼唤；校内禁止一切宗教的宗派指令，但仍要给予学生们精神上的教育，并告知学生，遵从全能仁爱的造物主是人类的责任；学校必须执行两性平等的政策，男女学生必须享受同等的资源与对待；还要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市维持一个农场，以便向学生提供农业科学的基础教育。”斯坦福校园内的利兰·斯坦福一家雕像
斯坦福夫妇做出决定，将他们名下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土地悉数捐出，并捐出250万美元作为斯坦福大学创校基金，同年，斯坦福再度当选为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斯坦福为加州的孩子们创建了日后世界一流的学术中心——斯坦福大学。此一善举，使斯坦福流芳百世。
1891年10月1日，经过六年筹办，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斯坦福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不同，它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斯坦福大学第一届学生一共招收了555人，其中最有名的学生是第31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1893年6月21日，斯坦福因心肌梗死辞世，享年69岁。他将全部遗产捐献给了慈善组织。
斯坦福大学自成立以来就男女同校。不过，因入读的女学生人数上升，简·斯坦福勒令校方控制女生入学人数，每年最多500名。她担心随着女生人数的增加，学校会失去纪念他们儿子的原意。1933年，校方将本科生男女比例定为3∶1。该比例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本科生男女生比例大约为2∶1。不过，除了人文学院之外的其他学院的男女比例很悬殊。2005年，斯坦福大学废除了性别比例规定，但是，各学院内的男生人数还是稍多，男女生比例为1.6∶1左右。
20世纪30年代之前，斯坦福大学是免学费的。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给学校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大学开始收学费。
斯坦福大学最初的建筑物是由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及利兰本人设计的。波士顿的一家建筑公司承办了建筑工程。应斯坦福夫妇的要求，其建筑具有强烈的加州特色。
1891年春天，斯坦福夫妇请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担任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遭到婉拒。安德鲁推荐了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校长、年逾四十的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担任此职位。乔丹的教学理念与斯坦福的创校理念非常接近，他答应了出任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乔丹于1891年6月来到斯坦福大学上任。在斯坦福大学最初的教职员中，有15名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及乔丹的母校康奈尔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1893年，利兰·斯坦福逝世以后，大学的经营和管理任务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美国经济很萧条，斯坦福夫妇的财产也被冻结了。大多数大学受托人建议暂停办学，校长乔丹也建议简·斯坦福关掉大学，直到找到解决的方法。这时，简·斯坦福想到了丈夫生前买的一笔人寿保险，她从中可以得到1万美元的年金——这是她一年贵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将她家里的17个仆人减少到3个，每年开销只有350美元，将近万元的年金全部交给了大学以维持学校运转。斯坦福夫人是一位真正的慈善家，她不是在用自己的闲钱沽名钓誉，而是在慈善事业有困难的时候，即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为社会行善。
斯坦福夫人的年金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于是，斯坦福夫人亲自来到华盛顿，向克利夫兰总统求助。没多久，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铁路公司的资产。同时，在斯坦福法学院一名毕业学生的帮助下，斯坦福夫人找出并更正了数个大学成立条款中的法律失误。同时通过游说，成功地使政府修订了加州法律，豁免了斯坦福这样的教育机构的赋税，也使斯坦福夫人可以合法地将她所持的股票捐给斯坦福。斯坦福大学最初最难的6年终于熬了过去。今天，不仅是硅谷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感谢斯坦福夫人。因为，她用她的爱心和毅力创办了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斯坦福夫人对大学的贡献极大。面对财务亏空的可能，她在1893～1905年，为了保持学校的正常运作，变卖了自己的私人珠宝财物；1901年她把自己名下的市值3000多万美元的全部资产过让给斯坦福大学。1905年逝世前夕，简·斯坦福再将她700万美元遗产中的400万赠予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前后获得了斯坦福夫妇4000万美元的捐助。
20世纪初，斯坦福大学因地震损毁而面临经济危机。不过大学修复工程进行得很迅速，学校很快恢复了元气。1931年，斯坦福大学就与哈佛大学进行了全美第一次跨校电台辩论比赛。文理兼修，全面发展
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已成为美国最全面的大学。它涵盖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个大学的专业。哈佛重文而麻省偏理，斯坦福则文理兼修。美国大学的四大热门专业为医学、法律、工程和商业。斯坦福是美国唯一的在这四大专业都名列前茅的学校。斯坦福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并列美国第一，斯坦福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排名第二，工学院仅次于麻省也是第二，斯坦福医学院名列全美前十。
斯坦福大学不仅在学术上出众，在其他方面也是美国的佼佼者。斯坦福出过很多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斯坦福的游泳运动员曾占了美国奥运游泳队的一半以上。1976年以来，斯坦福在历届奥运会上至少获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达17枚。网球巨星麦肯罗就是斯坦福的学生。斯坦福的橄榄球和篮球都是美国一流的。运动员们不只是靠体育成绩进入斯坦福，他们在学业上同样优秀。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不但学业优异，而且是斯坦福的橄榄球明星，他一直认为自己作为斯坦福橄榄球队队员要比他当美国国防部长还有面子。这些运动明星和大家住在同一个宿舍，同上一门课，与一般学生没有任何不同。斯坦福大学大门
斯坦福大学不但是硅谷企业家的摇篮，也是美国和世界学术界的明星。斯坦福拥有过5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名普利策奖得主、27名麦克阿瑟学者、3位国家人文奖章得主、20位国家科学奖章得主、2位国家科技与创新奖章得主、277位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58名国家科学院院士、104名国家工程院院士、67名国家医学研究所成员、32名国家教育学院院士、51位哲学会成员、7位沃尔夫奖得主、6名Koret基金奖得主、3位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56位物理学会成员、2名计算机语言学协会终身成就奖得主及14位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学者。斯坦福出身的企业界人士遍布硅谷乃至全国，政界人士也是数不胜数。斯坦福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硅谷与美国的智慧之源。
早在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的领袖们就认定了斯坦福在促进西部繁荣中的重要角色，并以此制定了学校的发展战略。美国西部人民一直在为建立自给自足的本地工业而努力。这使他们与斯坦福联系起来，也奠定了硅谷发展的基础。今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硅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斯坦福和它的办学方针；高新科技的兴起；风险投资的兴起；加州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的支持；美国西部的开创精神。其中斯坦福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电机系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这位斯坦福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办学，四处求援，八方奔走。他游说一些境况尚可的企业资助，甚至捐出自己的稿酬和版税。严酷的现实令特曼更深刻地思考：大学与企业应当建立起怎样的关系，才能度过经济不景气呢？思考的结果就是特曼后来开创的斯坦福工业园区，也就是硅谷的原型。
1951年，特曼与校长斯特林（Sterling）商定，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即斯坦福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
借助邻近硅谷的地利，斯坦福教授在公司有兼职和自办公司之便，学生有实习和就业之利，校方从地租获得丰厚的收入。从此，斯坦福蒸蒸日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斯坦福开始跻身全美前十名大学的行列，至今不衰。
特曼说：“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高科技之都，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家社区，使工业与学术结合起来。依我之见，这是时代潮流。”这就是硅谷的本质。硅谷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集中于美国加州。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有1/3生活在洛杉矶——旧金山——圣迭戈海岸线上。一位硅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种架构：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与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系统，吸引各方关注并刺激投资兴趣。我们还可以在产品互补的企业之间进行协调。”第2章硅谷创业之源：二战后的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播下的硅谷创业种子：惠普公司
特曼对惠普公司的扶植，是技术从大学转让给公司的最成功个例。特曼尽全力去培养一些被他称为“电子业种子团队”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惠普公司（Hewlett Packard，HP）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
1989年，惠普公司最初在艾迪生大街（Addison Street）367号的那间车库被加州政府定为历史文物，命名为“硅谷诞生地”。
1948年，美国东海岸贝尔实验室（Bell Lab）的肖克利、巴丁（Bardeen）和布拉顿（Brattain）发明了点接触晶体三极管。1949年，肖克利提出了性能更好的结型晶体三极管设想，通过控制基极电流，实现放大作用。1950年，结型晶体三极管研制成功。肖克利、巴丁、布拉顿因此分享了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肖克利不满足于这些，他要进入工业界，用他的晶体三极管创造一个新工业，并以此致富。肖克利想到了加州老家和斯坦福。肖克利给特曼打了个电话，特曼说：“来北加州吧。”
特曼接到肖克利的电话后，在第一时间给肖克利写了信，告诉他，斯坦福已将晶体三极管工艺和理论纳入教材，而那些电子专业的学生，将是他新公司员工的来源。特曼的热诚以及他的影响力，打动了肖克利及他的合伙人贝克曼（Beck-man）。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建在了圣克拉拉（Santa Clara），离斯坦福只有5英里。肖克利把硅带进了硅谷。但肖克利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没多久他的公司就关门了。美国政府为惠普成立时的车库立下的“硅谷诞生地”铜牌
肖克利的公司关门后，特曼把肖克利请到了斯坦福电机系。有着诺贝尔奖桂冠的肖克利来到斯坦福后，为电机系带来了更大的声望。这时，特曼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基本上得到了实现。此后，硅、晶体三极管和集成电路在硅谷扎下了根。
当时，大多数大学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但特曼不这么想，他认为赚钱是好事，他鼓励教授和学生在硅谷创办公司，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推动整个地区发展。特曼或许是第一位在商业公司担任董事的大学教授，他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担任董事。在他的带领下，斯坦福的教授纷纷在外创业或兼职，学院还为学生创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雅虎就诞生于斯坦福的计算机实验室。
在过去50年中，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的公司。算上惠普的收入，1988～1996年由斯坦福人的企业创造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不算惠普，该比例为50%。这说明硅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斯坦福。企业家精神是大学的一部分：亨尼斯时期的斯坦福
斯坦福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能完成教学任务，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斯坦福不会限制教授到外面公司兼职。甚至让他们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第10任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就是一个例子。
亨尼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重新定义了微处理器（CPU）构架，这一新构架通过精简指令集（RISC）使处理器的设计更简洁高效，同时处理器本身也能更有效地工作。精简指令集处理器的应用很广，平板电脑、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用的都是精简指令集处理器。亨尼斯作为主要作者的两本微处理器设计教科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1984年，亨尼斯离校与其他人创办了精简指令集微处理器公司，时年38岁的亨尼斯是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1992年，公司以3.33亿美元卖给了它的客户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 Inc）。
开办公司的几年里，亨尼斯主要在公司上班，而不是在学校教学和做研究。公司卖掉之后，亨尼斯才从工业界回到斯坦福担任工学院院长。经过此番闯荡，亨尼斯练就了一身管理才干。
亨尼斯在斯坦福的经历，是斯坦福教学与企业相结合的典型。亨尼斯于1977年加盟斯坦福任电机系助理教授，1986年升为正教授，20世纪90年代历任计算机系系主任、工学院院长、教务长。2000年，亨尼斯任斯坦福大学的第10任校长，他还担任谷歌、思科等上市公司的董事。
20世纪90年代末，亨尼斯和斯坦福电机系华人女教授孟怀萦共同创立了创锐讯通信公司（Atheros）。亨尼斯说服了风险基金会投资，并任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在2004年上市。2011年，高通（Qualcomm）以37亿美元收购创锐讯通信公司。
亨尼斯帮助过很多学生创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带他参观了他们在校园拖车里的办公室。他们向亨尼斯展示了互联网站点目录数据库。亨尼斯看后，意识到网络将改变人们的沟通方式，于是给予了他们大力支持。1998年，亨尼斯支持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开发他们的搜索软件。由于斯坦福拥有谷歌搜索技术的专利，2005年，斯坦福以该技术换取了谷歌授权股票，获利3.36亿美元。亨尼斯
注：图片来自wikipedia。
亨尼斯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大学的一部分，他鼓励教授和企业联合。斯坦福师生有一个信念，他们认为他们的创新会让世界更美好。斯坦福的教授们从特曼开始就有投资自己学生公司的传统，到了亨尼斯这里成了师生共同创业的传统，他们能很快把学术成果商业化。斯坦福专利办公室把超过8000项学校专利授权给了企业，收取了13亿美元的专利费。硅谷有很多著名公司来自斯坦福，其中最有名的是惠普、仙童半导体、硅图、升阳（Sun Microsystems）、思科、雅虎、eBay、谷歌、领英（LinkedIn）、特斯拉汽车公司等。
在斯坦福帮助它的师生创业的同时，也为自己获得了大量的捐款。在亨尼斯12年的校长任期中，斯坦福得到了170亿美元的捐款。这些年，斯坦福得到的捐款比任何其他美国大学都多。
特曼和他的学生们为硅谷奠定了基础。亨尼斯继承了特曼开创的学术与企业结合的办学精神，在互联网时代为硅谷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业高潮。当年，特曼鼓励学生在硅谷创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毕业生要到东海岸去找工作。今天，亨尼斯和他的学生们已经把硅谷办成了全世界工程专业学生向往的圣地。亨尼斯也因此被人称为“硅谷教父”。硅谷创业的智慧之源
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随时都会产生，但是，只有当它们成为产品后，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并以此获利。一个新产业需要有斯坦福这样的孵化器。发明创造遍布世界，但硅谷仅此一家。那是因为，硅谷有一个斯坦福这样的心脏和大脑，即高科技产业孵化器。
斯坦福创办至今，始终贯彻着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言，“生活归根结底是实用的，你们到此学习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是斯坦福的教育理念，也是斯坦福人的创业精神，更是硅谷人的精神支柱。
斯坦福不仅吸引了学术和创业人才，它的研究园区还使得学院中产生的高新科技有了一个催生新企业的经济环境，这是一个高科技、高风险、高利润的经济环境，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创业者。研究园区使得斯坦福的智力与工业界的财力相结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
斯坦福的实用教育观从一开始就影响着学校的成长。斯坦福先生很清楚实业界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作为斯坦福研究园区创办者的特曼教授也持此观念，特曼反对把大学办成脱离实际的象牙塔。在他的领导下，学校于1945年制定了斯坦福未来的发展规划：第一，结合斯坦福的尖端学科，使斯坦福成为高新科技的研发中心；同时，使大学和工业联合起来为当地的高新科技和经济增长做贡献，也为斯坦福毕业生提供就业与创业机会。第二，要把学校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吸引世界上一流科学家，组建各学科的前沿研究所，培育专业上引领世界潮流的一流人才。第三，要加强学校的基础教育，使它的毕业生成为未来新工业的技术储备。第四，加强教授与企业的联系。斯坦福改变了过去的专利转让制度，让学校的专利可以很快地转让给企业，同时学校可以从中获得大量报酬。
这种持续不断的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既是斯坦福的传统，也是为提高学术水平和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斯坦福以两种方式，在它的研究园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种方式是在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时，把与企业的合作作为提高学校学术与科研水平的一部分；第二种方式是把研究园区列为学校为公众服务的一个职能。斯坦福以这两种方式取得的成就巨大，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技术空间。
斯坦福为硅谷提供了新高科技研发的灵魂——智慧。斯坦福研究园区就是将斯坦福的智力和企业财力结合起来的产物。对于硅谷的公司来说，它们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市场、原料或员工的素质，而是取决于能及早地取得斯坦福大学研究成果的技术转让。由于斯坦福从事着高新科技的研发工作。企业必须既尊重斯坦福的学术理念，又发挥它的智慧。企业通过以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设备，或是直接参与研究作为合作方式，来有效地把斯坦福的最新成果用于工业。对公司来说，可以获得高效的技术转让；对斯坦福来说，它能获得大量科研资金。在硅谷，资助斯坦福的那些雄心勃勃研究计划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那些与斯坦福合作过的公司。
斯坦福的办学方针使它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斯坦福与企业合作的办学方针使它成就了硅谷，也使自己成了硅谷的智慧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福大学造就了硅谷的昨天和今天。第3章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对无线电的浓厚兴趣
弗雷德里克·特曼，1900年6月7日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弗雷德里克的父亲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是著名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10岁时，父亲被聘为斯坦福教育副教授，举家迁到帕洛阿尔托。老特曼长期跟踪研究人类的智力发展，是研究人类智商和天才儿童的权威。1916年，老特曼发表了“斯坦福——比内”智力测量表，首次采用比率智商（ratio IQ）的概念，并以智商作为比较人类智力水平的指标，这是对人类智力的首次量化测量。老特曼后来担任过斯坦福心理学系主任及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主席。
特曼在斯坦福校园长大，他从小体弱多病，10岁才进小学。但特曼非常聪明，仅用了15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小学到博士的学业。
1913年，13岁的特曼装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这让他加深了对无线电理论的认识。
特曼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身材纤瘦戴着眼镜，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在帕洛阿尔托高中读书时，特曼参加过辩论赛，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是一名优秀的径赛选手，还喜爱橄榄球运动。高中时期，特曼只要没有课外活动，就去联邦电报公司，向公司员工学习无线电知识。看着周围的人没事在玩业余无线电，还有联邦电报公司那两个高高的接收塔，特曼被深深地吸引了。
特曼读中学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帕洛阿尔托市出现了一家由特曼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开办的企业，为协约国海军生产无线电通信设备。源源不断的订单，弥补了斯坦福大学的财政缺口。20世纪初的晶体无线电接收器
1909年，斯坦福的另一位毕业生查尔斯·赫罗尔德（Charles Herrold）在圣何塞市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商业无线广播电台，赫罗尔德任台长兼工程师员，他妻子担任播音员。该电台在旧金山湾区的青少年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催生出了一批业余无线电台和兴趣小组。特曼是其中的狂热分子，他与邻居的两个孩子建立了一个业余电台，他们一个是斯坦福化学教授的儿子，另一个是斯坦福首届毕业生，后来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儿子。特曼后来回忆道：“想起过去我很开心，当时我们三家是邻居，我们高兴地摆弄自己的新玩意，试验它的功能，然后推开窗户大声问对面的伙伴是否听到这边的声音。”
1917年，特曼高中毕业，顺理成章地入读斯坦福，主修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是早期斯坦福最好的专业。在斯坦福的第二年，特曼转到了化学系。特曼转系的事一直是一个谜。
特曼上大学后，经常参加联邦电报公司在斯坦福开办的讲座，并从中获益匪浅。这一企业与大学结盟的互惠互利现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特曼本科毕业，成为美国大学优秀毕业生组织（Phi Beta Kappa）的一员。该组织是美国大学优秀学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成为其会员。
毕业后，特曼去了联邦电报公司工作。他认定自己今后的职业就是在联邦电报公司做一名优秀工程师，为此，他回到斯坦福读研究生。特曼在六个学期里，完成了两倍的课程，给系里的教授，包括系主任哈里斯·瑞安（Harris Ryan），爱辉尔的导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曼取得了硕士学位，研制出了峰值电压表，还有了女友。
20世纪20年代，工业界不需要工程学博士。特曼起初也不想读博士，但后来还是满足了父亲和瑞安教授的愿望。从斯坦福毕业后一周，他就申请去波士顿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前身）读博士了。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当时的麻省理工有20世纪电子工程最权威的教授。其中，发现大气电离层的阿瑟·肯涅利（Arthur Kennelly）是全球最有影响的电子学教授，后来特曼也获得了这个称号。肯涅利著作丰富，论文无数。系统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也已经在麻省理工教书了，他是伟大的数学家。在他们眼里，特曼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对特曼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导师，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博士——模拟计算机的发明人，他是美国信息技术先驱。布什是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二战后，布什促成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等机构的设立。26岁的布什花了一年就获得了麻省理工与哈佛大学的联合博士学位。1919年，布什回麻省理工任教，四年后升为电机系教授。这期间，布什与大学室友成立了“美国器械公司”。1925年，该公司更名为“雷神（Raytheon）”，即后来美国最有名的军火商——雷神公司。
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工学院院长，特曼后来任斯坦福工学院院长。两人的经历相似，但性格截然不同。特曼喜欢幕后工作，不善于抛头露面、不修边幅、行为古怪、热心助人、不计个人得失；布什穿着得体、擅长政治，是学界和华盛顿喜欢的人物。
在布什的指导下，特曼的学业突飞猛进。但他从布什身上学到更多的是课堂之外的东西。布什对于电子技术必将改变世界的信念，及“大学不仅要搞学术，还要成为研究与开发中心”的思想，也成了特曼的信念。30年后，这一信念在斯坦福和硅谷开花结果。对大学与企业关系的思考
1924年，特曼获电机工程博士学位，随即被布什聘为麻省理工的助教。有时候，历史的偶然性实在是出人所料。1924年年底，就在特曼准备在麻省理工安身立命之际，特曼回斯坦福探亲时患上了肺结核。病好后，特曼留在了斯坦福，任电子电工程学教授和电子通信实验室主任。
瑞安教授对特曼的真心让他尝到了人间的真情。他卧病期间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聘他。但瑞安教授和斯坦福没有忘记他，布什和麻省理工也没有忘记他。等到能工作的时候，斯坦福和麻省理工都为他保留着职位，这让他很感动。连他的儿子都认为特曼能够一生忠于斯坦福，是源于他生病的经历，因为斯坦福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忠诚和真情。
特曼真是选对了专业，选对了学校。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电子工程中发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收音机兴盛的年代，麻省理工却不再关注这一热门技术了。1920～1925年，收音机零售额从200万美元增长到3.25亿美元。广播时段也大增，大幅增长的还有广告收入。但麻省理工的教授不再研究无线电了：维纳的兴趣回到了数学上，肯涅利退休了，布什成了政治家。
但是，斯坦福抓住了机会。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特曼发现教室里的一个学生是他过去的邻居好友，小赫伯特·胡佛。特曼和胡佛在斯坦福不但重温了少年时的友谊，还成了一生的好友。
接下来的几年是特曼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元气，同时他和胡佛建立了斯坦福的第一个独立电台。
特曼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无线电专家，他的成就并非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是来自他非同寻常的教学能力、领导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尤其是在大学与实业相结合上的开创性贡献。特曼为人谦逊，话不多，衣着呆板还有些木讷。但他一踏上讲台，讲起课来妙语连珠、娓娓动听。当词典中还没有“电子”这个词的时候，特曼就已经开始撰写有关无线电工程的教科书《无线电工程》了。此书多次再版，影响深远，是美国电子工程专业的经典教科书。书的版税远高于他做大学教授的收入，支持了他从1930～1947年的36项专利的研究。1937年，特曼成为电机系主任。在他的辛勤耕耘下，斯坦福在电机、通信等方面成为西部的旗帜。
1929年11月，美国东部刮起暴风雪，许多地区被大雪封锁，铁路和空中运输中断，好几艘船沉入海底。这场天灾拉开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序幕。大萧条导致全美1500万人失业。危机和苦闷中的斯坦福师生们，企图改变这种不可抗拒的宿命。特曼参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它有个奇怪的名字——“技术主义”。它鼓吹由“科学家联盟”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人道的高度技术化的社会。这个团体试图在人和机器之间寻求调和，其核心是教育与企业结盟思想的变种。
很快，特曼就组建了他的精英学生团队，团队中有帕卡德及特曼的几位研究生，还有才华横溢的本科生休利特。特曼不仅传授知识，还教他们怎样用专业知识发展事业。经过了大萧条的特曼知道，对于工程系的学生来说，创业之路是最好的出路。特曼带着他们在旧金山湾区电子公司参观实习，拜访那些最初从事电子业的人。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们接触到了未来的老板或是员工以及电子业的最新成就。他们学到了创建公司的第一手经验。帕卡德回忆说：“特曼教授对我们说，‘这些成功的创业人士，多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就是说，你们这些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会有更好的机会。’这使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后来硅谷精英们常说，当特曼教授带着电机系学生在旧金山湾区实习的时候，就为硅谷播下了创业种子。
20世纪30年代的特曼心中是否在规划未来的硅谷，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特曼一直在促进大学和企业的关系：斯坦福培养优秀的技术专家，公司为他们提供发展空间。特曼给学生们的印象是：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要敢于冒险争当企业家。
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20年后回加州创办了第一家晶体三极管公司，很多人把肖克利看作是硅谷之父，特曼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在特曼带着学生们在湾区的电子公司实习之时，硅谷就起步了，特曼是真正的硅谷之父。成就等身
1941年，特曼被选为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IRE即后来的IEEE）主席。这是美国电子技术界的最高荣誉，特曼是西海岸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42年，特曼应布什之约，来到哈佛无线电研究所，为二战从事军事研发。
·1945年秋，特曼回到故里，任斯坦福大学工学院院长。
·1951年，特曼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并主持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
·1959年，特曼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
·1965年，特曼退休。随即被聘为电气电子工程学会（IEEE）的荣誉顾问。
·1975年，特曼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1982年，特曼获百年（1882-1982）国际电子科技教育家首奖。
特曼工作极为认真，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北加州灿烂的阳光和丰富的娱乐活动。他是一个拘谨简朴的人，周日也不休息，全年不休假，偶尔打回牌都觉得是堕落。特曼不但是现代众多企业的始祖，也是那些企业家的楷模。特曼教授从不穿T恤或拖鞋，他总是戴着眼镜，社交能力很差，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
在1982年12月19日，特曼教授在硅谷与世长辞。学术界、工业界人士及特曼的昔日门生，齐聚斯坦福校园举行追悼会，场面备极哀荣。惠普公司总裁帕卡德在悼词中说：“特曼教授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他真正理解技术的美，他不尚空谈，喜欢实干。硅谷因他的学生而繁荣兴盛，这绝非偶然！”第4章现代电子工业之源头：特曼与“冷战”共同造就的早期硅谷
以高科技闻名的硅谷历史并不是从硅开始的，甚至不是由电子工业开始的。硅谷历史始于为美国海军制造飞艇。当时，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科技工程，但它不是电子工程。当时没有雷达，因此飞艇才被美国军方采用。硅谷的原动力是美国政府的机密军事行为，是二战和“冷战”的形势及战争中的高科技因素孕育了硅谷。二战中的美国军事科研
1941年12月，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宣战。此时，盟军对德国唯一有效的影响是从航母上派轰炸机对德国本土进行战略性轰炸。联军有2.8万架飞机从英国起飞投入战斗。他们以为在通过英吉利海峡时是安全的，但是他们错了。在英国本土上空他们就被德国人发现并受到打击，原因是德国在1942年就已建立了完整的电子防空系统。系统分为三部分：预警发现；调动空军；在英美飞机到达预定轰炸地点之前将其击落。在法国境内，德国有上百个预警雷达。德国战斗机在1942年就装备了雷达。这是人类最早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该系统很有效。盟军共有4万架飞机被击落或无法修复。死亡的飞行员美军79265人，英军79281人，平均年龄20岁。
盟军认识到德国防空系统很先进，也很强大。他们必须研究该系统。1942～1943年，美国在哈佛大学建立了高度机密的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Harvard Radio Research Lab，RRL），实验室集中了800名各路精英，研究通信情报和电子战。
实验室主任是特曼。他们研制出一系列的电子产品，击破了德国的防空系统。为了让德军的雷达失灵，盟军把大量特殊宽度的铝条撒到空中使雷达失效。这一招使德军的防空系统瘫痪了。1943年7月，联军空袭汉堡，彻底毁灭了汉堡。盟军在二战中使用的铝箔是美国铝箔产量的3/4。最后盟军赢得了对德空战的全面胜利。美国海军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的军用飞艇
二战永久性地改变了军事机构和学校的关系。此前，军事机构自己建立实验室，自己组织科研。就像海军研究飞艇时那样，虽然海军把飞艇基地选在了硅谷，但它对硅谷没什么影响。二战期间的情况就不同了。二战期间成立的美国政府的科研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OSRD）主任是特曼的老师布什，他认为可以让大学参与军事科研。于是大学直接从军方获得科研基金。
美国政府一共投入了4.5亿美元用于武器研发，麻省理工拿了1.15亿美元，加州理工拿了8300万美元，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3000万美元，斯坦福只得到了5万美元。当科研与发展办公室给特曼打电话时，特曼觉得，他们根本看不上斯坦福大学，他们没把斯坦福大学当作科研性大学。特曼只得离开斯坦福到波士顿去领导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冷战”带来的机会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他决心让政府改变这个偏见，他要把斯坦福建成全美国最好的微波和电子研究中心。特曼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11位同事全部聘到了斯坦福，建立了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开始，他们只能做基础研究。1946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给了他们第一份合同。1950年，特曼已把斯坦福的工学院变成了西海岸的麻省理工。
1949年，苏联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美国政府认识到，对抗还在以“冷战”的形式继续。这给斯坦福提供了新机遇，而特曼早就做好了准备。军方要求特曼建立一个应用电子实验室（Applied Electronics Lab）以从事机密军事研究。这使斯坦福电机系的规模增加了一倍。斯坦福第一次成为军事工业和政府研究的合作伙伴。
美国政府深知，尽管和苏联处在“冷战”之中，但“冷战”随时会成为热战，美国政府不会坐以待毙。由于二战中曾被政府完全忽略，特曼决心把斯坦福的资源集中起来，帮助政府了解苏联在干些什么。此时，特曼在哈佛学到的技术，通信情报和电子作战，就变得至关重要。斯坦福已成了国家安全部（NSA）、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以电子战为形式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
苏联全面继承了德国的防空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地对空导弹、安装在战斗机上的雷达、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导弹、潜水艇水下发射导弹等。斯坦福帮助军方寻找苏联雷达的位置，同时研究如何躲避苏联雷达，以便在对苏战争中，美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B-52能安全飞到苏联境内。“冷战”期间，苏联打下了23架美国间谍飞机，造成200名机上人员死亡。美国只得寻找其他侦察方法。1956年，斯坦福电子实验室把高空照相侦察机U-2改造成一个电子信号平台，该平台由一家硅谷公司建造。其他硅谷公司也参与了研发和建造。
斯坦福原有的两个电子实验室：一个是做基础研究的，另一个是做机密项目研究的。1955年，两个实验室合并。特曼说，我有了足够的政治保护伞去这样做。这时，斯坦福才真正成为“冷战”期间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特曼做的这一切成了硅谷的转折点。特曼相信，他在为美国而战，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美国成为一个创新式的战争机器。为此，他在1950年中期的斯坦福大学中采取了一系列新规则：鼓励研究生毕业后去创业而不是去读博士；鼓励教授到企业中参与咨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为投资理事会的成员；他把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变得极为容易，转让所需的时间从三年变成了三分钟，如果谁对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兴趣，签一个合同就可以拿去；他使实际工作经历成为对学术生涯有利的东西。当时，没有一个学校这么做。特曼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他不想成为一个军方的制造机器，他只做科研，让他人去建公司，让军方给他们钱去创业，他只提供咨询。这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头脑的出头脑，硅谷繁荣了起来，那是20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的硅谷，是微波谷（Microwave Valley），代表产品为超短波真空管、返波管和行波管等。代表性的公司有伊利-迈克罗夫（Elitel-McCullough）公司、瓦伦公司（Varian Associates）、微波电子公司（Microwave Electronics）。这些电子公司为军方生产，先是零件，后来是系统。
不久，微波谷就不仅仅是为军方提供零散的微波元件，而是整体微波系统了。斯坦福毕业生功不可没。除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位于山景城半军用半民用的塞维亚电子国防实验室（Sylvania Electronics Defense Lab，EDL）对此贡献也很大。该机构雇用了特曼在内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1300多名雇员，1800万美元的合同。主任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是斯坦福毕业生。1964年，他和六位副手离开该实验室在硅谷建立了电磁系统实验室（Electromagnetic System Lab）。
面对西海岸蓬勃发展的微波事业，东部企业坐不住了。通用电器公司的微波实验室，于1954年搬进了硅谷的斯坦福工业园区，希望利用斯坦福的影响来争取在电子国防上的分量。通用电器也像塞维亚公司一样雇用斯坦福毕业生和科研人员，还与多位斯坦福教授签订了咨询合同。当时通用电器最好的4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16人来自斯坦福。
1951年，在特曼的推动下，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尔托的部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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