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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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评论(第1期)试读：
创刊辞
何亚非后冷战国际战略格局重组及全球经济整合的态势席卷而来，掀起世界政治经济前所未见的变局，伴此全球联动效应，民族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地理疆域的限制缩小了，全球事务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任何一地的重大事件都可能对远在天边另一地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此沛然莫之能御的时代浪潮下，中国扛起新型大国的责任，谱写着参与国际事务的新篇章。
2015年正值联合国正式成立70周年，也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更是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一年。抚今追昔，谋求和谐发展之道是国际关系研究永恒的基调，但是局部矛盾和地区冲突则未曾远离，乌克兰内战、叙利亚问题及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等仍不断为全球治理带来诸多风险；冷战固然已于20多年前告一段落，但阵营间的围合对峙，却以不同面貌悄然存续，中南半岛政治变貌、中菲岛礁争端持续发酵，以及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也为区域和平造成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周边乃至于世界主要国家如何互动，深受世人关注。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显见了一种把握当今国际局势的崭新视角及思路。“特色大国外交”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根据自身发展规律推动对外关系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迈出的关键一步。“一带一路”战略倡导中国与外国共建命运和利益共同体，也是中国担负大国责任、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全球治理规划。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既有强权不必要的猜忌，甚至可能导致周边国家的误解。
风云变幻的年代，更需要创新思维及前瞻视野来把握局势脉动，学理分析、历史回顾，尤能鉴往知来，少走弯路。基于以下特色，《中外关系评论》的创刊，可谓及时、重要且必要。
首先，华侨大学为国务院侨办所属的知名高校，本着“会通中外，为侨服务”的精神，全面加强和推进华侨华人及国际关系研究，更会聚了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本刊的创立提供了骨干团队。本刊由何亚非教授担任主编，张禹东教授、庄国土教授担任副主编，同时邀得王逸舟、朱锋、楚树龙等知名学者出任编委会委员或学术顾问，皆为一时之选，阵容坚强；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手打造的学术品牌，也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硕彦提供新颖的高水平论著。
其次，以探讨中外关系为核心，聚焦于华侨华人、东南亚区域研究，势将在同类学术刊物中独树一帜。东南亚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更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华侨华人则是中国开展对外交往、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天然桥梁。东南亚尤其是华侨华人的聚居地，其可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文化影响力，将助推中外关系良性发展。因此，本刊坚持在研究国际问题和中国对外关系时，必须重视东南亚地区及东盟各国华侨华人所扮演的角色，彰显结合战略与理论、涉外与涉侨、立足中国、评论世界的学术旨趣。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高校如何扮演好“智库”角色，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建言献策，对当代中国的对外发展及国际关系研究，皆具有重要意义。《中外关系评论》尝试结合国际问题与中外关系研究，紧扣国际趋势，突出学术性和理论性，加强对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热点的情况介绍和分析评论的刊布，为相关学术讨论及政策分析提供平台。
发刊之际，兹缀此数语为记，盼学界先进及有志诸君，集思广益，共襄大业。
中外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1]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2]尚会鹏摘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中国视角，其背景一是中国的崛起和融入世界，二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局限性。研究国际问题突出中国视角，要建设新的框架和工具以此创造新理论。在新视角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解读国际体系下中国的进路和困境等各种具体问题。
关键词：中国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体系
2014年初，华侨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现在的名称是国际关系研究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我就按照这两个名字的组合设计了一个题目，叫《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这个题目的前面部分，与斜杠的前半部分有关，是“国际关系”的内容，后面部分，与斜杠的后半部分有关，是“华侨华人”的内容。我们研究华侨华人，从学术上来看，离不开国际关系这个大背景，因为“华侨华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中国人进入国际背景后才出现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不出国，不和外国人接触，就不存在什么华侨华人问题。从另一个方面讲，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中国人（华人）的视角。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题目。我把本人这些年从事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一 国际关系研究为什么要有中国视角
我们说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中国视角，是因为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崛起和融入世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面是中国的崛起，另一面是融入世界。中国30年（1978～2007）GDP平均增幅大于10%。现GDP总值达到10万亿美元（2014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2014年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净投资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380美元到2014年的7485美元，36年增长了近19倍；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4.3万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列世界第一。你出国就有体会。我到日本、美国出差，买外国产品带回国要动脑筋，因为一不小心，就买成“MADE IN CHINA”了。
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2014年达到1.17亿人次。与此相关的，就是海外消费2014年是1600亿元。日本每年都会选一个流行词，2014年日本选出来的流行词是“爆买”，指的是中国旅游团到那里去疯狂购物。2014年我到泰国普吉岛旅行，回来后我觉得今后再不去普吉岛了，因为感觉不是到了外国，而是到了咱们的秦皇岛！到处都是中国人，听到的要么是标准的普通话，要么是川音或者粤语。想找个外国人面孔，很难。我心里嘀咕：产品到处是“中国制造”，怎么[3]人也都是“中国制造”？2015年中国手机用户达13.06亿，上网的人有2亿，互联网用户有6.49亿。这些数据反映的是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国的崛起与融入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产生了一个中国人的认同问题：我们是谁？中国是谁？“中国是谁”这个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认同；一个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认同，一个民族崛起以后也会产生自我认同问题。如果是在封闭状态下，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比方说，中国几千年来处于朝贡体系下，中国是体系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认同不成问题，因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以后，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受世界列强的欺负，万事不如人，自卑，这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定位和认同。现在富裕了，地位提高了，原来那种自卑的定位就变了，就需要新的定位，新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不会产生自我认同问题。就像一只猴子，如果一直生活在猴群里，就没有自我认同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猴子。但是如果猴子跑到一个鹿群里，它跟外界接触了，它就会惊奇：我怎么长得和它们不一样？我是谁？现在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体系，就像一只猴子跑到了鹿群里，遇到了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中国是谁”问题的另一面，是世界怎么看中国，或者说世界如何平顺地接受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同样，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就不存在世界如何接纳它融入世界体系的问题，因为它是封闭的，它拒绝融入。中国的人口和领土规模，它的独特的文明，它最近几十年奇迹般的发展，它积极融入世界的态度，使世界不得不考虑怎么看中国、如何接受中国的问题。这里，出现了不少的误读和误判，比如，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中国不得了，它要威胁这个世界，这就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中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威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国要完蛋，这就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也是从几十年前就有了，但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崩溃。这两种极端看法反映出世界如何接纳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问题。像我刚才讲的，一只猴子跑到鹿群里，猴子会产生自我认同问题，而对鹿群来说，也产生了如何认同猴子的问题：咦，群里怎么来了这么个家伙啊？它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它的屁股怎么是红的啊？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同问题。解决“中国是谁”的问题是当前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中国视角的大背景。
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中国视角，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局限性。倘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中国是谁”的问题，那么，研究国际关系就不需要特别提中国视角了。我们知道现有国际体系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形成的，这个体系最早只包括少数欧洲国家。学历史的都知道欧洲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欧洲人打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打得筋疲力尽。他们发现，再这样打下去，大家可能都要完蛋。于是，大家便坐下来，签订了一系列和约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后来扩散到全世界，演变成今天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在建立之初是没有非西方国家参加的，因此从本质上讲，当前国际体系起源于西方少数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总结。学国际关系的都知道，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当前国际体系，而这个体系本身是它没有考虑非西方社会的经验，至少在体系建立之初是如此。这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诞生于美国，因此更准确地说，是以美国为经验产生的，或者说，现有国际体系是以美国为核心行为体建立的体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足以解决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如何被世界接纳的问题，所以，国际关系研究就需要中国的视角。
二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新的框架和工具
我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理论层面是研究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得出国家与国家打交道的规律性的总结；技术层面，就是研究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比方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有什么问题；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整体情况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技术层面的多，理论层面十分薄弱，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讲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很多专家，如中东问题专家、日本问题专家、美国问题专家等，发生什么问题，请专家来讲一讲，很热闹，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出镜率”比较高，而做理论研究的就比较难“出镜”。技术方面的专家，有很多确实是专家，但有的专家，我看是“砖家”，“拍砖”的专家，你别太相信。这个门槛不高，你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国际舆论，看看新闻，再上网浏览文章，你也能“出镜”。听有的专家讲国际关系，还不如听北京出租车司机讲。你在北京坐出租汽车，司机知道的东西很多，好多比国际问题专家都专家。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比较难。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形成一种理论，需要一些条件。现在中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者叫“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我对这样的说法持慎重态度，我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一般都要加引号，因为这些概念都没有经过学术的审视。就像现在中国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的概念，对此我也持慎重态度。
新的理论流派的出现，最重要的是要借鉴其他学科方法，采用新的概念和工具。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都借鉴了其他学派的方法，比如现实主义学派借鉴了经济学的方法，建构主义学派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像亨廷顿、福山（我称他们是“文明学派”）借鉴的是历史学的方法。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没有自己的方法。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如果要真正地建立一个新的、考虑了中国经验的学派，必须有自己的工具、方法和框架。目前，关于怎样建立中国学派的讨论文章很多，什么“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产生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考虑到中国的传统经验，必须考虑近代中国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话比较空。怎么借鉴？用什么方法和工具？没有说，那就等于没说。“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属于“政治正确”。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是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吗？如果不是，那光指导有什么用？怎么来指导？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突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寻求能够考虑非西方文明的经验的框架和范式。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没有考虑到非西方文明的经验，作为一个新的学派，必须考虑如何来容纳非西方文明的经验。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个人”、“社会”、“集团”这样的概念都是外来词。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个人”和“社会”这两个词最早是在明治十几年的时候出现在日本。日本人把西方“Individual”这个词译成“个人”。中国汉字里有“个”，有“人”，但没有“个人”概念。同理，日本学者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汉字里面“社”是一个含义，“会”是一个含义。这说明，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概念都是源于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我们生活中原本没有“个人”、“社会”这样的概念，只有类似的概念，说明我们不是“个人社会”。如果不在研究范式上有所突破，就无法阐释中国的文明经验。
一个有生命力的新学派的建立，还需要一个条件：它必须遵循独立的学术逻辑。它不排除阐释当前的某些政策的可能，但这不是它的本意，它不是为解释当前某项政策或某个政府的做法而产生的，因为政治上的做法是变化很快的，你如果只是为了阐释政策，永远不会有独立学派的出现。遵循独立的学术逻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软肋，因为我们很多搞学术研究的人，还没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什么东西，就急于阐释当前某项政策。这样的例子很多。我看到我周围的人，当年申请了一个什么“三个代表”思想研究，还得到了国家项目的支持，结果还没研究完，上面又有了新的提法。我不反对这样的研究，但社会科学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那么独立的学术研究永远也不会出现。
基于这三个条件的判断，我在国际关系研究如何突出中国视角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尝试引入心理文化学这门学科。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引入心理文化学，是想从打磨工具这种最基本的工作做起。这些工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很重要。就像过河要有桥，要有船，做每一件事都要有工具。
心理文化学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叫“心理社会均衡”，一个叫“基本人际状态”，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刚刚讲的“个人”和“集团”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非西方文明社会，“个人”的界定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清晰，“集团”和“个人”的界定困难。“基本人际状态”既不是“个人”，也不是“集团”，它是介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一种“人的存在系统”。这个概念更有说服力。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只是一种特殊的“基本人际状态”，而且在世界文明的经验里也是少例。跟“个人”相对应的基本人际状态，是“间人”，这个词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个人”强调个体，“间人”是强调个体之“间”。这个词很妙，将来可能会在中国流行。另外还有一些概念工具，如“人伦文化中心”、“心理文化取向”等。海外华人社会和华人的行为，也可采用这些概念工具加以分析。举个例子，到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喧哗？原因有发展阶段的问题。高声说话是在乡村共同体时代产生的习惯，乡村生活比较开阔，人口密度比较低，在地里面干活，必须要提高嗓门才行。但也和中国的“文化基因”有关。“伦人”社会与“个人”社会不一样，“伦人”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群一群的。中国人的大声说话都是圈子里的熟人，圈子里的人和圈子外的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当他出国后，他也把圈子带到了海外，大家都熟悉，需要充分交流信息，高密度的交流，说话嗓门又大，在周围人看来就是喧闹。来自“个人”社会的人，旅行大多是一个一个的，即便是旅行团、活动单位或是个体，或者夫妻俩，或者家庭，很少大群大群的。
如果只有这些概念，还不能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还要改造对于国家的认识。现在我们讲的国际关系里的国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族国家。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实际上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文明体层面，另一个是组织体层面，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考虑文明体层面，只考虑它的组织体层面。比方说，美国和中国，我们都把它看作现代民族国家单位，冻结了文明体层面。中国和美国，都不仅是一个组织体，也是一个文明体。只有考虑了文明体，才能把文明经验这个因素放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去。
打造这些概念，是为了构建一个解释力更强的话语平台。就像电脑的操作平台要不断升级来容纳更多的操作软件一样，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更多文明经验的话语平台。现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无法容纳非西方文明经验，我们把这个平台改造以后，既能容纳西方文明经验，又能容纳非西方文明经验。
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可以转化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自身的特点是什么，以及这些特点在当前世界环境中如何表达。我们自身的特点，可称为“文化基因”，国际体系可称为“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环境”。一方面，我们研究自身的特点。我们知道，由于基因的作用，生物体的行为特点会一代代传下去。一个文明体也会有延续性的东西，类似生物基因。当然，也有变化，但有的东西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如果一个文化所有的东西都容易变化，我们会时刻处在焦虑之中。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是省却了选择这个过程的，世世代代都这么做，这才是一个文化能够存在的关键。尽管现在的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还是有某种类似基因的东西传承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与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不一样的地方。所谓中国视角，首先是要认识我们身上安身立命的特点，好坏另当别论。
另一个要研究的就是“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环境”。我们知道，生物体的基因表达，会受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环境下，有的基因能表达出来，有的会受到抑制。时间长了，基因也会改变，会形成新的物种。当然，这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国际关系研究，就是要有世界的视角，要了解世界上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与他们打交道。如果只注意我们自己的特点而不注意变化的环境，就会像有些生物一样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灭亡。
现代世界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呢？第一个重大变化是近代出现的国际体系，这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要研究的。这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产生于西方的国际体系，已经逐渐为绝大部分国家所接受，可以说，全世界已经内化了这种国际体系。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就是在这种体系的冲击下崩溃的。现在，我们正在融入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变化，是被中国学者称为“三千年未曾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
第二个变化，就是有很多学者所概括的，世界性的“个人化”趋势。个人化趋势和近代工业化、城市化趋势是分不开的，最早出现在西方，而随着国际体系逐渐向世界扩散，今天的社会，越来越以个体为单位，越来越强调个体，这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世界性趋势。
第三个变化，就是高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人员和信息流动的加剧。现在信息的流动速度惊人，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我们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做到即时联络，只要轻触显示屏，即刻就能获得海量信息。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视角时，必须考虑的。
三 国际体系下中国的进路与困境
考虑了这些因素以后，我们尝试来解释一下中国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把它归结为在世界背景下我们中国的进路和困境问题。
大家再来看另一组数据和事实：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才排名世界第86位；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世界，但真正的中国品牌很少；中国出境游人数大幅上升，但中国人的素质和在国外的形象并不令人满意；中国的网民和手机用户世界第一，但中国网络的开放程度世界倒数第三；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但是引用率排在第100名开外；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但中国真正的朋友还比较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
从这些数据和事实来看，中国在崛起和融入世界体系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我在这里仅提出三个问题供讨论。
一是“服国”模式与世界体系。
什么叫“服国”呢？它是相对于“民族国家”的一个概念。古代中国人把世界看作是由一个个同心圆组成的，中心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叫“王畿”，向外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中国现在事实上不完全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它也不是一个帝国，它是一个带有中国传统服国特点的新型“服国”。它的一个特点是，一直以大一统的形式存在，分裂时间比较短，但统治方式却是多样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它是一圈圈外推，关系和统治力量递减。中国整个民族认同大一统，认为统一总比分裂好，事实上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至少它的心理文化取向是这样的。生活中也是，中国人，东西都要成双成对的。在传统文化中，离婚、分家都是负面的，都是不得已的行为。这种文化取向表现在国家上就是崇尚大一统。现在台海问题，为什么大陆这么强调统一？就是基于这种“统一比分裂好”的认识。但是这一点与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是不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国家越来越小，分裂倾向越来越大。你看，最早的民族国家只有荷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少数几个西欧国家，到了19世纪初期，受美国独立的影响，建立起像海地、巴西、墨西哥等19个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又出现了15个民族国家。2011年，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共有197个。这个趋势还将发展，将来的国家数目还会增多。这种国家越分越小的趋势，与中国的大一统是不同的。
与分裂趋势相伴随的，是不断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与冲突，这也是现在世界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大家在一个国家里生活得好好的，现在我不想和你过了，我要独立，而独立就要闹，就可能打仗。今后的世界，只要当前国际体系不变，国家分裂的趋势还会持续，民族与宗教冲突还会更多，更激烈。中国要走的路子，是想尽量避免分裂，不经历现代民族国家分裂的趋势和民族与宗教的矛盾冲突，这是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能不能避免现代民族国家的分裂冲突的道路呢？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否能够活用“服国”的统治经验，也就是多种统治方式的经验。古代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实际上它内部的统治有好多种方式。“服国”是一圈一圈的，最内的一圈是直接统治，外面一圈是少数民族、土司，再向外是藩国，最外面的一圈是朝贡、互市。它的“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并不清晰。多样的统治方式，是它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如果统治方式没有足够的灵活性，大一统局面就很容易崩溃。这是我们文明很重要的经验。中国要避免现代民族国家分裂的趋势，借鉴传统中国多样的统治方式是一个重要条件。既要保持大一统的状态，又没有足够灵活的统治方式，是做不到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建议现在中国的行政改革，要借鉴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经验，采用更灵活多样的方式，简政放权。对于少数民族要有更灵活，更宽松的统治方式。在这一点上，新中国曾走过弯路，受民族国家单一制统治方式的影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方式比历史上的做法更为积极。传统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采取不干涉主义：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有你的圣人，我不传教，也不试图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自己管理自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解放西藏，认为藏族人生活在农奴制下，要把他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帮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事实上，“解放他人”这种观点，不是传统中国人的观点，它源于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在基督教文明下，人们有一种传教士心态。认为要拯救别人，向他们传播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要改变别人的想法走到了极端：把西藏的僧人赶出寺院，把寺庙、神像给砸了。当然，后来调整了这种做法。现在，我认为应当朝着中国传统方式回归，对少数民族给予更大的自治。要维持大一统国家，这没什么不好，大一统国家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国家，但它必须保持具有高度弹性的、多样的统治方式。
传统中国的统治方式在香港、澳门、台湾的关系上有所表现。香港回归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从根源上说，“一国两制”思想不是邓小平的贡献，而是邓小平在无意识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经验，因为传统中国就可以说是“一国N制”。你仔细看一看朝贡体系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有好多种形式。“一国两制”这种方式只是这种多样统治方式在香港、澳门关系上的表现。前不久在新加坡举行了“习马会谈”，两岸关系有了新突破。大陆对台湾可能要采取更宽松、更灵活的做法：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宪法、军队，但是它又不是独立国家。如果成功解决了台湾问题，那么，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既不是联邦，又不是邦联，也不是什么独联体，它究竟是什么，在现代的国际体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来表述，但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可以解释：是“服国”的一种统治方式。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把中国的经验做一番总结提升，做一些创新。我提出的“文明体”和“组织体”两个概念，有助于解释这种现象，即大陆和台湾，是同一种文明体下的两种组织体。现在，在表述台海关系上，除了“一国两制”，还有其他多种说法。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大陆遵循相同的行为方式，他们也不愿意分裂。但是现在出现了分裂倾向，从理论上讲这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化影响下的产物。有很多台湾学者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特别是学国际关系的，接受的是西方民族国家那一套话语，没有从中国这个文明体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要避免分裂，多样化的统治方式是一个条件。
要避免分裂道路，走向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另一个条件是，国家必须有新的价值基础。现在中国对国家赋予的价值基础是民族主义。我们提倡爱国主义，在全国很多地方设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现代许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容易产生宗教和民族冲突。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口号可以对一部分人起到凝聚作用，却会疏远另一部分人。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说“炎黄子孙”这个词，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说法。对汉族而言，这个说法的确可以起到凝聚作用，但大陆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祖先不是炎黄二帝，台湾也有人认为自己不是炎黄子孙。近些年国内与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紧张，我认为与这些年我们民族主义的高涨有关。民族主义也会刺激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像日本，它侵略过我们，你民族主义起来了，发生了反日游行，有人把打砸日产汽车、电器当作“爱国主义”，那日本人会想，你们是不是要报复我们啊？这是民族主义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大国，价值基础不应是民族主义，而应超越民族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有一个“国际主义”口号，这是超越民族主义的，但是现在已很少提了。这方面，恐怕还要借鉴传统中国的经验。传统中国的价值基础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现在中国有学者在讨论“天下主义”思想，认为中国应放弃民族主义，实行一种“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这个概念是不是能用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民族主义与我们追求的统一的世界性国家是矛盾的，如果国家存在的价值基础只有民族主义，中国总有一天会分裂。
关于“大一统中国”，有学者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的一段评论。他认识到现在世界体系带来的民族国家不断分裂的问题，冲突加剧，他说只有中国的政治传统能拯救世界（大意）。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特别高兴，常引用这两句话。但我们要冷静，汤因比是历史学者，他主要是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问题，忽视了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体，还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问题。基辛格在最新的一本叫《世界秩序》的书里指出了中国的进路和困境。他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绝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体的传承者，也是作为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进步追求现代化。并在20世纪寻求两者的融合时经历了剧烈的动荡。”
二是中国的文明经验与文明间的关系问题。
朝贡体系的崩溃是必然的，因为它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朝贡体系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等级性。国家行为体是分等级的，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它要求其他国家以进贡的形式，对中央王朝表达敬意。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单位平等，国家不分大小，都是一个平等单位。显然，平等性质的体系比等级体系更容易被现代国家所接受。朝贡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非程序性。它试图对这个体系赋予某种价值，中央王朝像一个家长、一个父亲，其行为要符合作为家长、父亲的道德规范，它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关系，或比照父亲与儿子，或比照皇帝与臣子的关系。这就是它的道德基础。但它缺少一个解决问题的程序性机制，国家间的关系，取决于中央王朝统治者的道德水平、统治者的力量大小以及周围国家的变化等复杂因素。而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优点是，它不是道德性的，也不问宗教，它只提供一套程序性机制。当国家间产生问题时通过谈判形成某种条约来约束国家行为体。因此，朝贡体系被现代国际体系代替是必然的。
中国融入现代国际体系，是我们正在走也必须走的路。这就要求我们遵守这个体系某些普遍性的规则，并适应通过某种程序性设计来解决国家间的问题。现在中国多数民众和国家统治者也认识到必须接受这种现代国际体系的做法，提出“要与世界接轨”这个口号，这就表明中国接受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机制。由于现代国际体系是西方人制定的，中国没有参与制定，因此有人担心，我们加入这个体系，遵守这个体系的规则会不会吃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加入世贸组织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现代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定没有中国的参与，但这个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没有非西方国家的参与。现在很多国际组织、国际规则都有非西方国家的参与。2014年通过的TPP也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它是美国主导的，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产生了很多美国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它要限制中国。TPP对中国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加入TPP，在政治上你要有改革，在经济上、劳工条件上也有很多限制。所以，有人说TPP是美国人来踢中国的屁屁，遏制中国的发展。我认为这对中国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是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深度改革、进一步融入世界的一个契机。
我还想谈谈国际仲裁问题。2014年，菲律宾把与我国有争议的南海岛屿交给国际法庭仲裁，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国际仲裁是现代国际条约体系下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选项，世界上已有多项成功的案例。随着国际组织权力的增大，人们普遍接受规则意识的加强，这种仲裁的实际作用很可能会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中国不应完全拒绝这种形式。我们可以把那些双方有争议但又都拿不出确凿证据的双边问题交付国际仲裁，准备接受仲裁结果，当然也可以不接受。国际仲裁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学会申诉我们的要求和主张，给世界中国遵守世界规则的形象，这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
现代国际体系也有它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价值基础。它只提供了一个程序性的平台，没有给这个世界赋予价值。因此，现代国际体系中有两个实际在起作用的原则，一个是利益，还有一个是力量。国家之间打交道，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而且，事实上是谁有力量谁就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这个体系没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环境、核武器困境、恐怖活动等问题。由于没有赋予这个世界以价值，伊斯兰世界就要给这个世界赋予价值。伊斯兰教是“政教合一”的，它对这个世界有一种价值判断。像最近出现的ISIS组织的恐怖活动，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这个世界是真主的。法国巴黎恐怖活动出现后，我仔细看了ISIS的声明。这份声明翻译成汉字不足700个字，但引用《古兰经》2段，“真主”出现了10次，“十字军”出现了6次，“异教徒”出现了1次，“不信道者”出现了1次。这实际上是要赋予他们的行为以价值，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不信真主都是堕落的。这让我们重新思考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曾讲，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是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儒家文明。当然，当前的恐怖活动不等于文明冲突，但不能否认，世界上很多冲突是有文明背景的。ISIS放的血腥视频，都是有根据的，对不信道者斩首、剁手，都是按照《古兰经》去做的。与之相对应的，西方世界也想给这个世界赋予价值，美国推销“人权”、“自由”，要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价值观，也是要赋予这个世界以价值。不过，它的这个价值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世俗的价值，所以，伊斯兰教的极端派说，你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于是便产生了价值观上的激烈冲突。而中国的文明不是这样。中国社会是“人伦中心”社会，基本的理念是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它赋予这个世界的价值是“德”与“仁”，是温和、理性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和为贵”，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经验，对于现代世界是有借鉴作用的，它可以作为文明之间的沟通和对话的底线。
三是秩序与自由的问题。
中国是“伦人社会”，伦人社会的经验是“重秩序、轻自由”，我们所有的经验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为了社会秩序，为了家庭、社会的稳定，要牺牲个人自由。我们今天的社会仍带有这样的特点：“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就是基于“秩序远比个人自由重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中国五四时期提出要从西方引进“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这都是我们文明经验中缺乏的。
在解决人的自由与社会秩序方面，目前人类积累的最不坏的经验，恐怕要算民主理念及制度设计。民主作为一种理念，包括：（1）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照顾了所有人，特别是弱者的人格尊严；（2）自由、公正、定期选举国家领导人，提供政权的合法性；（3）自由地表达意见；（4）多种信息来源。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试图实现上述理念的政治制度设计。它产生于西方，后在世界上产生了扩散。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认为，自民主制度产生以来，世界发生了三大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是1828～1926年，受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的影响，有30多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第二波是1943～1962年，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有50多个。第三波是1974年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实行。最近亚洲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民主动向：缅甸于2015年11月8日举行了大选；11月25日越南通过了首部《全民公投法》。当然，并不是所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都是成功的，但成功的占大部分。也不是民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利弊权衡后，它是一种弊端较少的选择。所以，才有这么多国家移植、试验这种制度，这些国家都不是傻瓜。民主化符合了世界变化的两个趋势：一个是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的“个人化”趋势，另一个是获得信息越来越容易、越方便的信息化趋势。我们的文明经验主要是基于社会秩序方面，而不是自由方面。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自由的“基因”，或者，虽然有这样的基因，但表达受到了抑制。这是我们适应世界变化的趋势、朝着民主化方向进行改革的原因。
我们自身的经验，也是向往民主、自由并朝着这个方向变化的。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新中国宪法的颁布，许多仁人志士可以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但这个追求过程并不是直线的。像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人对“文革”中的情况还记忆犹新，那时候虽然号称是实行“大民主”，很自由，但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
民主的理念已经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我们都喜欢婚姻自由，不喜欢别人包办我们的婚姻。我们希望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个人尊严受到尊重，我们都不喜欢那些缺乏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领导等。若再让我们回到“文革”时期，我们肯定受不了，更不要说回到对皇帝、官员大磕其头的帝制时代了。民主理念和制度设计已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当然，民主也不是没有问题，不能搞“民主崇拜”，但“民主恐惧”也是没有道理的。恐惧产生于无知，产生于对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的无知，对我们自身传统和对世界变化的无知。有人断言中国不适合民主，好像中国人就特别适合专制。“素质论”低估了中国文明体的强大的同化力量。
强调秩序、权力集中这种模式，当然有它的优点，它在短期内干一件事，速度很快，比如拆迁。我在印度的时候，看一个地方施工，长时间没什么变化，因为工程常常遇到好多问题，有各种反对声音。中国不一样，反对声音比较少，拆迁，出去旅游回来，房子就被拆了。然而，这种模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环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代价，权力不受约束而产生腐败的代价。需要在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维稳”与“维权”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过于强调秩序，忽视人的自由，自由会在某个节点上集中释放，秩序会在这个节点瞬间崩溃。这就是中国社会产生周期性动乱（尤其是在权力交替时期）的原因。如果在这二者间保持某种平衡，在平时，社会可能不那么安定，但是它的反对声音都通过一定渠道宣泄出来了，不大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应当解决。
民主制度改革是一个趋势，这个路子中国早晚要走。中国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正像现在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五四时期提出的引进德、赛二先生，不是一个必得其一的选择。这让我想到一个段子：恋爱中的女孩子问男孩子：“我和你妈掉到水里，你是先救你妈还是先救我？”男孩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其实，这个问题的预设是有问题的，它预设了一个二者不可兼得、必取之一的情境。中国人既要生活富足，又要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德先生”和“赛先生”，一个是我们的妈，一个是情人，这两个我们都要。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Shang Huipeng
Abstract：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s a necessit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which is due to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rising of China and its immers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and also the limitations of mai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highlight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eds to construct a new framework and tools for creating a new theory. In this new perspective，it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 China’s route，dilemma and other particular questions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Chinese Perspective；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ystem
[1] 本文是2015年12月8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国际关系名家讲座”第十五讲的讲演内容。
[2]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化与国际关系、比较文化、印度社会与文化、日本社会与文化。
[3] 网络地址：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1/26/920439vro.s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2月27日。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在亚洲重新崛起背景下的若干理论思考[1][2]周敏 著 郭南 译
摘要：在国际移民学的领域中，经典理论和模型对移民的诸多重大问题已有清晰的理论解释。然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现有的理论和模型已经难以在认知和解释方面跟上新的时代。本文拟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根据美国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经验，反思国际移民的动因和后果；第二，探讨基于亚洲或南半球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视角的理论依据；第三，以当代中国跨国移民为例，阐述亚洲视角的分析模式的可行性。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移民学 美国经验 亚洲视角 中国新移民
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与社会发展（development）通常同步而行，使本国、本地区及全球各地相关的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网络更加紧密地相结合，并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派生出更为牢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互动的社会基础。当今有关“流动”（Mobilities）的概念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传统的“移民”（migration）概念也显得有些过时，因为移民不再仅仅是从一个民族国家迁移到另一个民族国家定居，而是在迁出和移入的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甚至第三国之间频繁流动，还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和数码化等各种资源在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这种人员、观念、物质和资金的流动不断涌现、川流不息、错综复杂、互利互动、不断更新的社会现象，使现有的直线性因果理论和模型难以解释。
在国际移民学的领域中，经典理论和模型对诸如移民的动因，移民在定居国的融入状况，移民群体与个体之间和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移民对于移居国和祖籍国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和社会变动等的重大问题已有较为清晰的理论解释。然而，对于当今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和先进移动通信时代的国际移民现象，现存的理论和模型在认知和解释方面的鸿沟和缺陷愈加明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经典理论和模型大都创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四十年间，也是因为现有理论和模型的创立大都基于美国和欧洲工业化移民国家的视角，或更笼统些，北半球发达国家（the Global North）的视角。这种日益加深的鸿沟和缺陷反映出过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不同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
本文拟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根据美国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经验，反思国际移民的动因和后果；第二，探讨基于亚洲或南半球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视角的理论依据；第三，以当代中国跨国移民为例，阐述亚洲视角的分析模式的可行性。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问题。
一 国际移民的动因及后果：美国经验
英国学者厄尼斯特·乔治·拉文斯坦（Ernest George Ravenstein）在他1885年发表的经典之作《移民法则》中提出，远距离移居，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移居的最根本动因，即移民最重要的驱动力在于经
[3]济。经济动力是“推与拉”经典理论模式最重要的动因，由于经济原因，如低收入、失业或半失业、贫穷及饥馑等而被“推”出故乡，移居他国。与此同时，也由于他国的经济优势而被“拉”进他国，落地生根。这种“推与拉”的合力影响重大，随着移出国（输出国或祖籍国）人口向外流动的加剧，移出国得以借助国际汇款的增加发展地域性经济，而移入国（接收国或移居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有较大的得益。
拉文斯坦的法则基本与现代国际移民研究的实证成果相吻合。但是，把国际移民的动因仅仅归结为从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移居到经济发达的都市城镇，或者说移民离乡背井仅仅是为了去追求经济的最大利益，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国际移民往往来自祖籍国相对富庶的地区，尤其是集中于沿海和国家边界地区。
麦克·皮奥里（Michael J.Piore）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第一波国际大移民高潮时指出，移民未必都是由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所自主做出的理性决定，他们往往是被发达国家劳工急缺的企业招聘过[4]去的。此外，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往往是“飞鸟型”的，他们的目的是到异地打工赚钱，随后返回家乡创业或享福，因此移居也只是暂居而非永居。尽管皮奥里的这个观点未必适用于所有的移民群体，但很清楚地揭示了很多移民通过定期汇钱回乡帮补家用和买地置业而保持着与家乡和祖籍国的密切联系。研究国际移民家庭，也许可以从移民“飞鸟型”的倾向是否明显来考虑。皮奥里进一步认为，企业招聘的劳工移民往往从事移居国当地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从经济发达国家对劳工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移民与移居国的关系。
皮奥里的分层劳务市场理论强调，移居国劳动力紧缺通常是因为本国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即经济体系分为主经济和次经济或核心经济和外围经济的结构而导致的结果。本国人大都企盼在主经济中获得高薪而稳定的工作职位，而在次经济中的大量低薪工作则由临时劳工来做，这些临时劳工大部分都是新移民。基于皮奥里所描述的经济结构问题，我们可以推断出一种趋势，即本国人或移民的后裔大都会从低薪的临时工作转移至薪水较高和较为稳定的工作，临时劳工对移居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一是使本国人享受了因低廉劳动力而带来价廉物美的消费商品；二是本国人可以不用做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但是，移民及其子女在发达国家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或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之后，他们的期望值也会随之增加，逐渐成为在移居国主经济就业的本土国人的竞争者。
为什么发达国家要向某些国家招聘劳工？无论是直接公开或通过间接信息的招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不同国家和区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沿着全球化的思路，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约翰·沃顿（John Walton）认为，移民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导致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工[5]作机会和个人期望的“结构失衡”。在此基础上，莎丝姬亚·萨森（Saskia Sassen）进一步发挥，把“接触”（contact）和“失衡”的概念用于解释劳动力和资本在全球经济中相互联系的国家或区域之间[6]的流动，注重研究那些较为落后的移民输出国与美国经济接触的不同时间点。“接触”的概念既可以用来做宏观层面的分析，即不同国家经济体的接触，也可以用来做微观层面的分析，即人与人之间跨国跨地域的相互接触，或更为普遍的是在同一地域中相互交换有关机会和资源等信息。移民网络理论认为，移民是国家之间通过经济纽带而互联的结果，这是微观层面的观点。波特斯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L.Bach）以及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S.Massey）和他的合著者特别强调社[7]会网络对创造和维系国际移民流动的重要性。社会网络连接移民输入国的雇主和输出国的劳工，这种接触为移民家庭和移民社区创造了[8]大量的信息和相互交流与相互支持的机会。移民网络理论基于全球化的视角，是对皮奥里过于片面强调移民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劳工供求关系而导致移民的分层劳务市场理论的一种有分量的修正。
现存的经典移民理论和模型除了解释人口迁徙的动因，还从国际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适应和融入方面来解释流动的结果。20世纪初，随着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移民越来越多地涌入当时新兴工业所在的大都市，融入和同化成为移居国社会的一个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美国的城市和工业自南北战争以来延伸了其边界和经济力量。美国政府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强权，体现在其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导致了1898年美西战争，随后美国攫取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国，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中也培育出国家认同的新表述以及统一的国民身份——“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例如，效忠宣誓等，形成了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并以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新思想方式表达出来。
对于政府决策者和美国大众来说，如何使大量突如其来的不同文化背景、贫穷落后且缺乏现代文明和民主精神的移民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成为当时极为迫切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到底是否有可能把这些外族人同化成为不折不扣的美国人。
同化理论派生出“机会之国”（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的理念，形成了新移民和本土美国人对移民同化问题的理论解释依据。在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过程中，不同阶层的人都相信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况且，“机会之国”并不是缥缈虚无的提法，它的的确确反映了大多数移民真实的社会流动经历，而这种经历加深了美国人对于进步的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自由平等观念的看法。
美国的各种机会对于那些逃离水深火热贫穷生活的欧裔移民来说近似于乌托邦式的天方夜谭。尽管我们可以假设并非所有的移民及其下一代都能顺利地实现美国梦，都能完全同化，实证研究的大量资料表明，大部分的移民家庭都认为他们移民后的生活质量会不断地提高，能过上比较好的日子。犹太裔社会学家菲利普·卡辛尼茨（Philip Kasinitz）在美国有线电视CNN上谈到他祖父的经历。他的祖父在1907年来到美国时，年纪幼小，孤身一人，经历了“毫无出息的开端”。他在这个“机会之国”成为迷途羔羊，进过孤儿院和感化院，成年后还曾坐过牢。不过他最终还是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因此，无论是在移民的后代或是美国大众的眼中，移民的成功故事也是美国社会的典型写照。
然而，当代美国移民的同化故事却更为复杂，原有的同化模式在当代美国社会似乎难以重现，这是因为当今国际移民的背景和方式都与以往的不同。美国在1965年通过了《哈特-塞勒法案》（Hart-Celler Act），废除了来源国限额制度，代之以基于家庭团聚和雇主需求优先的制度。因此从1970年到2013年，美国接收了近3500万外国移民，大部分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中约45%来自拉丁美洲（墨西哥就占了20%），35%来自亚洲，仅有13%来自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美国的移民有80%以上来自欧洲）。这些1965年后的新移民大都没有按经典同化理论所预言的模式而同化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白人），实证研究指出了以下几种异常现象。
第一种异常现象是社会地位跨代延续。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移民群体，其下一代仍然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根据经典同化理论的预测，移民在移居国社会的同化程度与居住时间和下一代成正比，即居住时间越长，同化成功率越高；移民的第二代比第一代的社会地位应更高，第三代应比第二代更高，如此类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爱德华·迪耶斯（Edward Telles）和薇尔玛·奥狄斯（Vilma Ortiz）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做过很有说服力的纵向研究，他们发现，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墨西哥裔人的族裔身份认同仍然较强，大部分人仍然同族通婚，聚居在同一族裔社区，虽然在文化层面上的同化程度较高，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客观指标如职业状况、教育水准和家庭收入等都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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