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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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美国的民主（下）试读：
内容提要：
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法国著名的政论思想家，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好评，使他名扬海外。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不是写于同一时期，其间相隔5年，因而在笔调、结构、叙述上有所不同。上卷的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下卷分四个部分，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
第一部分 民主在美国对智力活动的影响
第一章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
我认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
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对欧洲的互相对立的一切学派也漠不关心，甚至连它们的名称都几乎一无所知。
但是，我们又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居民，都在用同样的方法指导他们的头脑，根据同样的准则运用他们的头脑。也就是说，美国人虽然从未下过工夫界说他们的准则，但他们却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法。
摆脱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的偏见；只把传统视为一种习得的知识，把现存的事实视为创新和改进的有用学习材料；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全凭自己的实践去探索事物的原因；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不管形式去深入本质——这一切就是我以下将要称之为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主要特征。
如果想再深入一步，从这些特征中找出一个足以概括其余一切特征的最主要特征，那就会发现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嘟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
因此，美国是世界上研究笛卡儿的学说最少，但却实行得最好的一个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美国人不读笛卡儿的著作，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不需要进行思辨的研究；而他们之所以要按照笛卡儿的名言行事，则是因为这个同一社会情况自然地使他们的思想接受他的名言。
在民主社会里盛行的接连不断运动中，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联系逐渐松弛或断绝，每个人容易忘却祖先的观点或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安。
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将不再信守其所属阶级的见解，因为可以说阶级将不复存在，而仍然存在的阶级也是由一些游移不定的分子所构成，以致他们的团体本身根本不会有可以控制其成员的真正能力。
至于一个人的智力对另一个人的智力的影响，在公民们的素质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国家里，必定极其有限，因为大家的能力非常接近，谁也不承认别人一定比自己强大和优越，大家都时时以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认为它才是真理的最明显和最近便的源泉。这不仅表明不相信某一特定的人，而且也表示没有兴趣相信任何人的什么话。
因此，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判断世界。
美国人的这种只依靠本身确立判断准则的习惯，使他们的头脑产生了另一种思维习性。
由于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小困难不经他人帮助完全可以解决，所以他们容易由此断言，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为人的智力所不逮。
因此，他们不愿意承认有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以致很少相信反常的离奇事物，面对于超自然的东西几乎达到了表示厌恶的地步。
由于他们习惯于相信自己找到的证据，所以喜欢把自己研究的事物弄得一清二楚。因此，他们要尽量揭去事物的层层外皮，排除使他们与事物隔开的一切东西，推倒妨碍他们观察的一切东西，以便在最近距离内和光天化日之下观察事物。他们的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很快又导致他们轻视形式。在他们看来，形式是放在他们与真理之间的无用而令人讨厌的屏障。
因此，美国人用不着到书本里去汲取哲学方法，他们是从自己身上找到这个方法的。其实，我认为欧洲也曾有过同样的情况。
在欧洲，随着身份日趋平等，人们之间越来越无差别，这种方法就已建立起来和普及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欧洲发生的事件的时间联系。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开始用个人的理性去论证古老的信仰的某些教义，但对其余的一切教义仍避而不作公开讨论。到了17世纪，培根在自然科学方面，笛卡儿在狭义的哲学方面，放弃了一直被人们公认的公式，打破了传统在学术界的统治，推翻了巨擘们的权威。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接着又把上述的原则推广，试图用每个人的个人体会去论证他们所信仰的一切东西。
路德、笛卡儿和伏尔泰采用的是同样方法，只是在运用上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宗教改革家们为什么要那样只在狭窄的宗教观念的圈子里打转转呢？笛卡儿本来能够把他的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可是他为什么只想把它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并且认定人们应当自行判断的只是哲学的事物而不是政治的事物呢？为什么到了18世纪，这个同一方法突然得到笛卡儿及其先驱者们未曾想到或拒绝推广的普遍应用呢？再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说的方法突然走出学术界，渗入到社会，成为智力活动的共同准则，并在法国得到推广之后，而被欧洲的一切国家公开采用或暗中遵行呢？
我们所说的哲学方法虽然得以在16世纪产生，在17世纪达到精确化和一般化，但在这两个世纪均未能得到普遍的应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法令、社会情况和这些主要原因所造成的思维习惯，都在阻止它的推广。
这种方法出现于人们开始趋于平等和彼此相差无儿的时期，只是到了身份几乎完全平等和人们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时代，才得以被普遍遵行。
因此，18世纪的哲学方法并非法国人所专有，而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的，这说明它为什么能在全欧盛行，并使全欧的面貌为之一新。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革新了自己的古老民情，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以及普遍推行了这种方法。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法国人现在能比平等已经相当完备而且更为源远流长的美国人更严格地遵行和更经常地应用这个同一方法呢？我的答复是：这有一半来因于下述两种情况。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认识清楚。
我们决不要忘记，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因此，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
除了这个强而有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作用也不小的原因。这就是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所以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制而不触动旧的信仰。
因此，基督教依然对美国人的思想保有巨大的控制力量。其次，我还想特别指出，基督教不只是作为一门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在发生支配作用，而且是作为一种无需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在发生支配作用。
在美国，基督教的各派林立，并不断改变其组织，但基督教本身却是一个基础巩固和不可抗拒的存在，既没有人想去攻击它，又没有人想去保卫它。
美国人在不经论证而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后，也就承担起接受基督教所提出和支持的大量道德真理的义务。因此，个人的分析活动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人们的主要观点多数不受个人的分析。
我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中的另一个情况如下：
美国人有民主的社会情况和民主的宪法，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的革命。他们当年到达这片土地的时候，其情况仍跟我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差不多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
任何革命都要动摇旧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贬低原来的常规思想。因此，所有的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使人自主和为每个人的精神开辟几乎无限的活动空间的效果。
当旧社会的各阶级间的长期斗争结束后而使人们的身份平等的时候，对他人的忌妒、憎恨和轻蔑感，以及自己的高傲和过分自信感，可以说会立即涌上人们的心头，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起支配作用。这种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现象，对在人们之间创造隔阂，使人们互不相信对方的判断而只依靠自己去获得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于是，每个人都力图自立自理，并以凡事自有主见为荣。人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出于利害关系，而不再依靠思想。而且可以说，人们的见解已经不过是一堆智力尘埃，飘散四方，再无法收拢和集结在一起。
因此，随着平等而来的精神的独立感，从来没有象在平等开始建立的时候和为巩固平等而努力奋斗期间那样强烈，和表现得那样过分。因此，必须细心地把平等可以提供的那种智力活动自由，同革命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区分开来。应当对两者分别进行研究，以免对未来期望过高或恐惧过甚。
我相信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会经常应用他们的个人理性，但我决不认为他们应当经常滥用自己的个人理性。
我这样说，是基于一个最能广泛地适用于民主国家的原因。久而久之，这个原因一定会把个人的思想独立性限制在固定的，有时甚至是狭小的范围之内。
我将在下一章叙述这个原因。
第二章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
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想望的。凡事只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有限。这样的办法将使他的精神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从而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他的智力活动虽然是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必须先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大多数早已存在的信仰，然后再择优地深入研究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
不错，几基于听信他人的言论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要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奴役，但这是一种能够使他正确利用自由的有益的奴役。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权威的所在处可能变化不定，但它必须有其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
我在上一章说过，身份平等使人们对超自然的东西开始采取一种出自本能的不相信态度，面对人的理性却作出非常高的而且往往是过分的评价。
因此，生活在这个平等时代的人，不会把他们所信眼的智力权威置于超人的位置，或到人类以外的地方去寻找这个权威。他们通常是从自己身上或从自己的同类那里汲取真理的源泉。这便足以证明，在这样的时代，不可能建立新的宗教，而建立新宗教的一切企图，不但要被人视为是邪恶的，而且要被人视为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我们可以预言，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轻易相信神的使者，敢于嘲笑新冒出来的先知，并要从人类本身当中而不是到人类之外去寻找自己信仰的主宰。
当身份不平等和人们之间有差别时，就会出现一些非常有见识、非常有学问和因智力高超而非常有能力的个人，而同时也会出现一大批非常无知和能力极其有限的人。因此，生活在贵族制度时代的人，自然要以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的高超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南，同时会不太愿意承认群众是永远正确的。
在平等的时代，情形就与此相反。
随着公民们日益平等和日益无差别，使人人都盲目相信某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的倾向，将会减弱。于是，相信群众的趋势将会增强，并逐渐变成支配社会的观点。
在民主国家，公众的意见不仅是个人理性的唯一向导，而且拥有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无限权力，在民主时代，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但是，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认识接近，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承认它是真理的。
当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以个人与周围的所有人比较时，他会自负地觉得自己与每个人都一样平等；而当他环顾周围的同胞全体，拿自己与这个大整体比较时，他又会立即惭愧地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力量微不足道。
这种原来使他觉得自己在每一个同胞面前都能自主的同一平等，现在把他孤立起来，不能反抗绝大多数人的行动。
因此，在民主国家，公众拥有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公众不是用说服办法，而是以全体精神大力压眼个人智力的办法，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渗入于人们的头脑的。
在美国，多数拥有向个人提供大量的现成见解和减轻个人构思己见的负担的义务。在哲学、道德和政治方面，还有一大套关于每个人应不加论证而接受公众的信念的理论。”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还会发现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作为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的。
我知道，美国人认为政治法令就是能让多数对社会实行绝对统治的法律。这就使多数对智力活动自然发生的支配力量大为增加，因为人们总是惯于认为压迫他们的人在智慧上高于自己。
多数在美国的这种无限政治权威，确实在加强舆论原来就对每个人的精神发生的影响，但它并非这种影响的基础。应当到平等当中，而不是到平等的人们可能建立的或多或少得到人们拥护的制度当中去寻找这种影响的根源。一般可以认为，在由一个国王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绝大多数对智力的控制作用，也许不如在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里那样绝对，但毕竟是非常绝对的；而在平等时代，不管是什么政治法令统治人民，都可以预言人民对舆论的信赖将成为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
因此，智力的权威虽然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决不会式微。我决不以为它会消失，反而预计它会容易强大起来，能把个人的理性限制在与人类的伟大和幸福很不相称的极小范围内。我清楚地看到平等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使每个人的精神趋向新的思想；另一个是使人容易不去思想。我也看得出来，在某些法制的治理下，民主的社会情况促成的智力活动自由，也会被民主制度所取消，所以智力活动自由在打碎某个阶级或某些人以前加于它的羁绊之后，又将被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紧紧地束缚起来。
假如民主国家把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各种强权推翻，而只受一个多数的专制权力的统治，那未，这只是换上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邪恶而已。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独立自由生活的办法，而只会发现自己在做一桩蠢事，即又沦人新的奴役状态。因此，我不免要在这里再次强调，凡是认为智力活动自由为神圣事业的人，凡是不仅憎恨专制君主而且憎恨专制制度的人，都应当三思而行。至于我，当我感到权力的手在我面前挥舞的时候，我不必管这是谁要压迫我，而是最好去欣然听命，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枷锁，因为有千万只手在我面前举着枷锁。
第三章 为什么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和更喜好一般观念
上帝决不一般地观察人类。它一瞥人类，就能分清人性中包括的一切东西，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使人人互相接近的相似点和使人人互相疏远的差异处。
因此，上帝并不需要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将大量的类似东西置于同一形式之下，以便于对它们进行更为细致的思考。
人就与上帝不同了。人的头脑如欲对映入脑际的一切个别的东西独自进行考察和判断，马上就会陷入五里雾中，对这些东西的一切细节茫无所知。在这样的窘迫处境下，他只有求助于一种不够完善但又必要的办法。这种办法既暴露了人的缺点，又补救了人的缺点。
人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它们的相似处后，就给它们冠上一个共同的名称，然后把它们放置一边而去考察其余事物。
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证明人智强大，反而证明其软弱无力，因为自然界中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决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事实，决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决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
一般观念也有其值得称赞之处，即它可以使人同时对大量的事物作出迅速的判断。但是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向来只是不完整的概念，它使人理解到的东西经常不够准确。
社会一方面在老化，另一方面又在产生新的事物，几乎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获得某些个别的真理。
人知道的这种真理越多，他得到的一般观念自然也越多。人要是不从无数的个别事实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纽带，就无法分别地观察它们。几个个体可以形成“种概念”，而几个“种概念”则可以引出“类概念”。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广博，它对一般观念的习惯和爱好也越大。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使人们能把或不能把他们的观念一般化。
美国人比英国人更经常使用一般观念，并且喜欢更持久地使用。如果注意到这两个民族是伺文同种，在同样的法则下生活了好多个世纪，至今还在思想和民情方面没有中断往来，那末，乍一看到这种情况，就会感到非常奇怪。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并对比居住在这里的两个最开化民族，其鲜明的对照更会使人感到吃惊。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的思想只能极其勉强和极其惋惜地放弃对于别个事实的沉思，因为他们要从这种沉思中去找因果关系；另外，英国人之接受一般观念，也非出于自愿。
我们法国人与此相反。我们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达到了凡事都要满足这种热爱的地步。我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听到人们又发现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某个一般的、永久的规律。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小作家，他也跃跃欲试，企图发明一些可以治理大国的经纶；他要是不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类都写进去，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的。
这两个最开化民族之间的这种差异，实在令我吃惊。如果我再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并考察它50年来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自己可以证明，英国人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也正随着该国的古老制度的式微而加强。
因此，只根据文明的进步的大小，还不足以解释人为什么喜欢或回避一般观念。
当人们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现象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将越来越不同，以致有多少种不同的人，就会有多少个阶级。但是，人们从来只是同时注意其中的一个阶级，而忽略了把这些阶级集聚于广大人群中的一般联系，即只看到了个别的人，而忽略了一般的人。
因此，生活在贵族制社会里的人，从来不会产生有关本身的一般观念，而这又足以使他们在习惯上不相信一般观念，在本能上厌恶一般观念。
反之，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他们发现彼此都接近，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不会专注于人类的某一部分，他们的视野开阔，一直扩大到全人类。在他们看来，凡是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用于其每个同胞或同类。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的和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染上喜欢一般观念的习惯，就会把这种习惯移用于其他工作中去。于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的需要，就变成人们思想的一种热烈的而且往往是盲目的激情。
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最能证明我上述的一切是真理。
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以种种办法证明，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然而，所有的史料又在证明，古代有些名人在未获解放以前曾是奴隶，其中还有许多人有名著传世。他们虽然也曾目睹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他们当时依然认为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不是身为奴隶主贵族的一分子，就是至少认为当时建立的贵族制度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的思想向四面八方扩展以后，仍一直没有超出贵族的思想范畴。只是耶稣基督降世以后，他才教导人们说：人类的所有成员生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的时代，人人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处于孤立和软弱的状态。他们认为，不应当有上级的意志来不断指导大家的行动。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人类好像是在自行前进的。为了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现象，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某些对我们人类的每个成员都发生同样作用并使我们自愿地走上同一道路的重大原因。这样的寻找工作，又自然而然地促使人的头脑想出一般观念，并导致人们喜爱使用一般观念。
我在前面早已指出身份平等是怎样导致每个人喜欢亲自寻找真理的。不难看出，这样的方法也必然逐渐地使人的精神倾向于一般观念。当我放弃阶级、职业和家世的传统，不受先例的左右而单凭自己理性的努力去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时，我自然要倾向于到人的本性中去汲取自己观点的原因。这样，我就必然而且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大量的非常一般的概念。
上述的一切，足以说明英国人为什么不如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和他们的邻居法国人那样愿意和喜欢把概念一般化，以及今天的英国人为什么在这方面比他们的祖先走得远了。
英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既非常开明又很固守贵族制度的民族。他们的开明文化，使他们不断地追求非常一般的观念；而他们的贵族习惯，又使他们囿于非常个别的观念。因此，英国人的哲学是既大胆而又怯懦的，是既豁达而又狭隘的。直到今天，这种哲学仍在控制着英国，使人们的思想受到限制和停滞不前。
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喜爱一般观念，而且往往是热烈追求一般观念。它们之所以如此，除了我上面讲述的原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大明显但并非无力的原因。
必须对这些一般观念加以区分。有些一般观念是长期的、细致的、精心的智力劳动的结果，而人的认识的扩大正靠的是这类观念。
而另一些一般观念，则是精神的一触即发的结果，产生得比较容易。它们只能导致人们形成非常肤浅和很不确切的概念。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都是好奇心多而悠闲心少。他们的生活务实、复杂、紧张和活跃，以致没有大多的时间去进行思维活动。民主时代的人都喜爱一般观念，因为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不必操心去研究个别的事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小的容器收藏大量的东西，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收获。因此，这个时代的人做了一次粗心而简短的考察之后，便会认为发现了某些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不再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事物，也不详细考察这些纷坛的事物在哪些方面相似或有别，而是勿匆忙忙把它们归类，随后便不去作深入考察。
民主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人都喜欢轻易地获得成功，贪图眼前的享乐。知识界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大部分都雄心勃勃，但失败了会立即颓靡，而成功时则会更加活跃。他们希望马到成功，大获胜利，但懒于多花费精力。这种有害的本性，使他们直接去追求一般观念，并且大夸海口，说什么利用一般观念可以不费功夫就绘出大千世界的图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公众的注意。
但是，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读者也跟他们一样，害怕进行他们本来可以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是希望不经努力就获得知识和痛痛快快地享乐。
如果说贵族制国家没有充分运用一般观念，而且往往轻率地蔑视一般观念，那未，民主国家的人民则与此相反，他们时时都在准备滥用这种观念，准备积极地应用这种观念。
第四章 为什么美国人从来没有象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
我在前面说过，美国人不象法国人那样热爱一般观念。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尤其显著。
虽然美国人在立法方面采用的一般观念比英国人多得无限，在用人们的实践武装理论方面比英国人做得多，但美国没有一个政治机构曾象法国的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那样喜爱一般观念；整个美利坚民族，从来没有象18世纪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一般观念，而且也不盲目相信任何理论的绝对善和绝对真。
美国人与法国人的这种差异来自数个原因，但其主要者如下：
美国人是一个一直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的民族；而我们法国人，虽然也是一个民主的民族，但长期以来，只限于在口头上议论如何更好地管理公共事务。
我们的社会情况，早已使我们想出了一些有关政府工作的非常一般的观念，但我们的政治制度，却仍在妨碍我们通过实践来矫正一般观念，使我们只能慢慢地去发现原有一般观念的缺欠。但是，在美国人那里，这两件事情，即一般观念和政治制度，却经常处于相互适应的状态，从而可以自然互相修正。
乍一看来，这里所讲的，跟我以前所讲的民主国家能从其实际生活的紧张活动中汲取热爱理论的力量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间并不矛盾。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渴望一般观念，因为他们的空暇不多，而有了一般观念，他们就不必浪费时间去考察个别的问题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只应限于不是他们所常想的或必想的问题。比如，商人是渴望了解他们本来应当密切注视的有关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的一般观念的，并希望别人能够提供，但只有通过商业方面的考验，他们才能接受这些一般观念，或者只是有保留地接受。
政治家当涉及有关政治的一般观念时，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当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特别有危险的问题上盲目地和过分地追求一般观念时，他们可以采用的最好解救办法，就是每天在实践中考察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深入到问题的细节，而问题的细节将会使他们发现理论的缺点所在。
这种解救办法经常是使人苦恼的，但它的效果却是肯定的。
因此，强迫每一个公民实际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可以节制人们对于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
第五章 在美国宗教是怎样得以利用民主的本能的
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证明，人要是没有教条性信仰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而且也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信仰。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在一切教条性信仰之中，我认为宗教方面的教条性信仰是人们最希望的。即使你只想重视现世的利益，也显然会得出这个结论。
人的任何行动，不管人认为它有什么特殊性，几乎都来源于他对上帝、对他与人类的关系、对。自己灵魂的本性、对自己的同类应负的义务所持的非常一般的观念。谁也不能不让这种一般观念成为其余一切事物所由产生的共同源泉。
因此，人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一般义务，都渴望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因为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持有怀疑态度，就将使自己的行动听凭偶然因素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任其混乱和无力。
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确定不移的观念，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只靠自己的理性努力去取得这种观念，因而又使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只有完全摆脱日常的生活琐事、洞察人微、工作细致和训练有素的人，经过长期和精心思考之后，才能发现这些如此不可缺少的真理。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哲学家本身也几乎总是满腹疑团，他们每前进一步，启示他们的智慧的自然之光便会黯淡一些，甚至有熄灭的危险；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所发现的仍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概念。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就是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当中荡来荡去，未能牢固地掌握真理，甚至未能发现新的错误。这样的研究远非一般人的能力之所及，即使一部分人有能力去做这种研究，他们显然也没有这种闲心和余暇。
有关上帝和人性的确定不移观念，虽然是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不可缺少的，但这个生活实践却在妨碍人去掌握这种观念。
我认为，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一切科学当中，有些知识是对人人都有用的，而且凭他们自己的能力也能学到；但另一些知识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而非多数人能够研究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用后一种知识是极其间接的。虽然他们无力进行研究这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对于他们的生活实践又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有关上帝和人性的一般观念，是一切观念中最适于使个人理性避免习惯性影响的观念。对于个人理性来说，承认一个权威的存在，是得之者多，而失之者少。
宗教的首要目的及其主要好处之一，就是对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个问题，能够提供一项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和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有些宗教是非常可疑和荒谬的，但是可以认为，凡是属于我所指出的范围之内的宗教，只要它不脱离这个范围，并且不象若干宗教那样试图从各方面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翱翔，就能使智力活动得到有益的规范，也应当承认，即使宗教不能使人在来世得报，那至少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极其有用的。
这对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尤其是真理。
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状态。每个人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只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保卫不住自己的正确观点，就是把它放弃。于是，他们因为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而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
这样的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
一个民族沦于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凭自己的自由被人夺走，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
一旦在宗教方面也象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复存在权威，人们立刻会对由此而产生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一切事物的这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使人们心神不安和筋疲力竭。因为在精神世界一切已经发生动摇，所以人们想力争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但是，他们已不能再恢复昔日的信仰，而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
至于我，我怀疑人们能够永远既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因此，宗教的这种巨大功用，在身份平等的国家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明显。
应当承认，平等虽然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但使人养成了一些我以后将要指明的非常危险的禀性。平等使人们彼此独立，使每个人自顾自己。
平等还为人心敞开了喜欢物质享受的大门。
宗教的最大功用，就是唤发与此相反的禀性。
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得多的天国的。也没有一个宗教不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的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顾自己的。即使是最虚伪的和最危险的宗教，也莫不如此。
因此，笃信宗教的国家的长处，自然正是民主国家的缺处，这清楚地表明，人们在达到平等的同时又维护宗教，该有多么重要。
上帝利用超自然的手段将宗教信仰注入人心。我对这种手段既无权考察，也不想考察。我现在是纯粹从人的观点来考察宗教的。我想探讨宗教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民主时代用什么办法才能轻而易举地保持其影响力。
我已经讲过，在文明和平等的时代，教条性信仰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深入人的精神，而使人的精神感到迫切需要这种信仰的，则正是宗教。这首先说明，宗教在这样的时代要比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慎重自持，不要越出本身固有的范围，因为宗教要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宗教事务以外，就有在一切事务方面失信的危险。因此，宗教应当注意规定自己的活动范围，只在这个范围内对人的精神施加影响，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则任其完全自由。
穆罕默德自称从天而降，他不仅把宗教的教义，而且把政治的原则、民法、刑法和科学理论都放进了《古兰经》。反之，基督教的《福音书》只谈人与上帝和人与人的一般关系。除此之外，它什么也没有教导，也没有要求人们必须信什么。抛开其他许多理由不谈，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两种宗教中的前者不能在文明和民主的时代长期发生统治作用，而后者不管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在其他时代，都注定会发生支配作用。
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这项研究，则可以发现：从人的立场来说，宗教要想在民主时代维持下去，只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宗教事务的范围之内，也还是不够的；宗教的力量，在许多方面还取决于它所遵奉的信仰的性质、它所采取的外在形式以及它为信徒规定的义务。
我在前面所述的平等使人们产生非常一般和非常广泛的观念的问题，主要应当从宗教方面来理解。彼此相同和平等的人，容易产生关于单一神的概念，认为这个神为每个人规定了同样的准则，授予每个人在来世以价值相等的幸福。关于人类的这个一致性的观念，不断地引导人们产生认为造物主也是一致的观念。反之，在人们彼此隔绝和相互差别极大时，有多少个民族、等级、阶级和宗族，就会随意创造出多少个神，并为各自绘出通向天国的无数条道路。
毋庸讳言，基督教本身也在某些方面受到社会和政治情况对宗教信仰发生的这种影响。
当基督教问世的时候，上帝无疑已为它的出世做好了准备，即把人类的大部分已经集结在一起，使他们象一支庞大的部队活动于罗马皇帝的麾下。这一大群人虽然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但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遵守同样的法制。每个人各自与皇帝的伟大来比，他们是软弱和微不足道的：而从他们全体与皇帝的关系来说，他们又全是平等的。
应当承认，人类处于这种新的和特殊的情况，当然会使人去接受基督教宣讲的一般真理，而基督教之所以在当时能够顺利和迅速地深入人心，也正是来因于此。
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景。
这时，罗马帝国垮台了，也可以说是四分五裂了，原先受它统治的每个民族又恢复了昔日的独立。不久以后，在这些民族的内部，一些阶层无限地壮大，出现了种族差别，而等级又使每个民族分成若干集团。各民族共有的这个动向，好像在尽其所想和所能，要把人类社会分成无数小块。在这种条件下，基督教也没有放弃它向人们宣扬的主要一般观念，而是要尽量准备适应人类分裂后出现的新趋势。人们继续崇拜创造和庇护万物的唯一的上帝。但是，每个民族、每个城市、甚至每个人，又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某些特权，使至高无上的上帝成为自己的保护者。由于不能把一个神分成许多个，所以他们只好增加神的使者的人数，过分地提高使者的权力。于是，大多数基督徒把对天使和圣徒的崇敬，几乎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以致人们一时不无理由担心：基督教是不是也要蜕化为早被它战败的那几种宗教。
显而易见，随着把人类中的各民族隔离开的障壁和把每个民族内部的公民隔离开的障壁的消除，人们自然会接受关于单一的而且万能的存在的观念，认为这个存在能够平等地和以同样方式将法律施于每个人。因此，到了这样的民主时代，最重的事情是不准把人对神的使者的崇敬同只应对造物主的崇拜混淆。
在我看来，另一个真理也很清楚：即在民主时代，应使宗教的表面仪式给信徒带来的负担轻于其他任何时代。
我在论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说过，在平等的时代，人的精神最厌恶的，是使自己的观念服从于形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反对以图象渲染事物，认为象征的手法是一种儿戏，其目的是掩盖或粉碎真相，不让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夭化日之下。他们对宗教仪式表示冷淡，认为礼拜的细节只有次要的意义。
在民主时代负责规定宗教的外在形式的人，必须审慎考虑人们智力的这种自然本性，以免与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我坚决地认为形式是必要的。我知道，形式可使人的精神沉于抽象真理的思考，助其坚定地追求真理，令其热烈地相信真理。我决不认为一种宗教能够无外在的仪式而维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在我们正在踏入的时代，过分他讲究宗教的外在仪式是极其危险的；当然要有一定的仪式，但必须以延续教义本身所绝对需要者为限，因为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而札拜只是它的形式。在人们越来越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死板不化、迫使信徒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就会只剩下一群狂热的信徒，而大多数人将放弃对它的信仰。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驳我说：宗教都以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为其追求的目标，所以它不能随波逐流，跟着每个时代的特点的变化而改变其目标，从而不会在人们面前失去其可信性。我对此的回答仍然是：必须把一种信仰得以成立和神学家们所说的信条得以建立的那些主要观点，同由这些观点派生出来的从属概念严格区分开来。不管时代有什么特点，宗教都必须经常坚持前者；但在万事都在改变其位置，人们的思想已经习惯于人间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不愿意死守陈规的时候，宗教也慎重地注意自己与后者的经常联系。我认为，表面的和次要的事物的不变性，只有在市民社会本身停滞不前的时候，才能有机会持续下去。在其他任何场合，我都认为这种不变性是一种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在平等所造成的或促成的一切激情当中，有一种特别强烈并同时振奋人人之心的激情，这就是人人都有的喜欢安乐的感情。爱好安乐，是民主时代的突出的和不可消失的特征。
可以认为，试图消灭这个主要的激情的宗教，最后会被这个激情所消灭。如果宗教想让人们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而叫人们专门去追求来世的幸福，那末，我们可以预言，人们在精神上最后将摆脱宗教的束缚，并为了专门去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而离开宗教远远的。
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因此我认为，如果宗教要试图完全压制和破坏人们的这种情感，那将大锗而特错。宗教绝对无法使人放弃爱财之心，但它还是可以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的。
现在，我来进行最后一项考察。这项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概括上述各项的考察。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与每日都在变化的尘事慎重地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愈加需要不与一般人都接受的观念和在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利益，进行没有必要的对抗，因为公众的意见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和最无法抵抗的力量，而除了这种力量以外，宗教是无法得到足以长期顶住其所受到的攻击的强大支持的。无论在被一个专制君主者统治的民主国家，还是在共和制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在平等的时代，君主虽然常能使人服从，但能使人们信服的却是人民中的多数。因此，凡是不违背自己信仰的人，都要倾向多数的意见。
我在本书的上卷说过，美国的神职人员是如何不问政治的。这是他们谨慎自制的明显例子，但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在美国，宗教是一个专由神职人员统治的独立天地，而且神职人员从来不想走出这个天地；他们在这个天地内指导人们的精神，而在这个天地外，任凭人们自主和独立，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和时代的要求去发挥他们固有的好动精神。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基督教象在美国那样不讲究形式和不重视繁文缛节，但对人的精神却有最清晰、最简明和最一般的了解。尽管美国的基督徒分成许多宗派，但他们对各宗派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对天主教，还是对其他教派，都可以这样说。任何地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没有象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那样不过问信徒的礼拜琐事，不采取格外的和特殊的礼拜方法，不拘泥于教义的文句而重视教义的精神。天主教的只对天主礼拜而禁止对圣徒礼拜的教义，在美国宣讲得最为清晰和遵行得最好。然而，美国的天主教徒却是最驯服和最虔诚的。
可以适用于美国各教派神职人员的另一个特点是：美国的神职人员决不把人的视线引向和固定于来世，而是让人心更多地注意现世。在他们看来，现世的幸福在宗教上虽属次要，但仍不失其重要性。他们虽不从事实业活动，但对实业的进步至少还是关心和赞扬的。他们在不断向信徒讲述来世才是人们应当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并不禁止信徒以正当的方法去追求现世的荣华。他们并不怎么多讲来世和现世的差别和不同，而是仔细地研究用什么方法使两者结合和联系起来。
美国的全体神职人员都承认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并尊重这种作用。除非必要，他们决不反对多数。他们不参加党派的斗争，但随时接受全国和当代的共同意见，跟着振奋周围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潮流前进，而不加抵制。他们致力于引导同时代人向善，而决不与同时代人搞对立。因此，舆论从来不以他们为敌，反而支持和庇护他们。他们布讲的信仰，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和借助多数的力量而同时发挥作用。
因此，宗教通过尊重不与它对立的一切民主本能，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便可以顺利地抵制它的最危险敌人即个人的独立意向。
第六章 关于大主教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根据一些可信的报告，它同时又是天主教最发达的国家。乍一看来，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有两个问题应予明确区别：平等一方面使人人愿意自行判断，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人喜欢和向往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和对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权力。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都力图不受一切宗教权威的制约。但是，如果他们想服从某一宗教权威，那末，他们得让这个权威是单一的，而且只能有一个。凡非指向同一中心的宗教权力，自然会使他们的精神感到不快，而且会几乎轻易地认为，与其有好几个宗教，不如没有宗教。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天主教徒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不虔诚了，但基督教新教的教徒却纷纷改信了天主教。如果从天上教的内部来看，它好像是衰退了；而如果从它的外部去看，它又好像是前进了。这个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很少有虔诚的信仰，但他们一旦决定信教，很快就会觉得自身有一种内在的本能在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向天主教。罗马教会的若干教义和教规使他们吃惊，但他们的内心却对它的纪律表示钦佩，而它的牢固团结也在吸引他们。
如果天主教最后能够将它所引起的政治恩怨置于度外，那末，我几乎毫不怀疑，这个似乎与它抵触的时代精神，不仅不会对它极为不利，反而会使它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就。
这是人们的智力活动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即愿意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不惜牺牲逻辑而求和解。因此，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人在使自己的某一宗教信仰服从一个权威之后，又想放弃这个权威而另找其他权威，任凭自己的精神在服从和自由之间随意荡来荡去。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样的人在民主时代不会多于其他时代，而我们的后代将来必然日益分化，但最后只能分成两大类：一类完全脱离基督教，另一类皈依罗马教会。
第七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思想倾向于泛神论的原因
我虽然准备以后来谈民主国家对于最一般观念的突出爱好是如何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但我现在就要指出这种爱好对哲学发生的主要影响。
不容否认，泛神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很大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著作，就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德国人把它带迸哲学，法国人把它带进文学。法国出版的一些虚构作品，大部分包含着由泛神论借来的某些观点或论调，或使人感到它们的作者有一种趋于泛神论的倾向。我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有其久远的原因。
随着身份日趋平等，每个人与他人越来越无差别，个人变得日益渺小和无力，人们便习惯于不再重视每个公民而只重视全体人民，忘记了个体而只考虑人类整体。
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喜欢同时包罗万象，希望把无数的不同结果归结于一个单一的原因。
统一的观念纠缠着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到处去寻找统一的观念。当人们找到这一观念的时候，就自愿地把它存于内心，高枕无忧地躺在它的身上。这样一来，人们不仅认为世界包括天地万物，而且相信只有一个造物主。但是，对万物进行的这种初步分类还没有使他们满意，于是他们又去设法拔高和简化自己的想法，即把神和宇宙汇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假如我遇到一个哲学体系能把世界上的万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均视为一个巨大存在的不同组成部分，而只有这个巨大存在能在其组成部分的不断变化和连续改观当中永远存在下去，那末，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这个哲学体系，虽然它破坏了人的个性，但对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具有神秘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的产生也许正是由于它破坏了人的个性。人们的一切智力活动习惯都在引导人们去理解这一哲学体系，把人们领上接受这一体系的道路。这一哲学体系自然会引起和加强人们的想象力，并提高人的精神自豪感和满足人的精神愉快感。
在帮助哲学寻找方法解释世界的各种体系当中，我认为泛神论是适于笼络民主时代人心的体系之一。凡是坚信人类真正伟大的人，应当团结起来反对泛神论。
第八章 平等是怎样唤起美国人产生人可无限完善的观念的
平等在唤起人的思想产生几个只有它才能引来的观念，并在改变早已存在的几乎所有观念。我现在以人可完善这个观念为例，因为它是人的智力所能想出的主要观念之一，而且它本身就是每时每刻都在实际生活中验证自己的论据的一大哲学理论。
人与动物虽然有些地方相似，但有一个特点是人所独有的。这就是人能自我完善，而动物则不能自我完善。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发现自己与动物有这种差别。因此，人可完善的观念，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平等本身井没有创造这个观念，但它使这个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
当公民按等级、职业和出身而分类，每个人都不得不沿着全凭偶然而步入的道路前进时，人人都会认为人力的最高限界就在自己身上，谁也不想去对抗不可抗拒的命运。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并非绝对没有自我完善能力，只是没有认识到这种完善是可以无限的。他们只想改进，而不想变革。他们希望社会地位逐渐变好，除此别无他求。他们虽然承认人类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今后还会有所进步，但又事先把人类置于一定的不可逾越的限界之内。
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至善和已经获得绝对真理（其实，哪个人或哪个民族何曾这样妄想过呢？），但他们愿意使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距离人类的不够完善的本性所能达到的伟大和明智很近了。同时，由于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好像仍然照旧，没有变动，所以容易觉得一切均已各得其所。于是，立法者们喜欢制定永久性法律，人民和国王只愿意建造耐久的建筑物，现代的人为后代的人操劳而先为他们注定了命运。
随着等级的消失，各阶级的接近和人们的日益混合，习惯、仪礼和法律也在变化；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真理的发现、旧观点的消失和被新观点取代，一个理想的但又总是不够固定的完善的形象，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脑际。
于是，转瞬即逝的不断变化，每时每刻都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有些人的处境变坏了，于是他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人，不管怎么有智慧，都不能永远不犯错误。另一些人的命运得到了改进，于是他们由此断言，一般说来，人是有能力无限完善自己的。受挫的人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自吹可以找到绝对的善；成功的人在兴奋之余，继续去追求新的成功。因此，人人都在不断追求，跌倒后再爬起来，虽然时时感到失望，但又决不绝望，而是不停止地沿着尚待跋涉的漫长人生道路，走向他们只能渺茫地看到终点的伟大目标。
这种认为人可无限完善的哲学理论，曾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做出了多少事实，以及它对那些只在行动上与它有关而在思想上与它无涉，但在活动中又好像不知不觉地与它吻合的人发生了多么大的奇妙影响，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遇到过一位美国船员，问他美国的船为什么造得不太耐用。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航海技术进步得一日千里，再好的船用上几年之后也不堪再用了。
从这位大老粗就一个专门问题脱口而说出的答话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凡事都遵循的一般的和有体系的观念。
贵族制国家自然要过分限制人可完善的范围，而民主国家又有些扩大了这个范围。
第九章 美国人的例子为什么不能证明民主国家不会爱好和不会致力于科学、文学与艺术
应当承认，在当代的文明国家中，美国在高级科学方面是进步不大的，而且它的大艺术家、出名诗人和卓越作家也寥寥无几。
对这种情况表示惊异的一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平等所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甚至认为，要是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马上席卷全球，引导人类走向开化之光就将逐渐黯淡下去，而人类又将口到黑暗时代。
我认为，作出这种推论的人，是把一些本应当分开并加以单独考察的观念混淆起来了。他们无意之中把民主的东西与美国人所独有的东西混在一起了。
初期移民信奉的并传给他们后代的宗教，在仪式上是简单的，而在教义上却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它反对外表的浮夸，反对繁文褥节。这样的宗教，自然不利于美术的发展，只重视消遣性文学。
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古老和开化，而后来又迁到一个使他们可以任意开发和容易丰产的广袤的新国土的民族。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发财致富的便利条件。他们的贪欲总是十分强烈，时时都怀有幻想和进行理性活动的头脑，完全为追求财富的目的所吸引。美国不但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工商业者阶级，而且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现象，即全国人人都从事工商业。
但是，我敢肯定，假如全世界只剩下了美国人，而且他们仍然保留着祖传的自由和知识，不改变他们固有的激情，那末，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不研究理论，科学的实用是无法长足进展的，而一切艺术也应当相辅相成地去完善。不管美国人怎样绞尽脑汁为达到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努力，他们不久终究要承认，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有时还得离目标远一点。
何况喜欢精神上的享受，是文明人的自然心理，所以高度文明的民族都不会不迷恋这种爱好，而且还有一批人在专门研究它。这种精神上的需要一旦出现，很快就会得到满足。
然而，当美国人只顾科学的实际运用和只顾寻找使生活舒适的方法的时候，重视学术和文艺的欧洲已在致力于探索真理的共同源泉，并在同时完善人们可以享得的一切享乐和人们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
美国的居民认为，在旧大陆的一切开化民族中，有一个民族最为突出，居于榜首。他们跟这个民族同源同俗，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看到这个民族有著名的科学家，有才华焕发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家；他们也能从这个民族那里汲取知识财富，而不必为了积累这种财富付出劳动。
尽管美洲与欧洲远隔重洋，但我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我把美国人民视为英国人民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开发新大陆的深山丛林为己任，而留在英国的那一部分，则清闲自在，很少为谋取生活资料而操劳，所以能把精力用于深化思想方面，井从各方面发展人的精神。
因此，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他们原来都是清教徒，他们有专门从事商业的习惯，他们居住的国土好像在不让他们使用智力去研究科学，他们的欧洲邻居使他们不研究科学也不会重返野蛮状态。我只能就其主要者而列举出来的这一大堆独特原因，必然使美国人的精神特别重注于纯物质方面的事物。人们的激情、需要、教育和环境，实际上好像都在驱使美国的居民去面对现世。宗教只能使他们偶而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望一望天堂。
因此，我们不应根据美国人民的外在表现去推论一切民主的民族，而要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去研究它们。
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民族，其内部没有门第、等级和阶级之分，它的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权而规定遗产由继承人平分，但它没有使人民享有知识和自由。这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设想，因为、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泽平等地施于臣民，但让臣民们愚昧无知，以便于更容易奴役他们。
这样的民主的民族不但不能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其才华和爱好，而且可以使人相信它永远不会有这种表现。
它的继承法本身就是以一代接着一代地将财产化小分散为己任，民族的成员谁也不去创造新的财富。没有知识和自由的穷人，连致富的想法都不会有；而富人则听任自己沦于贫困的境地，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自救。这样的民族很快就会在它的这两类公民之间建立起完全的和无法克服的平等。这样一来，谁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从事劳动和智力活动。但是，所有的人都将麻木不仁，沦于同样的愚昧无知和同等的受奴役状态。
我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立刻觉得自己好像被抛进一所低矮、昏暗和沉闷的小房子里，虽然外面有时射进一道一道光线，但很快又变得微弱而终于消失。我突然觉得心情沉重，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在黑暗中四下摸索，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好到外面吸点空气和见到阳光。但是，这里所作的一切假想，并不适用于开化已久，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特殊法令和继承法以后仍然保有自由的民族。
当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的人民是个开化的民族时，他们不难明白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和强迫他们安于现状。
因此，他们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去改进现状；而如果他们都是自由的，则每个人都将大显身手，但不一定获得同样的成果。当然，立法机构不会再给予人们以特权，但天赋会给予人们以这种特权。天赋的不平等是很大的，所以财富也将因每个人运用其才智去致富的情况而出现不平等。
继承法依然阻止富裕之家世世代代富裕下去，但它并没有不准富人存在。继承法在不断使公民们趋于相同的水平，但公民们也在不断熔自己避开这个水平。随着公民的知识日益提高和他们的自由日益扩大，他们的财富也愈加不平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派因其才华和狂妄而出名的人士主张先将一切财富集中于一个中央当局之手，然后再由它按每个人的贡献将财富分配给所有的人。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躲开那种似乎可以危胁民主社会的完全的和永恒的平等。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和危险性小的救洽办法。这就是不让任何人享有特权，给予每个人以同等的知识和同等的独立，让每个人自己去关心寻找本身应占的地位。但是，天赋的不平等马上会显示其作用，而财富也自然将落入最能干者之手。
因此，在民主而自由的社会里，经常会有一批富裕或殷实的人。这批富人之间的联系，不会象以前的贵族阶级成员之间的联系那样密切。他们将有不同于贵族阶级的本性，没有贵族阶级那么多充裕时间去享乐，但他们在人数上将比过去任何富有阶级都多得多。这批人不会整天忙于物质生活，也会进行智力活动和享受精神生活的快乐，但程度不如以往的贵族。他们这样去支配自己的时间是合理的，因为人的精神一方面要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即物质的和实用的目标，另一方面还当然要有一个无限的目标，即非物质的和喜欢美的目标。物质的需要使人的精神倾向现世，但在物质的需要吸引不起人的精神时，人的精神就要自我崛起。
不仅能够鉴赏精神产品的人数将要大大增加，而且对于智力活动的爱好也将逐步提高，达到贵族时代那些似乎没有时间和能力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们的水平。
当不再存在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而每个人只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则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凡是可以激励、扩大和发挥智力的东西，都将立即身价倍增。
知识的功用将极其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即使没有感到知识的魅力的人，也将尊重知识的成果，并要为享有这种成果而付出一定的努力。
在民主、开明而自由的时代，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人与人分隔开来，或把人限制于其原来的位置不动。人人都可以突然发迹，也都可以很快变穷。各个阶级每天相互见面，因为他们相处得甚密。他们不断互相往来和混合，彼此模仿，互相敬慕。于是，人民就产生了一些在等级森严和社会停滞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观念、概念和思想。在这样的民族那里，仆人可以与主人共同享乐和劳动，穷人也可以与富人如此，乡下人将会努力学习城里人，地方将会努力学习首都。
这样一来，谁也不会专注于生活的物质方面，最简单的手艺人也会贪婪地或偷偷地看一看高级的智力活动世界。人们不会用贵族制国家采用的那种观点和方法去读书；但是，读书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最后扩及全体公民。
当人们开始关心精神劳动以后，他们就会发现取得荣誉、权力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全在于自己在某些方面胜过他人。由平等造成的跃跃欲试的野心，立刻会从其他方面转到这一方面来。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人，将会巨增。一种不可思议的积极性，将会在知识界出现。每个人都要设法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并努力吸引他人跟着自己走。这种情况，同美国政治界发生的情况有些类似。美国人所做的工作虽然往往是不够完美的，但是其数量却是很大的。尽管个人努力的成果一般是很小的，但是合起来的总成果却往往是巨大的。
因此，说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在天性上就不关心科学、文学与艺术，实与事实不符；而且应当承认，他们是以自己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他们在这方面有其固有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第十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既然没有抑制人的精神发展，则它们几乎毫无疑问不是从这一方面就是从那一方面推动了人的精神发展。它们的作用虽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却是十分强大的。请允许我暂停片刻，先来谈一谈它们的作用。
我们在讲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提出的几个论点，在这里也一定有用。
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对一切事物都怀有明显的、切实的爱好，而轻视传统和形式。民主的这些一般本性，就是本章单独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民主国家研究科学的人，总害怕自己陷入空想而迷失方向。他们敢于向已有的体系挑战，喜欢紧紧地抓着事实和亲自研究事实。他们既不会由于某一同行成名而轻易地加以相信，又不会盲从某一权威的论断。而是与此相反，他们却要不断地去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的弱点。学术的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不大，他们向来不长期拘泥于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而且也很少受骗于某人的豪言壮语。他们要尽量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并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它们。这样，科学虽比以前自由和确切了，但不如以前高大了。
我认为，按人的精神的追求，可把科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应用或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应用的最纯理论原则和最抽象概念为内容。
第二部分，由虽然还属于纯理论范围但通过直接而捷便的途径可以应用的一般真理构成。
而应用的程序和执行的方式，则属于第三部分。
对科学的这三个不同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单独地进行研究，但人们的理性和经验证明，其中之一如与其余两者完全隔离，它就不可能长期地繁荣下去。
在美国，人们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而在这方面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在美国，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但我以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
高级科学或科学的高级部分的研究，最需要沉思，而在民主社会内部，却很少有什么东西适于沉思。在民主社会，既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自己有钱而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又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每个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是希望掌权，有的是希望致富。在这种熙熙攘攘、利害冲突频仍、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下，哪里，有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构思呢？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而你本身已被裹进席卷万物的激流，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呢？
必须把建立已久的平安无事的民主社会中发生的经常性运动，与几乎是伴随民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而发生的骚乱性和革命性的运动，决然分开。
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发生暴力革命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不会不遭到突然的刺激。
在发生民主革命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个革命把民族的所有阶级一下子都发动起来了，而且会使每个公民的心中同时产生巨大的野心。
如果说法国人在横扫旧封建社会的残余的同时，使精密科学一下子达到了惊人的进步，那末，这个突然成果的来因并不在于民主，而应当把它归功于从未见过如此迅速发展的革命。由此而来的成果是一个偶然现象，而如果把它视为一般规律，那是欠妥的。
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不会比其他国家多，我甚至认为只会比其他国家少。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却常有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只会扰乱和涣散人的精神，而不能激发和振奋人心。
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仅难于沉思，而且对这种思维活动也当然不够重视。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使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但是，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并不总是适于思维活动。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往往满足于不求甚解，因为他们要想使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则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要经常依靠他们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因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思想，比这个思想的严密正确性对他们更为有用；而且总的说来，与其消耗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一切原理的真实性，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何况整个世界也不是根据长期不变的和确凿无疑的论点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一瞥某一特殊现象，经常观察群众的千变万化的激情，随时而机智地抓住所发生的事实，而被人们掌握的。
因此，在人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一般都过于重视智力的快速成果和浅肤论据，而对于深刻的和缓进的智力劳动则十分轻视。
这样的舆论影响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并说服他们相信：不用沉思也能在研究当中获得成果，或者不去研究那些需要沉思的科学。
研究科学有几种方法。许多人对于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有一种利己主义的即把它们用于工商业的爱好。不应当把这种爱好同少数人心中燃起的追求真理的无私热情混为一谈，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而后者完全是希望求知。我毫不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会对真理产生无限的热爱。这种热爱只靠自己成长和不断壮大，而且决不自我满足。正是对真理的这种无私而自豪的热爱，才能使人们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从那里汲取最根本的观念。
假如帕斯卡尔的眼中只有某种名利，或者他只是为了荣誉而活动的话，那末，我相信他决不会那样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开造物主的奥秘。当我想到他为了全神专注于这项研究，而且可以说是使精神摆脱了人生的一切杂念，以致过早地耗尽寓于身体的心力，未届40岁而离开人世时，不禁感佩不已。而且我认为，决不是一种通常的原因能使他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
在贵族制社会出现的如此罕见和如此丰产的求知热情，将来也许出现于民主社会。至于我，我但自承认，我还难于相信这一点。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所以它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这个阶级喜欢想方设法使自身享有荣誉，并为自己的设想定出宏伟的目标。贵族虽然常有极其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鲜有低级下流的想法。他们对于一些小型娱乐虽然也很爱好，但却抱有某种看不起的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表现，也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一般都有非常高大的看法。这种看法无论对研究科学的人，还是对其他人，都发生着影响：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自然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自然产生对真理的崇高而且几乎是神圣的热爱。
因此，这个时代的学者都潜心于理论的研究，甚至对于理论的应用往往持有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普卢塔克说过：“阿基米得的抬学精神，崇高到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在他看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一般与应用有某种实利关系的一切技艺，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向钱看的。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研究全部用于撰写其美处和妙处跟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著作方面。这就是贵族在科学上的追求。
在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强烈追求物质的和眼前的享乐。由于他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并总有摆脱这个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增加财富。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一切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才是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要求于科学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则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越是民主、开明和自由，对科学的天才进行这样评价的人也越多，而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的发明，也越能使发明人得名得利，甚至得权，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从事劳动的阶级参加政务，而为政府服务的那些人，要从那里获得荣誉和金钱。
人们可以不难想象，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不但会不知不觉地忽视理论，反而要以无比的精力去追求科学的应用，或者去追求对于应用不可缺少的那一部分理论。
即使本能的求知欲使人的精神上升到最高的智力活动领域，也将一无所成，因为现实的利益在驱使人们甘居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只有在这个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人的精神才能发挥它的力量和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连力学的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为航运业推出了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的新机器。
当然，我不是说当代的民主国家要坐待人的精神之光趋于熄灭，更不说它们不能再发出新的光芒。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开化的国家都在兢兢业业发展工业，所以把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对于应用的爱好，当它是合理的时候，也一定促使人们重视理论。在如此众多的试验或实验每日都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经常发现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即使伟大的发明家不会出现大多，但伟大的发明必将层出不穷。
另外，我相信科学的崇高使命。民主制度不会引导人们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却会使研究科学的人大量增加。不要以为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不会随时出现专门热爱真理的天才从事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天才，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什么精神所支配，都会努力去揭开大自然的深邃。
奥秘。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助而自行前进，只要不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就知足了。我在这里想要讲的，无非是说：身份的恒久不平等，会使人们圆于抽象真理的研究，并觉得这种研究高尚，但得不到实惠；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则会使人们只追求科学的直接而有利的应用。
这种趋势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种趋势是很有意思的，而指明这种趋势又可能是必要的。
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如能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种终将不可抗拒的特性，就会知道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了知识和自由之后，不会不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今后是应当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研究科学的高度激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然后使其自然地转向实践，而不应当让它总是追求次要效用的详细研究。最好是让人的精神暂时放弃这样的研究，把它提高到沉思初始原因的地步。
因为罗马的文明是随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所以我们可能过于相信，只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如果照耀我们前进之光万一有一天熄灭，那也只能是逐渐地黯淡下去，而且是象自消自灭的。强制人的精神只注重应用，就会使人忽略原理；而一旦完全忘却原理，由原理产生的方法也不会太多。结果，人们就不能发现新的方法，而只能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他们并不理解其原理的良好工作方法。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了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但是，中国还是安然无事地生存了许多世纪。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的秩序依然井然，一种物质的繁荣依然到处可见。在中国，革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闻所未闻。
因此，决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尚远而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凭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自己的手中夺走，那末，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
第十一章 美国人以什么精神对待艺术
每个人的财富大致相等，谁也没有过多的剩余，人人都希望生活舒适，大家都不断努力追求安乐，这将使人心处于爱好实用而不太爱美的状态。我不想对于这一切再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和我自己的时间。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所以它们首先所要发展的，是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它们在习惯上以实用为主，使美居于其次。它们希望美的东西同时也要是实用的。
但是，我还想更进一步，在指出这第一特点以后，便描述其他一些特点。
一般说来，在承认特权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其从业者的特权，而每一种职业也都是不准其他行业涉足的独立世界。甚至在各行各业已经自由的时候，贵族制国家的由来已久的停滞性，仍会使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人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成员永远是原来的那几个家族。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不久就产生了同业的公意和同行的自尊。在这样的一个实业阶级内部，每个手艺人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且要为保持自己的荣誉而努力。他们的行为准则既不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又不是他们顾主的利益，而是他们团体的利益。所谓团体的利益，就是每个手艺人都要制造出杰出的作品。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艺术追求的目标是尽量做出精美的制品，而不是加快制造速度，更不是降低造价。
反之，当每一种职业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人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某一行业，同一行业的成员彼此视为外人，互不关心和几乎都不相讽的时候，行业的社会联系便不复存在，而全靠自己努力的每个从业者，便只追求以最少的费用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唯能抑制他们的消费者的意志是从。但是，消费者同时也会对他们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财富也象权力那样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并且永远为他们所占有的国家里，这个社会的财富大部分将永远为同样的一小撮人所享用；而其余的一切人，则由于贫困、习俗和自我节制，而被排在这种享用之外。
这个贵族阶级处于荣誉的顶点保持不动，而且既不扩大又不缩小，所以它感到自己的需求永远是一样，而且永远以同样方式享用。这个阶级的成员，自然由于他们居于高人一等的世袭地位，而爱好最精致和最耐用的物品。
这种情况对全国人民对待工艺品的态度发生了普遍影响。
在这样的国家里，甚至农民也经常喜欢购买最好的物品，否则宁肯不买。
因此，在贵族制社会里，手艺人只对人数有限的而且非常挑剔的顾客服务。他们之所以能够赚钱，全靠他们手艺的高超。
一俟所有的特权均被取消，等级的界限消失，人人都可以在社会的阶梯上时沉时浮，上述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许多人的家产都是越来越分散和化小。他们在家业兴旺时期染上的某些需求，在他们无力再满足之后依然存在。于是，他们急切寻找某些可以找到的间接办法来满足这些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在民主国家里也常见到一大批人的财产日益增加，但他们的欲望比财富增加得还快。他们在尚未得到财富之前，早就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他们预计可以得到的财富之上了。这些人对于即将到手的财富，也要千方百计去寻找捷径，以期尽快享用。这两种原因合在一起，便在民主国家产生了如下现象：一大批公民的需求虽然已非他们的能力所及，但他们宁愿勉强地满足自己的愿望，也不肯放弃所期求的对象。
手艺人容易理解这些人的感情，因为他们本人也有这种感情。在贵族制社会，他们向少数人高价出售自己的制品；而现在，他们发现有更便利的办法使自己发财，这就是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
但是，要想降低商品的价格，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找出最好、最快和最妙的生产方法。第二种办法是大量生产品质基本上一样、但价格较低的制品。在民主国家，从业者的智力几乎全都用于这两个方面。
他们努力去发明不仅可以把产品制作得更好，而且可以做得更快和造价更廉的工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设法降低其所出制品的原有质量，但又要使制品的规定用途毫不下降。在只有富人才能戴得起表的时代，表几乎珍贵得了不起。现在，表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物，而是每个人几乎都有。因此，民主制度并没有只使人的精神专注于实用工艺，它还使手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而消费者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
这并不是说，在民主制度下，在必要的时候不能制造出更好的制品。当买主肯于出钱使手艺人的时间和劳动得到良好的报酬的时候，也会经常造出品质优秀的制品。在各行各业参加的这场斗争中，通过广泛的竞争和大量的实验，自会出现一些手艺高超而达到本行高峰的工匠，但他们显示其手艺的机会不多，而且对自己的手艺吝惜到了极点。他们审慎持重，不愿意大显身手。他们虽然有能力超过他们所承受的任务，但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而已。反之，在贵族制度下，手艺人总是尽其才智而为，必欲达到其本行的高峰才肯罢休。
当我到达一个国家，看到该国的工艺提供出一些令人赞美的作品时，这还不能使我理解该国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但是，只要我发现该国的工艺品一般说来不够完美，但数量很多而且价格便宜，我就可以肯定：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特权正在消失，各阶级正在混合，而且不久即将融合在一起。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匠人，不仅要使自己的有实用价值的制品能够售给全体公民，而且要设法使其全部制品具有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异彩。
在各阶级互相混杂的社会里，人人都想装出一副并不代表自己的真实情况的模样，井为装得象样而大费昔心。民主制度不是这种感情的成因，因为这种感情完全出于人心的自然。但是，民主制度却在使人把这种感情用于物质方面。道德方面的虚伪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但奢侈方面的虚伪则为民主时代所特有。
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心的这种新需要，便在工艺上进行种种欺骗，有时甚至做得过分，而使工艺本身受到损失。现在，已经出现了足以乱真的假钻石。等到发明出的制造方法达到十全十美，使人们难辨真假钻石的时候，人们就可能对两者都不感兴趣，把它们视为一般的小石子了。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谈艺术之中的被我们特称为“美术”的那种艺术。
我不认为，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必然产生使从事美术的人减少的效果。但是，这样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将对美术工作者的造就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原来对美术深为爱好的人，大部分将要变穷；另一方面，许多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将会附庸风雅，开始爱好美术。结果，美术品的顾客总的说来有所增加，但是，其中真正识货和特别有钱的人却为数不多。这样，在美术方面也将发生我在前面对实用艺术讲过的那类现象，即美术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每件美术品的价值却下降了。
人们不再追求伟大，而只注意优美和悦目，主要看外表而不重实质了。
在贵族制度下，产生了很多幅伟大的绘画；而在民主国家，则出现了大量的平凡绘画。在前者，建造了一些青铜像，而在后者，则塑造了一些石膏像。
当我从大西洋驶人伊斯特河而首次到达纽约的时候，遥望离市区不远的地方，沿着河的两岸建有一些白色大理石造的小型宫殿，其中有几处还有点古香古色，使我感到吃惊。但是，第二天我到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处去就近仔细观察，结果发现它的墙是砖砌的，只是表面涂上了一层白粉，而它的木制柱廊，则涂上了带色的油漆。使我钦佩不已的那些伟大建筑物，原来全是这样的货色。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还能使一切模仿性艺术具有一种一眼便可看出的独特倾向。这种倾向往往是使艺术只专注于描绘形象，而不重视刻画灵魂，因而以动作和感触的描写代替了情感和思想的描写，使现实占去了理想应当占据的地位。
我猜想，拉斐尔没有象现代的画家那样细致入微地研究过人体的结构。在这一点上，拉斐尔认为不必要求得那样严格，画得分毫不差，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貌似。他要把人画得象人，而又有些地方超人。他要把美本身画得更美。
反之，大卫和他的学生们，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而且是著名的解剖学家。他们能够极其真实地再现他们面前的模特儿，但也只是如此，很少把想象的成分渗入其中。他们一丝不苟地按照自然写生，而拉斐尔则追求比自然更美的东西。他们虽然给我们留下了精细入微的肖像画，但拉斐尔能使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窥到神韵。
以上我关于绘画方法所述的一切，也可适用于题材的选择。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所选的伟大题材，一般都超越他们本身或他们所处的时代，井能使他们发挥巨大的想象力。而当代的画家，则经常把自己的天才用于分毫不差地再现他们眼前不断出现的私人生活细节，并只按照自然界到处可见的原物去复制平凡题材的一切方面。
第十二章 为什么美国人既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
我方才说过，在民主时代，艺术制品越来越多，但也越来越不伟大。我应当赶快指出，这方面也有例外。
在民主国家，每个个人都是非常软弱的，但代表众人并统治众人的国家，却是非常强大的。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会象民主国家的公民那样看来渺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象民主国家那样显得强大，任何一个国家的精神都不会象民主国家的精神那样具有广阔的视野。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一想到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力立即缩小；但他们想到国家的时候，想象力便无限扩大。因此，住在小屋子里过惯平凡生活的人，一遇到要营造什么公共建筑物时，总想把它建造得宏伟一些。
美国人已在他们准备建都的地方规划建设一座巨大的城市。这个地方现在的人口还不如法国的蓬图瓦兹多，但按照他们的计划，有一天要达到一百万居民。他们已把方圆10里约以内的树木连根伐光，以给这个拟议中的首都的未来居民创造便利条件。他们还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建起一座供国会使用的宏伟大厦，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国会大厦。
美国的各州本身每天也在筹建或正在建设一些巨大的项目，其工程之大，连一些欧洲大国的工程师也叹为观止。
因此，民主制度不但引导人们去生产无数微不足道的制品，而且也促使他们去兴建少数非常宏伟的建筑物。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却是一片空白。因此，散见于各地的几座巨大建筑物，还不能显示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制度。
我再说一句看来有点离题的话：这样的建筑物也不能使人更好地理解这个民族的伟大、文明和真正繁荣。
在任何情况下，凡是二个政权，都能驱使全民去专门建设一项工程。即使科学水平不高，而且要用很多时间，它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搞某种宏伟的事业。但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断定这个民族是最幸福、最文明的，甚至是最强大的。西班牙人当年到达墨西哥城时，那里到处有宏伟的庙字和巨大的官殿。但这并没有阻止西班牙只靠600名步兵和16匹马，就征服了墨西哥帝国。
假如罗马人稍微懂得一些水力学原理，就不会在今已变成废墟的城市的周围构筑那么多水道，而会更好地去利用他们的人力和物力。假如他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也许就不会修筑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长长的石头大道，即所谓的“罗马道路”。
这些现已只供后人凭吊的宏伟工程，既在证明罗马人的无知，又在证明他们的伟大。
一个除了在地下敷设儿条韶管和在地上架起几座铁架之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宏伟工程的民族，也许比罗马人更能成为征服自然的主人。
第十三章 民主时代文学的特征
走进美国的书店，看一看书架上摆着的美国出版的图书，使你觉得书籍的数量倒是很多，但知名作家的人数却少得可怜。
你首先会看到一大堆介绍人们的基本知识的初级读物，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先在欧洲出版，后由美国人翻印而出售的。其次，是多得几乎无法计算的宗教书籍，比如，圣经、布道集、醒世故事集、教义辩论书和慈善团体报告等。最后，是数量也不少的政治小册子。在美国，各党各派并不出版互相论战的专门著作，但却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印发小册子，而出版以后当天就被人们遗忘了。
在这么一大堆乌七八糟的人类精神产品当中，偶而也会见到少数几个为欧洲所知道的或值得称为名家的作者的杰作。
尽管在当代的文明国家当中，美国可能是最不关心文学的国家，但那里也有很多人注意精神方面的事物。他们虽非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至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其上了。不过，这些人需要的书籍，大部分靠英国供应。英国的一些重要著作，几乎全都被美国翻印。大不列颠的文学天才，还把他们的光辉射入到新大陆森林的深处。拓荒者的小木屋里，几乎都有几本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得，我第一次阅读史剧《亨利五世》，就是在一间用圆木构筑的小房子里。
美国人不仅每天都从英国的文学宝藏中汲取精华，而且使我们可以确认他们还在自己的国上上发展了英国文学。在美国从事文学创造的人数不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原来就是英国人，并在表现手法上也往往是英国式的。因此，他们把奉为楷模的贵族制国家流行的文学思潮和风格，也移入自己的民主制度里来。他们借用外来的情调来渲染自己的作品，因而几乎无法再现自己所在国土的现实，以致很少受到人们的欢迎。
美国的公民本身也认为他们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他们而写的，通常只是在他们的某一作家在英国有了名声以后，才开始高度评价这位作家。这就象迫使画的原作者放弃判断自己作品真伪的权利。
因此，严格说来，美国的居民还没有文学。在我看来，称得上美国作家的，只有新闻记者而已。这些人虽然够不上大作家，但他们说的是美国人民的语言，而且说出来的话是给美国人民听的。至于其余的一切作家，我都把他们看成是外国人。美国人对这类作家的看法，跟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模仿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家的看法一样，只对他们表示不可思议，而没有引起普遍的共鸣。这些作家虽然快慰了人的精神，但没有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我已经说过，这种情况决不能只归因于民主，还要到与民主无关的某些独特的环境条件中去找原因。
假如处于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下的美国人是另有来源，并被移居到另一个国土，则我毫不怀疑，他们也将会有自己的文学。他们目前虽然如此，但我仍然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产生自己的文学。不过，这种文学在性质上将与当代美国书刊所表现的不同，而要具有自己的特点。预先给这个特点画出一个轮廓，并不是不可能的。
假如有一个文学繁荣的贵族制国家的智力劳动跟政务工作一样，全被一个统治阶级所掌握；它的文学活动跟政治活动一样，也几乎全被集中于这个阶级或与它最密切的儿个阶级之手。这样，我就足以得到解决其余一切问题的钥匙。
当少数几个人，而且总是这几个人，同时进行同样的工作的时候，容易彼此了解，共同定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如果这几人所从事的是文学，则这种精神劳动不久就会被他们置于一些明确规定的守则之下，谁也不得违背。
如果这些人在国内占有世袭的地位，那未，他们自然要不仅为自己定出一定数量的固定规则，而且要遵守祖先给他们留下的规章。他们的规章制度既是严格的，又是世世代代相传的。
由于他们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劳，实际上也未曾为此操劳，而且他们的祖辈更是如此，所以他们能够一连几辈人都专注于精神劳动。他们向来理解文艺，他们始终为文艺而爱文艺，并看到自己适于文艺工作而感到博闻强识的快慰。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人从出生到死亡，始终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所以他们自然要从享乐中精选最好的享乐，爱好精美和高雅的消遣。
此外，在这种长期而平安无事地享用荣华富贵当中不断形成的某种温和精神与心理，又使他们不大爱好过于突然和过于激烈的享乐。他们要的是安乐，而不是激动。他们愿意从享乐中生趣，但不会被享乐引致发狂。
假如你现在设想我方才所说的这些人写了或他人为这些人写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你就不难发现这种文学都是按照一个调子写成的，而且不敢逾越前人的规范。即使其中的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也要在最小的细节上努力着笔润色。这种文学在一切方面都要显示作者的技巧和功力。它的每种体裁都有其不得随便逾越的独特章法，而且不能与其他体裁混合。
在这种文学中，文体被认为与思想几乎同样重要，形式被认为与内容几乎同样重要，而笔调则必须洗练、文雅和高洁。写作的态度永远是绅士派头，极少有轻狂的表现。作家所追求的，主要是完美，而不是丰产。
文艺界的人士完全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并且只是为了自己人而写作，所以有时完全忘掉外界的一切，而陷入过分考究和甚至荒谬的泥潭。他们圃于只有他们自己使用的烦琐的写作规则，因而不知不觉有违人们的常识，最后导致他们脱离现实。
他们力避使用通俗的语言，而去使用那种跟人民群众所用的美丽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惯用语。
这一切便是贵族制社会为文学的发展自设的障碍。
凡是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离的贵族，都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把图翻过来，看一看背面。
也就是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民主社会。这个社会，无论是它的古老传统，还是它的现代文明，都使人感到可以获得精神方面的享乐。在这里，各个等级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知识和权利均已无限分割，而让我说的话，我敢说已经分散到各个角落。
在这里，五行八作，三教丸流，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这批爱好精神享乐的新人物，并没有受过同等的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等；他们不但与父辈或祖辈不同，而且他们本身也时时刻刻在变化，因为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在不断变动。
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在精神上并没有被传统和共同习惯联系起来，而且他们向来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愿望和时间。
而作家就是从这群其貌不扬和容易激动的人们当中产生的，并且是依靠这些人而发迹和成名的。
我不必下工夫研究就可以知道，情况既然如此，要想在这样的民族的文学当中去找贵族时代的读者和作者都一致承认的那些严格规则，即使是其中的少数几个，也是枉然。这样的民族即使在某一时期同意采用这些规则当中的某几个，这也不能证明以后仍会如此，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每一代新人形同一个新的民族。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使文学服从狭隘的规章，而且这样的规章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
在民主制度下，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受过文学教育，而且搞所谓纯文学的人，也大部分兼搞政治或从事其他职业，只是偶尔抽暇去体验精神上的享乐。因此，他们从未把这种享乐视为生活中的主要妙趣，而看成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的和必要的排遣。这样的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决不会深刻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他们体会不出文笔的微妙差别。他们用于写作的时间很少，所以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写作时间。他们喜欢价钱便宜、很快可以读完和浅近易懂的书籍。他们所要求的美，是使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新鲜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于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使人立即可以冲动起来的感情，是使人惊异的妙笔，是真伪明显、立即感动他们和好像有一服力量在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情节。
我还需要赘述吗？我不用解释，谁都可以知道我以下将要说些什么。
总之，民主时代的文学，不象贵族时代文学那样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而它一般又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它的文体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冗长而罗唆的，但又几乎总是热情奔放的。它的作者们只求快速，而不愿意细腻描写。短小作品多于巨幅长篇，凭才气而不靠实学，富于想像而缺乏深度。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大得惊人。作家们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使人感到美的享受，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打算走另一条道路的作家，而如果他们才华横溢，还会不管作品好坏而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样的例外毕竟是不多的，而且从作品的总体来看是脱离了常轨的这些作家，在细节方面又总是要回到常轨上去的。
以上，我谈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但是，任何民族都不能立即由第一个极端转入第二个极端，而只能经过无数的阶段逐渐地过渡。在引导一个尚文的民族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移的过程中。几乎总是要经过一段使民主的民族的文学天才与贵族的民族的文学天才相遇和两者一致表示愿意去共同影响人的精神的时间。
这段时间虽然是过渡性的，但会大放异采：作品丰产而不滥竽充数，活动积极而不素乱。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就是如此。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永远取决于它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我知道，除了这两个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使文学作品产生某种特点的原因。但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了解前者，才会完全弄清后者。
第十四章 关于文学的商业性
民主制度不仅使实业阶级染上了文学爱好，而且把商业精神引进了文学界。
在贵族制度下，读者吹毛求疵，人数不多；而在民主制度下，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但读者的人数众多。因此，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决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需要人们的钦佩，而只要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可以了。
由于读者越来越多和需要日新月异，所以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也能畅销。
在民主时代，读者大众对待作家的态度，一般说来就象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读者大众使作家发了财，但看不起他们。试问：对待出生于宫庭或蒙宠而在宫庭里生活的御用文人，除了如此还应当如何呢？
民主国家的文学界，总有这样的一批视文学为商业的作家，而且那里出现的某些大作家，其个人的作用可以胜过几千名思想小贩。
第十五章 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学特别有用
一些古代的最民主的共和国所说的人民，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不是一个含义。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余的人全是奴隶，他们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
因此，尽管雅典人实行普选制度，但他们的城邦仍然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只有全体贵族才有平等的参政权。
对古罗马的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斗争，也要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实际上，古罗马的庶民也属于贵族阶级，井具有贵族阶级的精神。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古代，书籍是很少的，而且价格昂贵，不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有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便使对文学的爱好和享用集中于少数一些人身上，在一个大的贵族政治集团中形成一个小的贵族文学集团。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把写作视为一种实业。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民，不仅是他们国家的贵族，而且还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民族，所以他们必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有贵族时代的文学所特有的缺点和优点。
实际上，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传世的古代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们的作者虽然在体裁上有时变化不大，在思想上有时不够大胆、活跃和概括，但在情节的描写上却有令人佩服的技巧和匠心。他们的作品没有匆忙或随意下笔的痕迹，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行家看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纯美的追求。后来的任何文学都没有象古代文学这样突出地表现出这些特点，而民主时代的作家也自然不会有这些特点。因此，在民主时代如不很好地研究古代文学。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这种研究比任何研究都更能克服民主时代内在的文学缺点。至于文学的自然特点，则完全是自然产生的，用不着学就可以得到。
这是必须认识清楚的。
这项研究可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有用，而对它的社会和政治需要则不会有补。
在每个人都习惯于依靠暴力去增加或维护自己的财富的社会里，如果坚持只对人民进行纯文学的教育方针，则将造就出非常文雅但又非常危险的公民，因为社会和政治情况在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无法满足的。于是，他们将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义扰乱国家，使国家不能在实业方面得到发展。
显而易见，在民主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全均要求对大多数人首先进行科学、商业和工业教育，其次才进行文学教育。
各级学校都不应当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对那些由于出身或命运而注定要学习文学或对文学感到兴趣的人，也应开设一些傻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古代文学或将精力完全投入古代文学的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办几所好的大学胜于一大批坏的专科学校，因为在后者到得的质量不高的肤浅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的必要深造。
在民主国家里，凡想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必须经常从古代作品中汲取营养。这是非常有益的办法。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古代的作品都是没有缺点的。我只是认为古代的作品有一些可以有效地抵消我们所特有的缺点的特殊优点。古代的作品可把我们从歧途引上正路。
第十六章 美国的民主怎样改变了英语
如果读者已经完全了解我上面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那就不难明白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可能对作为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的语言本身发生哪些影响。
其实，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生活在英国的环境下，而没有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他们在不断研究英国作家的作品，并且天天以英国的作家为楷模。但是，人民本身并非如此，因为只能对美国发生作用的那些独特原因，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在变成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注意口说语言，而不必注意书面语言。
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些使我望尘莫及的能够立即辨别出语言的这种细微差别的人，都一再叫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上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有显著的差别。
伦们不但指责美国人使用大量的新词（英美两国的差异和相距遥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且说这些新词主要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借用来的。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义而加以使用。他们最后说，美国的居民常在说话当中加进一些使你莫名其妙的词语，有时把在他们的母国中不能混用的词当作同义词使用。
一些值得我相信的人多次向我说的这些话，促使我本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根据理论所得的思考结论，同他们根据实际所得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
在贵族制社会，语言同一切事物一样，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社会创造的新词不多，因为它的新事物不多。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附会。
即使贵族制社会的人的精神终于自己振奋起来，或被外部射进的光芒刺醒，它所创造的新词也要具有一种学究气、辞藻色和哲学味，以表明它决非来自民主社会。君士但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移向西方之后，法语当中立即出现一些全部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的新词。于是，在法国出现了流行新词的风气，但使用新词的都是有教养阶级，而且流行的效果并不显著，只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及于人民群众。
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先后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只是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600多个新词，这些新词几乎全部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
反之，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连续运动，则不断使其语言和事物改变面貌。在这种万事都在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相继出现，而一些旧的观念则逐渐消失，或消失之后又复现，但更多的是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
因此，常常是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要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本身就喜欢变动。这种情况既见于语言，又见于政治。因此，民主国家即使无须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民主国家人民的天才，不仅表现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而且表现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性质上面。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法律均由多数制定，而语言方面的规则也自然要由多数规定。多数的意志，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研究学问的人，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甚于重视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些方面的语言将来还要不断发展，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逐渐被抛弃。
至于民主国家的新词的来源和创造方法，都是不难解答的。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对于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一无风知。他们不必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即使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又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不是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因此，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有时反而表现出录大的无知。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的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以为，职业越是低下，表明自己越无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则可以显示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funambale来称谓自己。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死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可以随时到现在活着的语言中去惜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不断往来，并在日益增加的互相接触中彼此随时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将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普通话。许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是对流行已久的用语赋予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对语言带来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这样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使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稍微离开原意，随后就这样修改词义，以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目的。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由于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无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该词的义意，而使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不止一个解释，而好像有一大堆解释，让读者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这是民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充满中国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法语的单词词义混淆不清。谐声和押韵，只是语言的次要美。在这类问题方面，一般部有许多规定，但可不必严格遵守。如果没有明确的词义，则不会是好的语言。
平等也必然使语言发生一些变化。
在贵族时代，各个民族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所以几个本来是同源的民族，却往往彼此视为外人，以致不能再团结一致。最后，它们的语言也不再相同了。
在这样的时代，每个民族的内部又分为若干阶级，各个阶级之间很少往来和混合。各个阶级都养成并固定自己所特有的智力活动习惯，选用一定数量的单词和用语象遗产那样代代相传下去。因此，在同一通行的语言当中，叉有穷人用语和富人用语、文人用语和通俗用语。阶级之间的界限越深，阶级之间的壁垒就越严。在语言方面，也必然如此。我敢断言，在印度的不同种姓之间，语言的差异大得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接触者的语言同婆罗门的语言差异大得同他们之间的服装差异几乎相当。
反之，当人们不再受等级的限制，而可以不断相见和交往时，即在种姓制度消灭和阶级界限取消而人们混合为一体时，语言的一切词汇便可以通用了。凡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采用的词汇，必然被淘汰；而保存下来的词汇，则形成公用的词汇总藏，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从中选取自己使用的词汇。使欧洲出现几种通行语的一切方言，几乎都将明显地趋于式微。在新大陆上，已经没有方言土语。旧大陆上的方言土语，也将日趋消失。
社会情况的这种变化，不但影响了语言，而且影响了文体。
这样，所有的人不仅都要使用同样的词汇，而且都要对每个单词有同样的理解。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将几乎全部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野和文雅之别。各行各业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将使用大家共同的语言和词汇。词的来源同人的出身一样，将完全被人们忘记。语言的浑成一体，将同社会的浑成一体同样出现。
我知道，词的好坏之别，并不取决于社会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另外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必定来源于事物的同一性。有些词语和句子之所以粗野，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意思实在低级下流；而另些词语和句子之所以文雅，是因为它们所描写的对象具有高尚的品质。
在等级之间的界限日趋消失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取消这种差异。但是，平等却不能不破除思想方式方面的那些纯属任意和硬性规定的东西。我甚至认为民主国家将永远不会象其他国家那样重视我在上面所说的词必然有好坏之别，因为在民主国家，没有人能在教育、知识和时间方面使自己长期去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通过自己考察这些规律而使它们受到重视。
我不想不讲民主国家的语言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不同特点，而就此停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民主国家的人民爱好而且往往是热爱一般观念。这既来自他们固有的优点，又来自他们固有的缺点。对一般观念的这种爱好，通过长期使用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和观念，而表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上面。这既是民主国家语言的一大优点，又是它的一大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热爱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是因为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提高思想，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并有助于智力活动。
一个民主的作家，只喜欢用“才干”一词抽象他说明有才能的人，而不深入到这种才干的具体应用细节。他会用“现实”一词一笔带过目前发生的一切，用“偶然性”一词去解释世界上在他说话当时可能出现的一切。
民主的作家在不断创造这类抽象名词，或者使语言中的抽象名词的含义越来越抽象。
此外，为了写作简洁，他们还把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人格化，使它好像是一个真人在活动。比如，他们说：物力喜欢人才支配它。
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这个想法，是再好没有了：
我往往从“平等”一词的绝对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我也在许多地方把“平等”一词人格化。比如，我有时说平等可使某事如何，有时又说平等不会使某事如何：我们可以断言，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决不会说这样的话。由于他们没有亲身享用过平等，所以他们的头脑里也不会想到享用平等。与其说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不如说他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平等。
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这类抽象名词比比皆是，而且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不必跟特定的事实联系起来，所以它们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使思想模糊不清了。它们虽然使语言的表达简洁了，但却使含意不明确了。然而，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说，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喜欢模糊不清，而不愿意下功夫推敲。
我不知道这种模糊的语言对于用它讲话和写作的民主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具有某种隐秘的吸引力。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由于经常要靠个人的智力活动能力进行判断，所以他们的活动总是处于迟疑状态。而且，由于他们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他们的财产没有变动，他们的思想也不会永远停止于一点。
因此，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几乎总有一种犹疑不定的思想，并需要用泛泛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思想。既然他们无法知道今天表达的思想能否适合明天遇到的新情况，所以自然要爱好抽象的词句。抽象的名词犹如一个两层底的箱子，你愿意往里放什么观念就放什么观念，而把它取出来时又能不让别人发觉。
笼统的和抽象的词语，本是一切民族语言的基础。因此，我并不认为只有民主国家的语言才有这种词语。我只是说，在民主时代，人们特别喜好创造这类词语，经常孤立地使用最抽象的词义，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拿来使用，即使在没有必要使用抽象的字眼来交谈时，也还是照样使用。
第十七章 论民主国家的诗的某些源泉
人们对诗一词下过若干意义非常不同的定义。如对这些不同的定义逐一进行讲解，然后从中选一个最好的定义，那只能使读者厌倦。因此，我宁愿开章明义，立即解释我所选择的定义。
在我看来，诗是对理想的探索和描绘。
凡是在描写的过程中以剔除一部分现实的东西，加进一些想象的成分，融入若干并非巧夺天工的真实存在的手法而壮丽自然的人，都是诗人。因此，诗的目的并不于再现真实，而在于美化真实和为人的精神提供一个最优美的形象。
我认为，韵文虽是语言的理想美，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文只有韵还不能称其为诗。
我要探讨的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的行动、感情和观念中，有哪些可以和应当成为理想的想象对象，也就是说，有哪些可被视为诗的自然源泉。
首先应当承认，民主国家人民对于理想的爱好和从玩味理想当中得到的快慰，决不象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深刻和广泛。
在贵族制国家，肉体的活动有时好像是出于自然，而精神的活动则离不开恬静。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本身，经常有诗的爱好；他们的意境往往比四周的一切高远。
但在民主国家，喜欢物质上的享乐，希望改善处境，彼此进行竞争，热望马到成功等心理，就象一根根锥于在刺激人们每迈一步都要面向自己所抱定的事业，而且不准他们须臾离开这一事业。人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到这方面了。想象力并未消灭，但它所能想象出来的东西几乎全是实用的东西，而它所能再现的东西则几乎全是现实的东西。
平等不仅使人们轻视理想的描写，而且也缩小应当刻划的这类对象的范围。
贵族制度在维护静止的社会的过程中，既有助于正统宗教的安定和持久，又有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
它不仅能使人的精神坚信一种信仰，而且会使人的精神接受一种信仰之后不皈依另一种信仰。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总是愿意在神和人之间设置一些中间权力。
可以说贵族制度也由此表明它非常有利诗的创作。当宇宙间的一切都是感官无法感知，而只有精神才能发现的超自然存在时，想象力可以自由翱翔，诗人描写的对象将会数以千计，而能够欣赏诗人创作的读者则会无法计算。
反之，在民主时代，人们在信仰上有时象在法律上一样犹豫不定。这样，怀疑又把诗人的想象力引回到眼前世界，将诗人封闭在可见的现实世界。
平等虽然动摇不了宗教，但能使宗教简化，使信徒的注意力从次要的崇拜对象离开，而主要去崇拜最高的上帝。
贵族制度自然要把人的精神引向沉思过去，并把它固定于这种沉思之中。民主制度与此相反，它使人对古的东西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就这一点而言，贵族制度远比民主制度有利于诗的创作，因为一种事物越古远，通常也越使人觉得壮丽和宏伟，并在这种思古的幽情的影响下，使它更适于成为描写理想的对象。
平等剥夺了诗描写过去的权利之后，又抢走了它描写一部分现在的权利。
在贵族制国家里，总有一定数量的享有特权的个人，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是处于一般人之上和之外的。权势、财富、荣誉、智慧、文雅和高尚，总之，一切好的东西，都好像属于他们专有似的。群众无法走近他们身边观察他们，或者说无法详细观察他们，而对这些人进行富有诗意的描写却是不用费力的。
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也有一些无知而温顺的人。这些人由于本身过于粗野和悲惨，也被纳入的诗的创造对象；这种情形，同另一些人由于本身文雅和高尚而被纳入诗的创造对象一样。此外，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是彼此隔离和互不了解的，所以想象力在再现他们的时候，总是要加进或放弃一些东西，即不是夸大实际情况，就是缩小实际情况。
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非常平凡，彼此都极为相似，所以每个人只要看一看自己，就立即可以知道他人的情况。因此，生活在民主社会的诗人，决不能专拿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一个平凡的而且又是明摆在众人面前的对象，是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的。
因此，平等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就使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干涸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平等是怎样开发诗的新源泉的。
当怀疑使人不再向往天堂，平等的发展使人越来越相似和越来越渺小的时候，由于诗人尚未想象出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同贵族制度一起消逝的大题材，所以诗人就把目光转向没有生命的自然界。在诗人的眼睛里已经没有英雄和诸神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去描写山川。
于是，在上一世纪，便诞生了被人们特称为“山水诗”的诗。
有些人认为，这种描写大地上的有形而无生命的物体的诗，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诗只代表一个过渡时期；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民主必使想象力从身外之物转向人本身，最后使想象力专注于人。
民主国家的人民可能出于一时的高兴而向往自然，但他们真正向往的却是认识自己。民主国家的人民只能从这方面去发掘诗的自然源泉，所以我敢说，凡是不想发掘这个源泉的诗人，就打动不了他试图感动的那些人的心灵，而这些人看到他的大作之后，只能是无动于衷。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类希望进步和无限完善的思想，是民主时代所固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决不留恋既往，而愿意梦想未来。他们一想到未来，想象力便驰骋起来而不可遏止，并逐渐扩大和升高。
这便给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使诗人扩大了他的视野。民主为诗关闭了面向过去的大门，同时为诗敞开了指向未来的坦途。
由于民主社会的公民彼此大致是平等的和相同的，所以诗不会去专门描写其中的某个人，但民族本身却可以人诗。个人的彼此相似，使某一个人不宜单独入诗，但容许诗人把所有的个人合成为一个同一的形象，对整个民族进行描绘。民主的民族对于本身的容貌，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这个伟大的容貌则为理想的塑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我可以同意美国没有诗人的说法，但我不能接受美国人没有诗的意境的论断。
欧洲人大谈美国是一片荒凉，而美国人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无生命的大自然的奇观，并未打动他们；他们周围的森林，可以说直到被伐光以后，才使他们感到其壮丽。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另一个景色吸引去了。当时，美国人只是一心要横越这片荒野：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排干沼泽、修整河道、开垦荒地和克服自然困难。他们自身绘出的这幅壮丽的图景，不仅逐渐地进入美国人的想象，而且可以说印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上，并成为引导他们智力活动前进的旗帜。
在美国，人们的生活最渺小、最枯燥、最乏味，总之，最没有诗意，无以引发人们的想象力。但在指引生活前进的思想中，却永远有一种充满诗意的意念，这种意念就象潜藏在体内的支配其余一切活动的神经。
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同其余的民族或个人隔离。
在民主时代，人们的积极好动和强烈愿望，使他们不断地改变其住所，而不同地方的居民，便由此杂居相处、彼此交往和取长补短。不仅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是如此，而且不同的民族也在同化。结果，乍一看来，这些在各个方面都一致的人，好像形成了一个每个公民在其中都庐如同一民族的民主大集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类的本来面貌显示出来。
凡是与全人类的生存、演变和未来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诗的最丰沛的源泉。
生活在贵族时代的诗人，在取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人的事迹的创作中描写得令人叹为观止，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曾把人类的命运列为其创作题材；而在民主时代写作的诗人，却可能进行这种尝试。
在每个人都能放眼世界而开始认识人类本身的时代，神也能越来越充分地、全面地将其威严反映在人的精神当中。
如果说在民主时代人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时常动摇，对他们随便定名的一些居间权威的信任已趋消失；那未，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对于神意本身的认识却会日益广泛和深刻，而且在他们看来人神意对人世的干预将会日益扩大。
由于他们把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也容易相信人类的命运是受同一个神意支配的，并能从每个人的行动上看到神经常用来指导人类的总计划的影响。
这样的认识，还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为诗开辟的一个十分丰沛的源泉。
如果民主时代的诗人试图赋予神鬼和大使以肉体，并把他们从天上拉到地上来看他们斗法，那未，这种诗人必然显得平凡无力。
反之，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所要描写的重大事件同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不把至高无上的主的手显示出来叫人看，而只揭示神的思想，那未，他们定将受到赞扬和得到共鸣，因为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想象力也是顺着这条道路发展的。
我们也可以料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所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激情和思想，而不是人物本身和他们的行动。
民主时代的人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不能激发人们对理想的向往。这些东西本身就没有诗意，而且不能入诗，因为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熟悉。这就迫使诗人不断地深入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到里面去找灵魂。最能进入自己灵魂深处的人，也最能塑造理想。
我不必遍历天上和地下去寻找充满冲突，即兼有伟大和渺小，黑暗和光明并存，而又能立即使人产生怜悯、赞美、轻视或恐怖之心的动人题材。我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就会发现人从“无”中生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消失而口到上帝的怀抱。人生在世，从出生到死亡，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人如果浑浑噩噩，对自己无所认识，那他永远不会有诗意，因为他描写不出自己没法想象的东西。而如果他对自己认识得过于透彻，他的想象力又会没有用武之地，不能给他的描述增添任何东西。好在，人是既有聪明的一面，又有糊涂的一面的生物：聪明的上面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而糊涂的一面又使他能够容忍其余方面处于莫测的黑暗之中，让他永远在这个黑暗当中摸索，但又永远搞不清其余方面。
因此，不必指望民主国家的诗会以传奇引人入胜，会用传统和古代传闻为养料，会使读者和作者本人都不再相信的超自然存在再现于世界，更不会把本身就能使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善与恶人格化。这一切都不是诗人的取材源泉。但是，人仍然存在，而且对于诗来说，只是人就足供它取材了。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然和神的面前的不管什么时代和国度的人，以及这种人的激情、疑虑、罕见的得志和难以想象的悲惨，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诗的主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走向民主以来出现的那些伟大诗人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此言之不谬。
当代的作家在维妙维肖地刻画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等人的形象时，并没有力求描绘个人的行为，而是试图光大依然深藏在人心中的某些方面。
这就是民主时代的诗。
因此，平等并未破坏诗的所有题材，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泛了。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和演说家总爱夸张
我经常看到，美国人平时说话时极为简单明了，不如任何修饰，而且率直到近乎粗俗，但他们一要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立即夸大其词。因此，一篇讲稿从头到尾都是华丽的词藻，而当你听到他们如此渲染其一切想象时，你会以为他们说话从来不会是率直的。
英国人很少有这种毛病。
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与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视野，往远看，就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庞大形象或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明确，就是非常一般和非常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有空档。
当他们的视野扩大，离开一己的小圈子时，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向他们提供某些奇异的事物供他们考察，也只是以此为代价，他们才同意暂时不考虑那些激励和鼓舞其生活的微小而琐碎的事物。
我认为，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一般说来只注意一己的小事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进行那样广泛的观察和那样夸张的描写。
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家本身也有这种夸张的本性，所以自然乐干遵命。于是，作家们不断地使其想象力膨胀，甚至膨胀过度，以致因为言过失实，夸饰伟大，而往往使伟大失真。
诗人们希望以这种方法立即吸引广大读者的视线，并顺利地使读者的视线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希望往往能够实现，因为读者只要求诗能够写得海阔天空，既没有时间去精确研究诗中所写的是否符合实际，又无足够的欣赏能力去轻而易举地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实际。结果，作家害了读者，读者也害了作家。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民主国家的诗的源泉是很好的，只是不够丰沛。源泉不久即将被人吸干。诗人们由于不能再从真和实中找到塑造理想的素材，所以完全离开真和实，而创造出一些怪诞的东西。
我既不怕民主国家的诗羞于表现，又不怕它太近于人世。我所担心的，是它每时每刻都有堕入五里雾中的危险，并会由于描写纯想象的国土而寿终正寝。我害怕民主国家诗人的作品满篇都是空洞的和互不相关的说教，充斥华丽的词藻和怪诞的描写。我也害怕这些诗人的奇谈怪论，有时会对不起现实世界。
第十九章 略论民主国家的戏剧
当改变了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革命开始及于文艺界的时候，首先受到影响的一般是戏剧，而且戏剧所受的影响总是显而易见的。
戏剧的观众，差不多都是情不自禁地随着演出而感情起伏。他们在观剧的过程中既无时间仔细玩味剧情，又无时间同比自己高明的人讨论剧情。他们对自己身上开始产生的新的文学兴趣，根本不想加以压抑。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这种新兴趣之前，便先向它低头了。
作家们很快就会发现大众的爱好在暗暗地倾向于何方。于是，他们也暗暗地使自己的作品转向那一方，而他们所写的剧本，在通过上演来预示革命行将来临之前，就已起了推动革命的作用。如果你想预测一个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文学发展，你就研究研究它的戏剧好了。
不仅如此，剧本也是贵族制国家文学中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部分。在所有的文艺享乐中，观剧是最容易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享乐。不必经过准备或研究，人们就可以欣赏戏剧。不管你持有什么偏见，不管你如何无知，戏剧都可以把你紧紧抓住。当一种还是雅俗参半的精神享乐的爱好开始在一群公民中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把他们推向剧院。经常进入贵族制国家剧院的观众，都不属于贵族阶级。在贵族制国家，能使上层阶级与中下层阶级接触，并觉得即使不听取中下层阶级的意见也得容许他们发表意见的场所，只有剧院。而使博学之士和有教养的人总是难于防止群众的爱好追随自己的爱好，难于防止自己也被群众的爱好所吸引的地方，也正是剧院。因此，上层阶级往往在剧院里订包厢。
既然贵族阶级都无力阻止人民群众进入剧院，那末，我们就不难知道，一旦民主的原则被法律和民情所承认，所有的等级混为一体，大家在智力和财产上都互相接近，上层阶级连同它的世袭财产、权势、传统和安逸生活不复存在，人民群众就必然在剧院中占居统治地位。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将首先表现在戏剧方面；而且我们可以预言，这种爱好和本性，将十分有力地浸入戏剧。贵族制度对于文艺写作订立的清规戒律，将逐步地、分阶段地改变，即可以说是通过合法的手续来改变，而它对于戏剧订立的清规戒律，则将由人民大张旗鼓地推翻。
戏剧可把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明显地反映出来。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才学并不十分重视，根本没有把罗马和希腊的光辉过去放在眼里，只欢迎作家讲他们自己，即要求作家只描述现在。
因此，如果古代的英雄和故事经常出现于舞台，而人们又有十分忠实于古代传统的表现，就足以断言民主的阶级尚未对戏剧发生支配作用。
拉辛在其《布里塔尼居斯》的序言中，对他把儒尼叶作为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一名贞女来进行艺术加工一事，进行了十分谦逊的辩解。他根据格利乌斯的记述说：“那里决不收不满6岁和超过10岁的女孩。”我相信，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剧本，决不会为这样的错误自咎和辩解。
这个事实不仅使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情况，而且能使我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民主戏剧的存在，决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之下，因为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即使在贵族制度下，人民的民主爱好也会影响舞台。但是，当贵族的精神完全控制戏剧时，则必然证明整个社会是贵族制度的；而且可以大胆断言，那个领导着作家的有学识和有教养的阶级，也对公民和政务发号施令。
当贵族控制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时，他们几乎总是从自己的文雅爱好和高傲气质出发去判断人的本性。他们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最感兴趣，并喜欢这样的人物出现于舞台。他们认为，一定的善最值得再现于戏剧，甚至一定的恶也值得如此。至于其余的一切，他们都觉得不屑一顾。他们进入剧院，也象到其他地方一样，只愿意同大领主们交谈，在演出当中看到王公们的悲欢离合才有所感动。对于剧文的体裁，他们也持这种态度。他们随意给剧作家规定某些台词，希望一切都合乎他们的腔调。
因此，戏剧经常是只描写人的一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人的本性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和不符合人的本性。
在民主社会里，观众并没有这样的偏爱，也很少有贵族的那种不屑一顾其余的反感。他们喜欢舞台上再现耳闻目睹的人间百态：各种出身的人物，各式各样的感情和思想。因此，民主社会的戏剧比以前更感动人、更通俗易懂和更真实了。
不错，民主社会的剧作家有时也会脱离人的本性，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由于他们过于希望惟妙惟肖地再现当代的小人物、小事和某些人的特点，而忽略了人类的一般特征的描写。
当民主的阶级控制戏剧的时候，无论是戏剧题材的选择，还是对题材的处理，都是任凭剧作家自由决定的。
在民主国家的所有文艺爱好当中，戏剧的爱好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所以在民主国家，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以及演出，都是与日俱增的。作者和观众如此之多，而且又分散在各地，所以要制定同样的办法，让他们服从同样的规则，将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评论戏剧的人太多，他们互不认识，各有自己的观点，要他们作出一致的评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民主制度的实施只是使文学方面的规则和章法普遍松弛了，那未在戏剧方面，可以说民主制度全把这些规则和章法废除，而听凭每个作家和每个观众去各行其事了。
我在前面的一个章里就民主文艺的体裁和技巧所作的论述，也特别适用于戏剧。我们在阅读路易十四时期剧评家对当时的戏剧作品所作的评论时，有些地方使我们感到惊奇。那就是：观众对于情节的真实性特别重视，要求剧中人的举止要合乎他本人的性格，不能作出使人难于理解和无法解释的动作。另外，下述的事实也使我们惊奇：当时人们对于语言的表达形式十分重视，台词上有一点小毛病，剧作家也得受到责难。
看来，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对于在舞台上表现不出来，而在书斋里细读剧本时可以玩味的细节，是过于重视了。要知道，戏剧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演出，而它的主要作用则在于感动观众。但在路易十四时期，戏剧的观众和剧本的读者都是同样一些人，他，看完演出后，便把剧作者请到家里，当面加以评论。
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是到剧院去听戏，而不阅读剧本。坐在剧院里看戏的人，大部分不是去追求精神的享乐，而是去追求感情的刺激。他们不想在看戏的过程中听到美丽的戏词，而只希望戏演得热闹。只要剧作家能够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言，使人人都能听懂，剧中人物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致和共鸣，观众就满足了。观众级道戏完全是虚构，看完戏后，他们马上又回到现实。因此，戏剧的文体并不太重要，因为在演出的过程中你发现不了它是否遵守了这方面的规定。
至于剧情的真实性问题，如果让剧情完全合乎事实，那就往往没有新奇、突然和急转直下可言了。因此，剧作家不以真实性为重，而观众也容许如此。只要你写出的戏能打动观众的心，他们是不会理睬你使用了什么方法的。即使你违背了戏剧的规则，但却感动了观众，观众也不会责难你。
美国人一进剧院，就会把我方才所述的种种特点清晰地表现出来。但是，应当指出，美国人到剧院去看戏的人，至今仍然不多。不错，40多年来，美国的戏剧观众人数和演出次数均大有增加，但人民对于这种娱乐仍然持有审慎的欢迎态度。
造成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我在前面已向读者交待了。但为了引起读者的回忆，我要再补充几句。
创建美国最初几个州的清教徒，不仅反对各种娱乐，而且对戏剧有一种特殊的恐怖感。他们认为戏剧是一种可憎的消遣，所以只要是在请教徒的精神占有支配一切的地位的地方，就不会有戏剧的演出。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给他们后代的精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且，美国人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习惯和死板严肃的民情，至今还在对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动，而男女一谈上恋爱就会不经曲折而容易走上结婚道路的国度，是没有戏剧的题材的。从周一到周六天天忙于赚钱，而周日去礼拜上帝的人，是跟喜剧的女神没有缘的。
只举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戏剧在美国是不太受人欢迎的。
美国的法律承认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却对剧作家实行一种检查制度。不经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不得演出戏剧。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全体人民和个人对戏剧的态度是一致的。全体人民和个人对于他们的主要关心对象无不热心对待，而对于他们不爱好的对象则千方百计不让它们侵入。
在一切文艺当中，只有戏剧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关系最繁杂和最密切。
如果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一场重大的革命使民情和法制发生了变化，则前一个时代的戏剧决不会适于后一个时代。
人们仍可以阅读前一个时代的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但不会观看为前一个时代观众所写的戏剧。过去的剧作家只能靠他们的著作而流芳后世。
某些人的传统爱好，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以及某某演员的天才，可能使贵族时代的戏剧在民主时代上演一段时间和复兴一个时期，但不久以后，便会自消自灭。这不是被人推翻，而是被人抛弃。
第二十章 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都把一切史实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联系起来，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因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以卓越的见识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与他们完全相反。
他们大部分人认为，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不发生影响，而少数公民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这种对立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纵观世界舞台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忽略了其余的一切。由于他们重视某些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想夸大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自然而然要甩某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说明群众的普遍运动。
反之，在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民主社会；谁也不会对群众拥有非常强大的和极其持久的权力。乍一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像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
这种情况，自然会使人的精神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同一方面的一般原理。
我坚信，在民主国家里，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会推迟或加速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但这些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也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不大的，从而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也比在贵族时代困难，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无数的一般事实中摘出某一单独的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地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弄不清和无法满意他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否认这种影响力。我们主张从研究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这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过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这会使他们可以常用冠冕堂皇的大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掩盖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一部分来因于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来因于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特别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很少承认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准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一切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试图描述民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历史学家，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说明大部分问题，并将精力主要用于探索一般原因。但是，他们如果因为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那也是错误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喜欢给每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为它们定出一个系统。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个人的作用上，所以他们对事件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或者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其间有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的危险。
反之，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太重视演员，而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容易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
给我们留下了美丽史诗的古代文学，并没有绘出一个伟大的历史系统；而现代的十分简陋的文学，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系统。看来，古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利用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经常搬用的一般理论。
民主时代的历史著作家，还有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对国家的影响消失时，往往会使人觉得世界虽在运动，但看不见隐藏的原动力。由于极难认识和分析那些对每个公民分别发生作用，而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所以人们只好认为这个运动不是随意的，社会必然无形之中受到一个最高权力的支配。
甚至在终于发现世界上确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个人的意志的时候，这也拯救不了人类的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而且强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难抗拒的。人们一旦服从这个原因，就只好认为不能再抗拒。
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拒绝承认某些公民有能力支配全民的命运，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们有时认为人民受刚直无私的天意的摆布，有时认为人民受盲目的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而与它完全无力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逐次考察每一代人，再由一个年代考察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上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出一条环环相接的大锁链，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放进去，使它们联系起来。
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他们研究了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后，便论证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导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我们在阅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特别是在阅读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如果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醉心的这个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深入到全体公民和控制了舆论，那末，我们可以预言：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这样的学说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特别有危险。当代的人十分怀疑意志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部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仍然承认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应当发扬这个思想，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
第二十一章 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
在贵族制国家，人人互相牵连和彼此依靠，有一种等级制度可使人人各得其所和使每个等级各安其份。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内部。贵族制国家的政党，自然要有一些首脑来领导，而党员对首脑的服从，则出于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本性。他们把大社会里的习惯做法也搬到这个小社会里。
在民主国家，表面上看来是大多数公民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但每个公民却是自行前进，或至少自认为是自行前进。由于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采取行动，所以他们在行动时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对这种自主习惯的爱好，也被带进全国的会议里去。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联合起来去推行相同的计划，至少也要保留以他为主的地位，希望依照他的办法去取得共同的成果。
由此可见，民主国家的政党，除非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是难于容忍受制于人和表示服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脑虽然有权命令政党怎样行动和怎样发表意见，但国家首脑的权威还不能达到使政党闭口不言的地步。
在贵族制国家，各种政治性会议的代表都来自贵族，每个代表本身原来就有很高的和固定的官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显要。这就是使他们不肯在议会中积极讨论议案，也不愿意在议会中热烈争辩一般问题。
在美国，议员通常是依据他在议会中的地位，才能出面做某项工作。因此，他要不断地拼命设法在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
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自己争光，而且也是为自己的选民争光，以及为必须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很少严格地依附于选民，往往被选民们视为是当然的代表，有时还会使选民们完全依附于自己。如果本区的选民不推选他们，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或者，不当议员而脱离公职，还可以照样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议员几乎不可能长期左右选民的思想。不管一个选区有多么小，民主的不稳定性也会使它不断改变面貌。因此，议员必须时时刻刻讨好于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并无绝对的把握。如果选民不再选他，他就马上失去支持，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高得无论远近人人皆知的地步。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条件下，他休想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因此，他必须在其所代表的地区种下使他能够飞黄腾达的善因。他要想指日高升，对人民发号施令，进而影响世界的命运，也得从这个小小的角落开始。
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在考虑问题时把选民置于其所在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这时则把他们的政党置于选民之上，乃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为讨好选民而发表的言论，未必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有利的言论。
一个政党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往往不让身为它的党员的议员谈论它本身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重大政治问题，让他们少谈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而且更经常的是，干脆什么也不谈。缄口不语，是一个平庸的议员能够对国家大事做出的最有益的贡献。
但是，选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
一个地区的人民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政，是因为他们对这位代表的长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人在周围的人越是庸庸碌碌的时候才越是显得高大，所以可以设想，要求于当选代表的能力越高，越是难于找到适任的天才，而如果选出一个庸才当上代表，又得要求他付出与他享有的荣誉地位相称的努力。
一个议员除了是国家的立法者外，还被他所代表的选民视为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每个投票支持他的人，不仅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衷心相信他会以不亚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热忱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选民们早就想好，他们所选的议员应当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能够一有机会就发言；在限制他的发言时间时，也要力争在简短的发言中就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在陈述当中加上本区所抱恕的一些小小不平；在他不能长篇大论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他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再次当选。
这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厚道的人，不想向此道问津了。如果这样的人当上议员，他可以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侃侃而谈，而要他到全是演说家的议员当中去发言，必将把辩论搞得一塌糊涂，使与会人感到厌倦。
凡是使当选的人越来越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但要象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改变他们当上议员后的行动，而且会改变他们的语言。这样的法律既影响国务工作，又影响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一个告退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不事先备好一份讲稿，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述说他为联邦的24个州，特别是为他所代表的地区，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因此，他向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不是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甚至不知所云的大道理，就是使人难于发现和不屑一顾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结果，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往往空空洞洞和杂乱无章，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去接近所指向的目的。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有类似的现象。
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也许能把比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优秀的大批良才吸收到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里去，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到处招摇过市。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病已入膏盲，不可救药，因为这不仅来因于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来因于宪法，甚至还来因于国家的制度。
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看惯了他们的国会的活动，遇到拙劣的发言也不退席，而能耐心听下去。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根除的。
我们以上讲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来谈谈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150多年以来的议事经过，从来没有轰动过国外，发言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最靠近不列颠这个自由大舞台的一些邻国，也向来没有引起过共鸣。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几次小会议的最初辩论，却轰动了整个欧洲。
这不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议会里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最值得佩服和最有力量。因为没有可以派代表为本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增强了思想的作用，加重了发言的分量。
在这里，前例没有太大的作用，特权已不再与一定的财产挂钩，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关连，所以人们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因此，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不管其规模怎样小，都具有一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为辩论涉及到人，而人在世界各处都是一样的。
反之，在一些大贵族制国家，某些重大的问题均根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来处理。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只有有关的阶级，至多还有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引起全球的巨大反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然，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和其他国家的愿意倾听，也起了作用。
我国的演说家在向本国的公民发言时，往往也就是面对全世界的人发言。
第二部分 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
第一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
身份平等所造成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激情，用不着说，当然是对于这种平等本身的热爱。因此，我在这里先把它提出来讨论，自然顺理成章。
任何人都已经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法国，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日益在人们的心中每天都在扩大其地位。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代人对于平等的热爱炽烈于和强大于对于自由的热爱。但是，我还没有见到有人充分地探讨其原因所在。现在，我想对此试作探讨。
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
我们现在假定，所有的公民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而且人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谁都与别人没有差别了，谁也都不能要求享有压制他人的专权了；因为人人都将完全平等，所以人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都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平等。民主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理想的境地。
这是平等可以在地球上采取的最好形式，而其他的许许多多形式，虽不如这种形式完美，但亦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珍惜。
平等可以在市民社会里建立，但不能在政治界推行。人们虽然不能在政府里享有同等的地位，但可以有权在社会上享用同样的享乐，参与同样的行业，到同样的地区居住。一句话，他们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
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些假设。比如，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把两者区分开来。
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于补充一句：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
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制约其他事实的独特事实。那个时代的基本思潮，或由此引起并将人人的感情和思想汇集起来的主要激情，几乎都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这就象一条大河把两岸的小溪汇纳起来一样。
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于人们的面前。它并不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因此，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
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
我们不必追问什么特殊的魅力在促使民主时代的人愿意平等地生活，也不必深究哪些特殊的原因在使他们宁可不要社会提供的其他福利也要抱着平等不放，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喜爱平等甚于其他一切。
但是，除了这项理由以外，还有几项理由在各个时代使人们习惯于爱平等甚于爱自由。
即使一个民族能够亲自将他们内部享有的平等破坏或只是缩小，也要经过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为此，它要改变原有的社会情况，废除原有的法律，放弃原有的观念，改变原有的习惯，改造原有的民情。但是，要想废除政治自由，只要不实行它即可以了。这样，政治自由就可自消自灭。
因此，人们不但因为他们认为平等可贵而维护平等，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平等必定永远长存而依恋平等。
政治自由如果运用得过分，则可危害个人的安全、财产和生命，这是认识能力有限和浅肤得不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会承认的。反之，对于平等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则只有头脑清晰和观察力强的人才能发现，但这些人一般总是避而不谈这种危险。他们知道这种危险只在遥远的将来才能造成灾难，说甚么这是以后几代人应当操心的事，现在的一代人不必杞忧。而自由偶而造成的灾难，则是直接的，谁都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都可能或多或少身受其害。极端的平等造成的灾难，只能慢慢地显示出来，逐渐地侵害社会机体。人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现它，而在它将要为害十分严重的时候，由于习惯成自然，人们还会不以为然了。
自由带来的好处，只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
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受到它的时候，立即知道它的来源。
政治自由可以使人享得最大的慰藉，但不是经常性的，而且只能使某些公民享得。
平等可以每天向每个人提供大量的小小慰藉。平等的美好处时时刻刻都能使人感到，并及于每一个人：高贵的人不能无所感，普通老百姓皆大欢喜。因此，平等造成的激情既是强烈的，又是普遍的。
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人是享受不到政治自由的；而要获得政治自由，就得进行巨大的努力。但是，平等带来的快乐是自动产生的，在私生活的每一小节上都能感到，人只要活着就能尝到。
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任何时候都爱平等，但在某个时期，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地步。在这个时候，摇摇如坠的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经过一次内部的最后决斗，终将被推翻，而使公民隔离开来的障壁也将最后消失。于是，人们将会象获得战利品似地去争取平等，象怕被人抢走的宝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并在人心中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倦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权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如此只顾平等而会使自由从手中丢掉，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说他们看到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只有平等。
上述的一切，是对所有的民主国家而言。下面我要专门谈谈法国。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的所有国家，对于自由的爱好和观念，只是在人们的身份开始趋于平等的时候，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作为这种平等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最致力于拉平自己的臣民等级的，正是那些专制的君主。在这样的国家里，平等先于自由而存在。因此，当自由还是新鲜事物的时候，平等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实。当前者刚刚出现，初见阳光的时候，后者已经创造了自己固有的观念、习惯和法律。因此，当自由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想法和爱好的时候，平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习惯，控制了民情，使生活的每一细小行动都具有了追求平等的倾向。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爱好自由，你不用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去寻找自由，喜爱自由，一失去自由就会感到痛苦。但是，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没有止境，更为持久，难以遏止。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他们可以容受贫困、隶属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
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而在今天尤其是如此。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它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自由，而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它也难于统治下去。
第二章 关于民主国家中的个人主义
我在前面讲过，在平等的时代，每个人是怎样依靠自己确定其信念的。现在，我要说明在这样的时代，每个人是怎样使其一切感情以自己为中心的。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e）是一种新的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利己主义（Egoisme）。
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和过分的爱，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
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
利己主义来自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个人主义与其说来自不良的感情，不如说来自错误的判断。个人主义的根源，既有理性缺欠的一面，又有心地不良的一面。
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是跟世界同样古老的一种恶习，它的出现与社会属于什么形态无涉。
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
在贵族制国家，家庭的情况数百年不变，而且往往一个家庭总在同一地方居住，数世同堂。这种情况，可以说代代相传没有变样。每个人几乎都知道祖先的身世，并对祖先表示尊崇。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亲眼看到曾孙的出世，并对这些后代极为亲爱。他们愿意彼此承担义务，而为已经死去的或为尚未出生的牺牲自己的安乐，也屡见不鲜。
贵族制度还可以产生把每个人同其他多数同胞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效果。
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
在贵族制社会，每个公民都有其固定不变的位置，等级层次分明，所以每个公民都经常意识到在自己之上有一个一定能够庇护他的人，在自己之下又有一个他有义务扶助的人。
因此，生活在贵族时代的人，几乎总是跟本身以外的某些事物有密切的联系，并往往为了这些事物而忘我牺牲。不错，在这样的时代，同胞这个一般观念是不明确的，也没有人想到为全人类的事业去献身。但是，为了某些个人而牺牲自己的事情，却是时常有的。
反之，在民主时代，每个人对全体的义务日益明确，而为某一个人尽忠的事情却比较少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护情谊虽然广泛了，但却稀薄了。
在民主国家，新的家庭不断出现，而另外一些家庭又不断绝户，所有的家庭都处于兴衰无定的状态；时代的联系随时都有断开的危险，前代的事迹逐渐湮没；对于前人，容易遗忘，对于后人，根本就无人去想，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最亲近的人。
但在各个阶级互相接近而融为一体之后，大家便彼此漠不关心，互把对方视为外来人了。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打断了这条锁链，使其环环脱落。
随着身份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便出现了。这些人的财富和权力虽然不足以对其同胞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但他们拥有或保有的知识和财力，却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
因此，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为什么在民主革命完成后比在其他时期强烈
当民主社会在贵族制度的废墟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的彼此孤立和随之而来的利己主义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民主社会不仅有大批早已独立的公民，而且每天还有一些昨天刚刚获得独立并陶醉于新得到的权力的人充实进来。这些新人自负，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今后无须求助别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不难证明他们只知有己。
贵族制度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肯屈服。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各个阶级之间闹得仇深似海。即使在民主获得胜利之后，这种仇恨也不会立即消失，仍可能在继之而来的民主混乱时期兴风作浪。
公民当中的那些原来高高在上的人，不会立刻忘记他们昔日的高贵。他们会长期把自己视为新社会的局外人。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使他们看到的所有的平等人，都是命运未卜而不值得同情的压迫者。他们不去看昔日同他们地位一样的人，也不想根据共同的利益而与这些人的命运挂起钩来。他们个个孤处一隅，认为除了自己以外，用不着去管别人。反之，过去社会地位卑微而现在由于革命而跟众人平等的人，虽然享受了新得来的独立，但内心里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一旦遇到某一位老上司，他们总是投以既表示胜利又表示害怕的目光，随后远远地躲开。
因此，在民主社会初建的时候，公民们往往愿意独善其身，不与别人接触。
民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不是使同胞们彼此接近，而民主革命则使人们互相回避，并把原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仇恨永久保存在新建立的平等的内部。
美国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
第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以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的
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治者的，所以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并且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在人心的所有恶之中，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被治者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请被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他颠倒黑白。把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称为乱民歹徒，把自顾自己的人名为善良公民。
因此，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个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的。
平等使人们并立，不让他们有使他们结合起来的共同联系。专制在人们之间筑起壁垒，把他们隔离开来。平等使人们只顾自己，不去考虑别人。专制使人们把互不关心视为一种公德。
因此，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之物的专制，在民主时代尤其令人可怕。
我们不难看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自由。
当使公民们全部参加国家的治理工作时，他们必然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有时还会放弃自己的观点。
一旦人们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象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
当国家由公众治理时，没有人不会感到公众的相互照顾的好处，谁都要致力于相互照顾，以博得也要同自己一起去治理国家的人们的尊敬和好评。
于是，一些可使人心冷淡和产生隔阂的感情，必然沉于心底而收敛起来。傲慢之心不再流露，轻蔑之意亦不敢现形。利己主义本身也感到恐惧了。
在自由政体下，大部分公职是由选举产生的，所以那些自恃才高志大而将自己封闭于个人生活小圈子里的人，将会终日感到没有周围人的支援是没法生活下去的。
于是，这些人出于一种野心而开始想到他人，而且往往发现忘却自己反而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好处。我知道，有人可能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说什么选举是勾心斗角的，候选人经常使用卑鄙的手段和互相中伤。在选举当中确有敌对的情形，而且选举的次数越多，敌对的程度越强。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大的弊端，但不过是暂时的，而选举带来的好处却是永久的。
希望当选的迫切心情，有时会使某些人采取战斗的姿态，但这种心情也会逐渐使人采取互相支援的立场。即使在一次选举当中两位原来是友的人可能不幸反目，但选举制度本身却能使原来一直互不相识的众多公民长期地接近下去。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而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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