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诸子百家(上册)(套装共7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耀南,黄俊杰,万丽华,兰旭,陈鼓应,蒋丽梅,饶宗颐,王宏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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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诸子百家(上册)(套装共7册)试读：

总目录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墨子

孙子兵法

韩非子论语

目录

出版说明

《论语》导读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名句索引返回总目录《论语》导读

巨著宝典，影响时代；而哲思与伟人，也都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论世然后知人，知其人、知其书，然后知其短长得失。《论语》的研习，也是如此。

一、释“论”“语”

论语，两个“言”旁的字，一本记录言语、反映时代的儒学圣经，活现了孔子“言教”与“身教”，代表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伦理宝典。

读了《论语》所记录的孔子以及门徒高足言行，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所谓：“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第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

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春官·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论语》邢《疏》，以“经纶世务”释“论”，又等于“圆转无穷”的“轮”。依此，有人主张据《说文》二徐本惟载“卢昆”切而读平声。不过，段玉裁说古无平去之别，赵翼《陔余丛考》卷四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常时读了去声，也未为不通了。其实，研习《论语》，主要是在通义理、学为人，所以，语音与字义既都通转，在此也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这本把孔子自说和答问的话，连同附带资料，编纂流传的记录，就称为《论语》。

二、《论语》的时代《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论语》表现孔子。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是开创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世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刘歆《七略》而论“诸子出于王官”，今人虽不尽从，其实也并非凭空设想。由于人性与时代条件，以管理知识为专利，以学术资料为禁脔，自然是当时世袭掌权者（即所谓“贵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争夺战乱而使贵族地位不保，特权崩坏，《庄子·天下篇》所谓“旧法世传之史”的垄断局面无可维持，学术就流入民间，才俊就纷纷兴起了。沦落而有才有德的贵族，传授学术以营生和栽培后继者；不甘贫寒愚昧的平民，奋斗学习以攀升社会阶梯，为了荣身、为了华国、为了救世，他们纷纷努力，薪火相传，于是推进了文化。由于社群处境与个人才性的不同，自然有诸子百家的分别。到秦汉一变自古以来列邦并存而为帝国一统，政治上或强势之合，而文化随而定于一尊；或弱势之分，而思想得以异葩耀采。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盘庚迁都之后，游牧渔猎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方式，西方的周，国虽未大，土地农耕已较先进。灭商之后，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进一步以具体严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国，来安养同姓亲族，酬庸异姓而立大功的臣属，和为数较少的前代帝王之后，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姓异姓各国间杂而居，以利通婚与制约。爵位军力都有规定。仅次于王的公爵尊而极少，以下侯伯子男四等以侯为尚，所以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有事则诸侯勤王，丧德败政，则天王号召各国共讨。国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财赋与武力。贵族最基层的士，则承上级之命以临民为治，若有失职，可遭废黜。广大的庶民，就耕织制作以至简单商业以事贵族，命亦系之。此之谓“封建”。

农耕安土定居，宗族乡里家庭组织亦远较游牧稳固。各国之间以至君臣上下，皆异姓为婚以繁衍后代。君长继承，亦不再兼行“兄终弟及”而一律“父死子继”——而且尽量是嫡长子，以安天命而减纷争。嫡庶长幼，因此必须严格分别。嫡长子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其余则是“小宗”，五世亲尽而迁，另开支派，自为大宗，以后再开若干小宗，这样一路广远地繁衍下去。此后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此之谓“宗法”。“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就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世。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礼记·礼运》篇视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

周康王之后，昭王经略南方不返，可能是被当地人沉舟而谋杀之于江上吧。穆王远游四方，留下不少神话，跟着厉王无道，监谤以压制舆情，结果发生民变而被逐。周召二公共和行政之后，宣王号称中兴，周室威德仍然未足服人，继任者幽王又无道，废申后而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被申侯与犬戎联攻，诸侯不至，于是死于骊山之下，镐京残破，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

这时，列国因兼并而疆域日大、数目渐减，周则直辖王畿相形见绌、成势更堕。其始，郑国勤王有功，庄公初成小霸，即竟与桓王战而射之中肩，已视同诸侯。到楚兴于南，甚至北上而问鼎轻重，有志取代。齐桓公应时而起，用管仲之策，官山府海，以渔盐农矿充裕国力，以尊王攘夷令诸侯，首为盟主以开霸政。死后内乱，国势稍衰，宋襄公欲继之而败。跟着，晋以北方之强，文公北并群狄，东阻秦穆，南败强楚，霸业为春秋之最。其后楚亦败晋而称霸，两强缠斗，互有胜负，众国依违其间，郑的处境尤难，赖有名相子产贤能，内政外交，扬声国际。宋向戎以战频民苦，倡“弭兵”之议，而干戈终不能息。这就是孔子青少年时的世局。到稍后吴越争雄，就已是春秋末期了。《春秋》本当时列国编年史之通称，孔子据鲁史所记编为教本，于是亦成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之称。司马迁《史记·自序》承《淮南子》、董仲舒等说在此期间，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时世之动荡、百姓之痛苦可知。周初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到春秋晚期，大小诸侯减到一百以下。后来再到战国，只剩七雄，事态的必然发展，明显地趋向统一，孟子就清楚肯定地如此说（《孟子·梁惠王上》）。不过，他想不到最后竟然统一于最残暴善战的秦，更无论在他之前百余年、想保持秩序不再坏下去的孔子了！

为时代、为人类而焦心苦虑的人，也不只孔子。卫大夫石劝谏庄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六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六逆”；如果“去顺而放逆，招祸必速”（《左传·隐公二年》）。结果是：“弗听”——不信邪！忠言逆耳、明知故犯的人，为数又岂少呢！

逆而不顺，从个人到国家都必然战争。战争靠臣下出力卖命，自然论功行赏。到赏不胜赏、“尾大不掉”，功高权重势大者控制了财富与人民，臣下就必然由“震主”而“代主”了。春秋与战国之间，震动当时的天下大事：“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实在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在此之前，孔子所深深慨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可说是历史的总结，也是历史的预警。

以当时的鲁国而论，政权实操于“三桓”，亦称“三家”（不是后来分晋的那三家）。鲁桓公除嫡长子继为君主外，又有仲庆父、叔牙、季友三子，下开“仲孙”（又称“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自宣公九年（前六〇〇年）起，轮流为执政之卿，其中季孙一族（简称“季氏”）为时最久，势力最大。但三桓实权，又渐下移于家臣之手。层层上逼，逼得号称一国之君的鲁侯形同傀儡，寝食不安，时时恐慌被害，也刻刻伺机回击，于是情况日劣，两败俱伤，其他各国情况亦似。只有秦用商鞅变法，中央集权（“强公室”），削减私家武力（“杜私门”），卒之尽灭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这更是孔子所梦想不及了。到这时，经过一传以至若干传弟子的补充增订，作为孔子言行记录的《论语》，也已编成了。《论语》是首创的民间私修之书，正如孔子是最超卓的私人办学之始。如前所说，夏商西周以来学术，本属王官专守、贵族所习；到封建崩坏，一批又一批贵族流落民间，他们之中的有学有志者，出其所能以自养，甚至培训后起，于是学术就渐渐流入民间了。没有人可以查考谁是如此作为的第一人，不过，最先开风气、最有超卓成就、最广受敬爱、久被尊崇的，肯定是孔子。

三、孔子生平与及门弟子“孔子”是二千多年来世人对他习常的尊称。

自称其名：“丘”，人称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称他“孔老二”，表现了轻薄与不服气——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败的周文维修者；一位成功的全民教育创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发现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别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礼乐的承传者，中华文化的集成与教导者，所以，应当平心研孔，不该无知地丑孔、狂妄地诋孔。

孔子是人类良知的发扬者、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应当尊孔。

先交代这位先师、圣人的家世。

要讲世系、遗传，理应兼顾父母两系——就如基督教《圣经》的耶稣家谱。不过，中国旧日传统，实际只有父系。有史以来，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都微不足道。说起来实在羞愧。直到现代才有改变。连《论语》中也有两句孔子稀有地被人指责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并非不可以辩解。这里的“小人”，是论位非论德；“女子”与之并列，也只因为“难以应付”；武王母后太姒不与其他九位功臣并列，因为参问政治是“妇女不宜”——这真是时代的错、社会的错——也因此，没有人可以获得满分，包括孔子。

无奈地，讲孔子家世，仍然只能从他父、祖说起。

孔子先世，就是他所熟悉而痛心的、一部典型的贵族兴亡史，男人主导的相争相斫史。

孔子先代是殷商贵族，“子”姓。纣王无道，庶兄微（国）子（爵）启（名）出走。武王灭商，初封纣王子武庚以承祀。武庚勾结管、蔡以反周公，既被诛平，周乃改封微子启于殷之故都以奉先王祭祀，这就是贵为公爵的宋。

宋开国四传到公，长子弗父（字）阿（名）让国于弟而降为卿。再传数世，至孔父（字）嘉（名），依礼制：五世别开新公族，改“子”姓而以“孔”为氏。据传因妻美，孔父嘉为太宰华父督所妒杀，殇公亦遇害，其子木金父逃鲁，孔氏从此再降为士，也从此便是鲁人了。

鲁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典籍文物保存得最佳。到传统学术随贵族政治之崩坏而渐次下移，就替孔子思想学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渊源与凭借。

孔子父亲，被称为叔梁（字）纥（名），曾做陬（又作“鄹”、“郰”，今曲阜东南）大夫。

叔梁纥年过六十连生九女，娶妾得子孟皮又生而残足，于是求婚颜氏，长次二女皆拒，独幼者征在允嫁，历史称为“野合”——前人或解为未合礼仪、或释以年龄差距太大，总之没有确定的说法。

孔子生于昌平乡陬邑，在今曲阜泗水两县之间。名丘，据说是因头顶中平而四周如阜，又或说父母祷于曲阜东南之尼山而得，故名“丘”，字“仲尼”。不久父亡，墓在何处母亲讳之，跟着更迁回曲阜城中阙里，加起来只是二十岁多点的孤贫母子，便从此相依为命了。这几年间的实录太少，后人随“尊孔”或“诋孔”以至“诬孔”的动机而各骋想象，随意解说，唯一只表现了讲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对事情真相以至孔子的贡献与评价，毫无影响。对此而作太多研究，也并无意义。

没有人能离开父母以至祖先的影响。父母对孔子的遗传，是高大健壮的躯体和坚毅的意志；殷宋以来父系祖先的影响，是礼法的娴熟与持守。孔子自幼喜欢习礼，早年入太庙而每事问（《论语·八佾》），其后就以此为出发点，因研“礼”而知“义”（礼法背后的义理），循义理而探“仁”（义理根本在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道德价值自觉（“仁”），因之而有行为合宜的途径（“义”），实现为具体的典章制度以至生活仪节（“礼”）。细则基于原则，原则出自内心，这便是《论语》全书所透显的、以孔子为宗师的整个儒学的最基本架构——这便是儒学，这便是《论语》，这便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人不服气这个文学性的赞叹，只证明他自己不欣赏夸饰修辞艺术，更不明白中华文化！

孔子一生事迹，自古以来研习多、传扬广、争论少、查考易，这里分为四阶段列成表解，简要地交代，系以可能有关的篇章——例如《为政第二》篇第四章，就是2.4，如此类推。（一）成长与教学《论公周鲁年语元孔子生平》王侯岁前篇章灵襄五二二夏历八月廿七，生于鲁国陬（邹）邑。名丘，字仲五一十十尼。一一二五二二四十十三父死，母携之移居曲阜。九三四五三景四十十幼好习礼，是时郑子产执政。三二一五

昭十三八有志于大人之学2.4

五五七五十十三九娶妻丌（音其）官氏二九三五十二生子鲤，字伯鱼。任委吏，管田赋，次年任乘田，三十三十管苑囿。二五二十十二十母卒（或十七岁时）七四八四贵族孟僖子深憾前此（昭七年九月，《史记》误以此为其卒年，时孔子年十七，南宫敬叔未生。）五二三敬伴君至楚而不能相礼，此时将卒，遗嘱谓孔子圣人之后，2.5一十十二历代恭礼，明德达人，故二子何忌（孟懿子）南宫敬叔2.6八四四（阅，或说，同悦）必师事之，学礼以定其位。时孔子以知礼著名，已设教坛而讲学。五二三鲁侯攻季氏，因三桓联抗而败奔齐。孔子亦避乱而一三十十往，过泰山侧，见妇人哭墓甚哀，因问之而有“苛政猛七五五于虎”的著名慨叹。3.25五二三12.一四十十在齐闻韶乐，答景公问政，阻于晏婴而不克见用。11六六六18.3五二三17.一五十十返鲁继续教学1五七七五季氏家臣公山弗扰（不狃）据费，招孔子，孔子以十定五〇为可抗阳虎，欲往，子路劝阻，孔子亦卒不往。（按：此2.4八八十二事可疑）（二）从政与挫折公《论周鲁年元孔子生平语》王侯岁前篇章五五十阳虎已因作乱败奔晋，孔子出任中都（今汶上〇九十九县西）宰。一一五升小司空、大司寇，为鲁侯相礼以会齐于夹谷，五二十十文事武备兼全，败齐劫持之图，且得还所侵之田，13.15〇十二誉扬国际。〇四二五欲堕三都（拆毁割据凭借之城堡）以抑三家之十九十十横，功败垂成，又因齐人馈女乐，执政受诱不朝，18.4二八二四孔子遂离鲁，有弟子随子。（三）周游列国公《论周鲁年元孔子生平语》篇王侯岁前章3.四二五

十在卫，为鲁兄弟之邦，富庶。灵公在位，逐谋13九十十

三叛之公叔戌。孔子避嫌离去。13.7七三五13.9四二五

十往陈，匡人误以为所恶之阳虎，攻之，脱困回九十十9.5

四卫，灵公郊迎之，应邀依礼见君夫人南子。六四六四二五

哀在卫。吴王夫差败越王句践，孔子仍居所善大九十十

一夫蘧伯玉家。四六八17.晋中行氏家臣佛肸（音拔迄）为中牟宰，邀孔四二五子，子路反对（按：此事可疑），其后欲渡河往7九十二十晋，闻赵简子杀贤大夫窦鸣犊，乃止河边而返卫。15.1三七九往曹、宋，司马桓魁拔其在下习礼之大树以逐之。5.22又往郑，皆受冷待。至陈，居数年。7.2314.38四三六吴伐陈，楚来救，大乱，孔子离去。途中南方14.3915.2八十六十隐士屡以热心用世为讥。绝粮于陈蔡之间数日，至九一三楚之负函，常见驻官叶公。18.5-77.1911.2四三六7.反卫。出公与父蒯聩（即灵公世子）争位，晋八十七十15介入，多年不决。八二四13.3（四）归鲁与终老公周鲁年《论语》元孔子生平王侯岁篇章前2.19弟子冉有抗齐侵有功，荐孔子，季氏（康子）2.206.8遂迎之归国，尊为国老，而实不能用。孔子自此潜敬四哀六心教学与整理文献，是传统学术（“六艺”）之集成9.15三八十十整理者、规范者和局面开创者，后世遂将删诗书、12.十四一八订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后世儒者绍继之功尽以17-19六归之。14.3616.1先是孔子归鲁前一年，妻丌官氏卒。19.22-24四三六

十11.八十十子鲤急病而卒8

二三七九四三2.4

十七八十吴王会晋、鲁于黄池，越乘虚攻入吴都。6.3

三十二八11.7-11四三七鲁人西狩获麟，孔子感伤而绝笔春秋。颜回死，

十14.八十十甚哀之。齐田成子陈恒杀君，孔子劝哀公及三桓讨

四21一九一之，以正君臣之义，不从。七四四十卫蒯聩逐其子出公而自立为庄公，子路死于乱11.十八十五中，孔子甚哀。13二〇四四七夏历二月，周历四月十一日，孔子病卒。其后

十七十十不少弟子结庐守墓三年，以表追思，子贡更六年而

六九一三后去。（五）孔子与鲁国地图（六）及门弟子

孔子教学早、年寿高，化育宏广，声誉远播。以当时传播条件，已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盛况。《史记·仲尼弟子传》考其显有年名及受业见闻于书传者居半，无年及不见书传者亦四十二人。孔子以“文、行、忠、信”（7.25）为教，弟子就各自才性志向发展。其最卓异者，后世因有所谓“四科十哲”（1

1.3

子

以

四行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教忠政事：冉有、季路信言语：宰我、子贡

这也只是大概的模拟，并非如此判然四途。忠、信其实都是“德行”之一；而大贤子张、曾子，都不在所谓“十哲”之内。就《论语》所见，著名弟子略如下表：《论语》所载孔门著名弟子表（年岁序）少卫公先颜子宪季阳微子尧四于学为八里雍述泰子乡灵冶进渊路问氏货子张曰科姓别来孔而政佾仁也而伯罕党公备长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十名字自子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考第十十十十十十十十二哲年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五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岁五颜回●无路鲁六父繇仲子●●●●●●●忠鲁九由路漆一

子●雕鲁十

开启一一闵子●●行鲁十损骞五二耕冉仲●●行鲁十子雍弓九？二冉子●●●●忠鲁十求有九颜子三●●●●●●行鲁回渊十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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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西鲁十

华赤二四卜子●●●●●●文卫十商夏四四言子●●●●●文吴十偃游五四曾子●●●●鲁十参舆六颛四

子●●●●孙陈十

张师八

孔子既逝，门人结庐守墓三年，如父丧哀思，子贡甚至六年方归。他们跟着就各本所学，或散游诸侯，达者为王佐卿相；次者结交贤俊，教育人才；未遇者隐在民间，待时养备。最著名者，除子路在卫而殉职于孔子卒前外，子张居陈。澹台灭明居楚。子贡善辞令外交，货殖甚富，终老于齐。子夏居西河，教学年寿均久，化泽甚众，仕于明君魏文侯之贤人田子方、殷干木，以至战略名家吴起、墨翟之徒禽滑厘等，都出其门下。

到了生存竞争更残酷的战国时期，儒学自然被视为迂阔，不过有志于仁义根本者仍然诵习不绝，特别是齐鲁之间，继承曾子、子思一系的孟子，以善学孔子为任，声誉最隆，宣扬最切。

后来，生于赵而卒于楚的荀子反对他而另倡性恶、隆礼，特尊仲弓，法家的韩非、李斯，都出门下。不过他仍然宗奉孔子，年寿既长，教化亦广，其影响经秦而入汉，群经传授，渊源都可溯源于荀子。

暴秦焚书禁学，备受迫害的儒生，就在陈涉起事时，带着祭孔的礼器往归，表示：拥戴他为文化与人心的正统所归。孔子八世孙孔鲋就任他的博士，并且同死。刘邦破项羽，唯有曲阜因曾被羽封为鲁公，所以弦歌不辍而坚守，到确知羽死，才与众归降。

汉兴，干戈未息，用叔孙通制朝仪，参与的儒生渐渐抬头，不过跟着的文景之世，重黄老虚静无为，与世休息，所以儒者未见大用。跟着是汉武亲政，尊崇儒术，风气于是大改——这时《论语》也就渐有定本了。（七）孔门人物称谓《论语》所见孔门人物名字称呼，也就是当时和以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礼仪规矩，即是：

一、“子”或“夫子”是直接呼唤对方时的尊称。（清汪中《述学》卷六说“子”本是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于是作为尊称云云。）在《论语》中，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就是称孔子。

二、自称或称卑晚辈用本名——所以孔子自称“丘”，称弟子为“回”（姓颜）、“由”（姓仲）、“赐”（姓端木）。

三、称平或长辈用别字——《论语》记述者提及孔子门人，例如上述三位，称“颜渊”、“子路”、“子贡”。名与字意义相发，深“渊”之水“回”旋，“由”是田出之“路”，“赐”与“贡”都关资财，诸如此类。后世如诸葛“亮”字“孔明”，秦观（少游）与陆游（务观）名字对易，现代如张学良字“汉卿”（张良开汉功臣）等等，佳例不胜枚举。

四、姓名直书，是纯然第三者或后人提及时的一般语气。《论语》并非一时一人所记，由于辈分、关系、情感等等因素，有时又碰到姓氏雷同或名字近似，须加分别，于是便有变例。譬如：颜渊、樊迟、公冶长、闵子骞……是“姓字直书”。又有“名字直书”，甚至连姓。譬如：宰我又称宰予，冉有又称冉求，陈子禽又称陈亢。《论语》首篇次章就出现的有若，《论语》全书仅曾子和他称为“子”。后来《孟子》和《史记·仲尼弟子传》更提到他“似圣人”，孔子既卒，门人一度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唯有曾子不从，他也因不胜任、不堪当而退下。——究竟是姓“有”名“若”抑或字“有”名“若”，甚至曾否受业于孔子，都可以考究。

四、《论语》的成书与流播

甲、《论语》的篇章组织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今本《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分章近五百，辑为二十篇，各依首章首句“子曰”以下二三字作篇目。（此后其他先秦子书也大都如此。）篇目章数大概篇旨

学而第一十六章教学以育人

为政第二二十四章育人以从政

八佾第三二十六章从政则复礼

里仁第四二十六章复礼在兴仁

公冶长第五二十七章※

雍也第六二十八章※兴仁在施教

述而第七三十七章※

泰伯第八二十一章有德无位之前圣典范

子罕第九三十章今圣孔子为宗师※※

乡党第十一章（十七节）宗师之仪容举止※

先进第十一二十六章※

颜渊第十二二十四章

子路第十三三十章

宪问第十四四十七章※

卫灵公第十四十一章※五

季氏第十六十六章※

阳货第十七二十六章

微子第十八十一章

子张第十九二十五章全属孔门高弟言行

尧曰第二十三章

值得特别注意的几点：（一）篇内章数，此依元明清七百年士人科举必读的朱熹《集注》，后来各家稍有出入（如※各篇），有些是重出的各章不计，有些是章中首或末句属上属下意见不同。第十篇《乡党》（※※）朱熹只作一章，他人或分若干章，所以章数并不一致。（二）第十篇《乡党》不记言而只述起居琐事，似《论语》初编至此拟告总结，其后续有新辑，所以又有以下各篇，故文字风格与前九篇稍有不同，末五篇词语尤异。篇末又每有文义不类或无关孔门的杂散文字，似属后人利用竹简剩处空白补记，而再后又羼入正文者，在于上古，此属常有。（详见崔述《洙泗考信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钱穆《论语要略》等书。）（三）《公冶长第五》多评论弟子与其他人物；《先进第十一》多评论门人；《子张第十九》皆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等最著名孔门高弟的语录；《尧曰第二十》章数特少而首章特长，言尧舜禹汤圣王承传之事，显似最后附录。

除此之外，各篇内容大同小异，皆言为学为教为政为人之道，后世学者屡屡尝试综合大意而再次分类分篇，往往细碎而层次难明，更不可取代原典。（四）现代编者或仿基督教《圣经》西人之法，篇章分别系以数码（例如《学而第一》首章是

1.1

乙、《论语》的流播《论语》流传，自然从孔子的故乡开始。汉初，有《鲁论》二十篇；《齐论》与《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各篇中章句，时亦稍多于《鲁论》。两种本子，都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今文”）。又有据说是出自孔子旧宅、因鲁共（恭）王欲扩建而坏之于是发现的，用秦统一前东方六国文字（“古文”）的《古论》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而多一《子张》或《从政》，篇章次第亦异。汉成帝在位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七年），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的尊贵势位，据《鲁论》而汇合《齐》、《古》二本，号《张侯论》，于是天下从之。后汉晚期灵帝熹平（一七二年至一七八年）所刻石经，即用此本，而他本渐废。汉末郑玄即就此为注，可惜已佚，今所能见只有敦煌残卷。另外，魏何晏有《论语集解》，梁皇侃有《疏》，后来也渐微而佚，今所见者清乾隆时自日本流回。又有赵宋邢《义疏》，即《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汇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出于种种动机而丑诋污蔑孔子与《论语》者不少，也就是世道人心的印记。相形之下，中国艰苦抗战期间，困守北平的程树德（一八七八至一九四四），以贫穷病瘫之身，处敌伪暴虐之区，口述而赖亲戚笔录，奋斗九年，成《论语集释》一百四十万言，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翔实精备，嘉惠士林，实可谓“时穷节乃现”，不只是《论语》以至中华文化的大功臣，更真正活现了孔门之教！《论语集释》一九六五年初版于台北，一九九〇年初版于北京，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干（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此外更有女士之作，因现代传媒而及于西方。如果孔子有知，也会喜欢时代不同，对女性要刮目相看了！至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地区，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I. 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黑格尔（G. Hegel，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一）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R. 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东来，精力瘁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

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 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才、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总之，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五、《论语》的文本问题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

1.2

① 《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 《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 《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 《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 《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

推考其原因，大抵如下：

① 孔子没有留下无可怀疑的自传或系统性论述，要考究他的思想情况，自然大费工夫。

② 当初记者未必亲闻，又以撰写条件所限，力求简略，往往只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言，极少交代时空环境与后果前因。

③ 当时著述与传播条件，远不能和今日相比，《论语》不出一时一人之手，又没有条件极超卓者的统筹，各则记录，既非依时序，又无法清晰谨严地分类，时间一过，后人即使想作较有系统的整理，亦难免劳而寡功，甚至无从着手。

④ 清晰准确的标点符号，现代才有。原文模棱欠解之处，后人无法裁决，聚讼不休。

⑤ 社群感情、地域偏见、贤者不免。即如前六八五年相齐的管仲，齐人或尊之爱之，鲁人或贬之辱之，即孔子亦可能因个别时空环境不同，而有相异评价，形诸记述，在《论语》中就似乎前后并不一致。

⑥ 上古简重帛贵，刀刻漆书不便，篇末空白往往缀记若干附录文字，非必有意作伪，后来辗转传抄，就混入正文，久而难辨。上古典籍类此者甚多。

⑦ 战国至汉初，百家并起，先行而热心用世的孔子自然成为标靶人物，道家嘲之戏之，法墨诋之排之，甚至污蔑诬捏，割裂曲解其言以为己用，无所不为。

⑧ 汉初《齐》、《鲁》、《古》三论并行，倘皆流传，后人便可考较是非，明其得失，遇张禹巧之人而官高宦达，合为一本，时人靡然从之，于是他本皆亡，难以取证。

⑨ 秦汉一统以迄明清，长期君主专制，加以儒学早成利禄之途，读书应试，粗心、不用心、欺心、瞒心者多，细心怀疑、独立思考者少，或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于是以讹传讹，欺人自欺。及宋人尚理好思，清人考证细密，前述《论语》可疑之处，袁枚、赵翼等已有发现，崔述《洙泗考信录》尤多创获，近人梁启超、钱穆等承其绪，今人读书，于是大得启发。《论语》近五百章，编成于二千多年前，比之相近年代、分量相近之其他中外典籍，词句歧义已算不多了。

六、《论语》所见孔子儒学及其得失

这个课题，古今谈论的早已汗牛充栋，只就几大套清代的《经解》再撮录出来，也可以另成一套大丛书。“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年，崇扬歌颂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不在话下了。

不过，即使像本篇这样，作为简介性质的一本书的导读，如果罗列许多道德项目，许多与各大宗教大同小异的伦理条款，而彼此之间本末层次不明、逻辑关系不清，也难免零碎散漫，徒乱人意。其实，《论语·述而篇》（7.6）有几句话极重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简要地解释：

目的：志于道——探求天地不变之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人道表彰天道。以天道监督、训示、培养人道。

依据：据于德——这是就整体来说：以人得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为依据。人是理性的、群居的、社会的动物，这就是人所以别于其他生物的德。

依据：依于仁——这是就核心来说：人的生命有个价值中心观念，就是伦理道德自觉。

方法：游于艺，“涵泳”于各种智能技艺汇成的文化海洋，有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乐趣，所以贵在一个“游”字。

换句话说，《论语》与孔子之学的——

总旨：是尊天爱人；

基础：是本心原性；

始端：是孝亲敬长；

方法：是勤学尚思；

功能：是兴仁复礼；

典范：是君子、圣、王。

以此为纲领，归纳全书的有关言论，大抵可窥全貌了。

春秋之世，贵族政治动摇而尚未崩溃，人心纷乱，社会不安。孔子主张重振周初文化礼制精神，以维持纲纪，恢复秩序。其实，贵族与非贵族，即传统所谓“君子”、“小人”，本质就是少数的、特权的，与绝大多数的、非特权的；而权势地位之产生，又源于血缘和武力。随着社会与民族发展，其间的矛盾怨毒，自然渐多。不过，人的品性、才能，天生就不等不同；而人情的亲疏厚薄，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孔子于是顺应时势，把《诗》《书》以来“君子”、“小人”的意义，由“势位”渐变而为“才德”，此所以《论语》之中“君子”、“小人”之别，也时以德分、时以位别，要看上下文理和语意情境而别，显现了时代转型之迹。此所以后来孟子尊崇称誉之为“圣之时者也”。

当然，“亲亲”与“尊贤”这两大用人原则，后来《礼记·中庸》所谓“九经”的头两项，到最后必然矛盾而难以两全，直到现代民主宪政取代终身君主专制独裁，然后松解。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比起前代文献，《论语》中特多“仁”“礼”两字。“仁”既有时与“人”同音通假，又有“核心”之义，就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就在“见贤思齐”而作“君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于是耻作“小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自觉心，此所谓“仁”。人类社会的教育与政治，就在“把人当人”、“勉人为仁”、“以仁树人”、“使人心安”的文化内容。在此之前，“礼”原本是“不下庶人”、平民只能仰望而无可参预的贵族生活方式。孔子从小即以知礼著名，“入太庙每事问”（3.15）——问的不只是“然”，而且是“所以然”；不只是“何如”，而且是“何以”。探索研问礼的仪文秩序何以如此？自然就找出背后的义理，再问义理何据何来？自然就发现所根所源的道德价值自觉，即所谓“仁心”。简言之：因仁而有义，因义而有礼。所以，“君子义以为质”（15.18），“克己复礼为仁”（12.1），所以，仁为万德之本！

春秋以前，甲骨、金文之中，都罕有“仁”字，到《论语》所见：论仁者五十八章，“仁”字出现凡一百次。孔子勉励门徒，要做“君子之儒”，勿为“小人之儒”（6.13）。儒也就由赞襄礼仪的一种谋生职业，提升而为读书教学、致君泽民的终身事业了。

从《论语》所见，孔子的理论贡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人文精神的发扬、尚德传统的建立、心性主宰的显现。换一种说法来说也可以，就是：根据良心、建立道德；凭着道德、表现人文。这便是儒学的精蕴。

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发扬”。

上古人类，都震怖于自然变化，想象于万物精灵，俯伏于神鬼赏罚。希伯来信仰，纯化之为独一真神，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于以建立。中国古代，殷人尚鬼而好祭祀，到西周代兴，鉴前朝之弊，重修德、兴礼乐，人文精神跃起。在《诗》《书》文献中已见端倪。到孔子仍然敬鬼神、信天命，但更强调人的知命守义，博文约礼，以尽其在我。山林隐逸之士讥讽或者惋惜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其实真正显示他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18.6），因此要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尊严和努力。

其次，是“尚德传统的建立”。

人文精神，可以表现于高举智慧，可以着重在律法典章，中国自古传统则是崇尚伦理道德。孔子之所以承周文而垂教后世，就在这里。儒学把一切勇力、财富、知识、艺术成就，都统辖在道德之下，以规范人心，维系社会，其作用几乎等同宗教。至于因此而对道德以外的文化表现——诸如科学精神，艺术精神等等的发展，有若干制约，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了。

最终而最高，是“心性主宰的显现”。

独神宗教信仰上帝为万有之本。唯物主义者以物质为第一性，认为真理只在科学。《论语》所见孔子之教，尊天敬神，而又虚之远之，一切为学、成德、立教、化民的努力，都归本于人类自觉良知——即所谓“仁心”。由此而开展义理，构组礼制，达至最高的仁的境界。因此，“仁”是成终，也是创始，一切发动于本身的意念。所以，《论语》有几句话最为关键：“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7.30）“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人本，而不是神本；主要靠自力，而并非他力，这就大异于独神信仰，而与原始佛教相似。不过佛教讲一切山河大地、万事万法，都不外人心幻化，因缘生灭，并非真实，所以必须戳破迷执。这个理论推展至极，必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这又与儒学的“道不远人”（《中庸》）大异其趣了。至于不论儒家的“开物成务”也好，佛教的“舍离解脱”也好，作为价值与力量根源的“心”，是否“自有永有”？能不能“自本自根”？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耐人思考的哲理核心问题所在了。

连智慧高、学问广、成就大、敬爱孔子又真诚热切的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孔子的主要兴趣，还是“学不厌、教不倦”（7.2）地探究、维持与改良伦理现实。他一生努力最久、贡献最大，也就在于教育。“学”也就是《论语》首章首句的第一个字。幼学之先，就在孝悌，既长而学，优则仕（19.13），以致君泽民，为元首者，更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这便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圣人，以《论语》为宝典者的共识了。

逃避不了的问题是：

孔子为什么终无所遇？

汉武帝开始以君王之尊而独崇儒术，两汉皇帝以“孝”为谥，此后直至民初，执政者大都尊孔——他们的真正用心何在？

二千多年来，士人都读《论语》，百姓也都祀孔子、尊儒学，不过，孔子与《论语》的崇高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主要困难在哪里？

从秦汉一统直到明清，君王专制的病害为什么愈演愈烈？权力的腐败，人性的贪婪、自私，儒家为什么无有效的对策？乱臣贼子，治之以圣君贤父；但是，君父而终身绝对权力，又竟然（在大一统之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尤其“易然”甚至“必然”）“父不父”“君不君”，又有何对策？靠阴阳五行所假借的吓之以宗教迷信吗？像黄老之术所教导的，诱之以自然虚静、垂拱无为吗？这些，两汉行之四百年，如果有效，就不会有“外戚”、“宦官”、“党锢”等等大祸了。天下兴亡，生民休戚系于一身一念，而又庸弱或者昏暴之君，根本“贤臣”、“小人”不辨，甚至更以近贤为苦、亲佞为乐，那么，即使公忠睿智如诸葛孔明，除了力疾从公，还撰《出师表》，垂涕泣而道君臣语亦父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又能做什么？还侥幸他碰到的是不能不倚赖他、信靠他的阿斗，而并非秦二世、隋炀帝，或者自毁长城、到死不悟的崇祯！

南北朝隋唐，外来的佛学变成最大的宗教信仰，以“一念悟迷”来消融苦乐，以“轮回报应”来解释人生，问题是虚诞难凭，无补现实！儒者要抗“佛老二氏”而有宋明理学，结果也滑入“谈心论性”、抽象玄秘的哲学探究。清儒要矫其弊，提倡“朴”实之学，又怯于政治高压，不敢接触社会“实”务，更囿于传统，不知穷究自然“实”物之理，于是只能自困于语言文字和古史的考据之中来求实证，同样是象牙之塔中的埋首沙堆！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危难！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痛苦检讨，才发觉自己既不“民主”，也缺“科学”！

于是人们质疑：

孔子说仁者“爱人”，后来孟子更说“民贵”君轻，理论上被爱被贵的人民，为什么二千多年来都不被擢升、被培养、被承认可以（而且应该）作“主”？即使现代“民主”、“共和”早成共识，为什么实际发展，还是迟迟牛步？

历史上，儒学对人类良知的发扬、个人私德的培训，功高效广，炳耀千秋；可是，对掌权者的“君德”，对社会整体的“公德”，督导、维持的成绩又如何？

现代政治剧变，儒学饱受轻视、打击，再加上经济上和某些外来思想上的因素，人民道德大滑坡，中国早已愧称“礼义之邦”。对此，是否复兴儒学即可有效改善？实现孔子之道的过往困难既然仍在，当今情况如此，又如何“复兴”？

传统文化偏重“尚德”，于是“尚智”之效不彰，有实用“科技”成就而基础的、抽象的“科学”精神仍然亏缺。一百五十多年来，西潮激荡，于是事事落后的情况明显，对此，仍然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者，是否就可以更新儒学？如何“开出”科学、“转出”民主？

人类既有两性，谈“心”说“人”，自应男女兼及。不过，以上云云，传统云云，都绝大部分似乎单为有史以来就掌权作主的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直到现代才提升到平等。不必“诉诸他恶”地辩说：“人家西方也是近世的事”，如果不是人家的打击与传教，我们还不会“见贤思齐”而奋起直追，我们还继续以“阴阳”“尊卑”的理论来欺人自欺，来掩饰不公不义！

……

以上种种思想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对“是人，不是神”的孔子求全责备，当然不能让二千多年来早已“曲突徙薪”、“补苴罅漏”以艰苦经营、撑持那“人文化成”大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儒家良士独任其咎，当然对同样责无旁贷的、以逍遥观赏为高、以舍离解脱为能的其他重要思想放过不讲。——讲公道话：如果没有孔子的栖栖遑遑、教诲开示，如果没有《论语》的记录言行、流传百世，没有历代读圣贤书者的薪尽火传、成仁取义，一切更不堪设想！

不过，要反省、要深思的是：单就儒家来说，是否对人性过于乐观，所以方法欠周密、观察不通透？

早在汉初，杂家而近于老庄的《淮南子》批评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精神训》）实在是生动、深刻而精到！

当然，道家也只是冷静而高逸地惋惜、讥嘲，自己并不提出，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说明这点。现代我们怀念而尊敬孔子、珍惜而研读《论语》的人，要怎样思想？尝试一些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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