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少年懂得保护环境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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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懂得保护环境的故事试读：

前言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

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所以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如果没有地球这个广阔的自然环境，人类是不可能生存和繁衍的。只有当自然环境处与一种生态平衡的和谐状况时，人类的前景才是乐观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提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保护环境，减轻环境污染，遏制生态恶化趋势，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随着人们对环境的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工业及生活排放的废弃物不断地增多，从而使大气、水质、土壤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生态平衡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破坏，许多资源日益减少，并面临着耗竭的危险；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也日趋严重，粮食生产和人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问题，它是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的必然产物。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他们已在偿还工业化起步阶段以来对环境欠下的债务。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我们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该提前把环境保护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面临的必然选择，在环境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一种被动选择。因为环境问题已成为危害人们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环境保护就是研究和防止由于人类生活、生产建设活动使自然环境恶化，进而寻求控制、治理和消除各类因素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努力改善环境、美化环境、保护环境，使它更好的适应人类生活和工作需要。换句话说，环境保护就是运用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深入认识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根源及危害，有计划地保护环境，预防环境质量恶化，控制环境污染，促进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保护人类健康，造福子孙后代。

古往今来，以保护环境著称于世的典型，有过数不清的事例，如黄帝亲手栽柏树、舜帝不鞭打耕牛、

文王怒斥打猎之人

里革割渔网护资源

管仲投身环保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才能强。广大青少年要正确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增强环境保护的责任感。本书收集了古今中外，名人的环境保护的故事，他们中有帝王将相也有平民百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故事都是围绕环境保护这一主题展开的。通过这些不得不读的故事，希望广大青少年们从中感受前人的环保的责任，继承前人的环保的精神。今天我们保护环境而努力，一起去保护我们的家园，保卫环境，共建和谐美好的未来！

植树造福人类

黄帝亲手栽柏树

在我国古老的传说中，黄帝是一位英雄人物，他带领部落的人民与蚩尤作战，打败了蚩尤。

战争刚刚结束，他就考虑要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那时候，百姓还住在山洞里，饿了就到丛林中去打猎，爬到树上去采集野果，或者到湖泊里去捕鱼，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黄帝便带着大家离开了山洞，迁往今天陕北地区的桥山一带。

桥山一带地理环境十分理想。这里土地肥沃，适宜种植庄稼；山林茂密，可以猎取野兽。百姓都兴高采烈，称赞黄帝找到了一个好地方。黄帝将手下的几员大将召集到一起，商议选址修造房子的事情，黄帝对大伙儿说：“战乱结束了，我要让大家定居下来，我南征北战，到过许多地方，觉得这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看，这里临水背山，土肥水美。如果造起了房子，大家就再也不会受到风吹雨淋了，再也不会担心野兽来侵袭了。”说完：黄帝就安排力牧、大鸿、共鼓去张罗修房子的事。

要造房子，就需要大量的木材。力牧等人就带领大家上山去砍伐树木。一连几天，桥山上伐木叮叮，树木越堆越高。但桥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山梁，周围的其他山上，过去郁郁葱葱，现在也只是留下了几棵孤零零的小树。又过了几天，山脚下新落成的房子非常漂亮，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

老百姓欢喜极了，过去住在山洞里，现在住上了新木房，真有天壤之别！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夏天，桥山地区一连下起了好几天大雨。大雨引发的特大山洪从桥山上滚滚而下，山洪冲毁了农田，卷走了牲畜，新造的房子也在大水中轰然倒塌了。

黄帝看到此情此景，十分痛心，他专门召集了一个全体大会，沉重地对大家说：“我对不起大家，没想到造了房子，大家还是要遭大罪。过去我们只是没有房子，现在我们连树木也没有了！没有树木，我们到哪里去打野兽？没有野兽，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于是，黄帝号召大家上山植树种草，再一次恢复环境的原貌，并且带头上山，亲手种下了第一棵柏树。在黄帝的带动下，百姓人人动手，种植草木，很快桥山又变得一片葱绿了。

黄帝亲手种的这棵柏树越长越高，现在已经变成了参天巨木。后人在黄帝种树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陵寝，名叫黄帝陵，以纪念这位最早绿化环境的祖先。1982年，英国林业专家罗友尔拜谒黄帝陵时，见到这棵历尽风霜的古柏，不无感慨地说：“真了不起，黄帝可以被称为世界柏树之父！”

路旁植树的由来

路旁植树制度始于周代。

河南洛阳是最早施行这种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阳各干线车马大道上都有绿化。当时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置庐舍并藏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树，是作为道路的里程标志，尔后发展成为绿化道路。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小雅·采薇》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中颂扬召公的《甘棠》中写道：“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从《甘棠》三章中，说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爱护道林，也可以看出笔直的周代车马大道的两旁，植树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左传·襄公九年》有晋国军队曾“斩行栗”的记载，说明春秋时期的道路植树相当普遍。到了秦代，洛阳的东方、东北方、西方车马大道，每隔三丈（今69米）远植一棵松树，也就是西汉贾山在《至言》中所讲的“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代大道旁栽植桐梓之类的树木。隋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在开凿洛阳至扬州的大运河同时，在运河两岸开大道，“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树木者，由“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条治罪”。道路植树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从西周的植树说起

中国古代很早就懂得了树木的人工栽培。陕西黄陵县桥山有轩辕黄帝的“衣冠冢”，现有古柏数万株，参天茂盛，形态各异。其中最大一株相传为黄帝手植，距今5000余年。

早在西周时期，国家就规定要在坟墓上植树，并且对天子、士和庶人坟墓的高低和植什么树，分别作出了规定：“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在《诗经》中，记载黄河中下游一带人工栽培的树木就有枣、桃、李、梅、梨、栗、榛、桑等果木，而且栽植得相当普遍。

管仲是我国最早提倡植树造林的一个高级官员。在《管子》一书中，他精辟地指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主张山林川泽由国家垄断，禁止百姓在田地中或房前屋后种树，但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造成“非山无所仰”的政府独占局面，似乎有点过头，这是不足取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在全国修筑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

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已经懂得了适地植树的道理。刘安《淮南子》说：“欲知地道，物其树。”意思是说，要想知道某地的环境条件，就要观察当地的树木。这就等于指出了树木生长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生态学观念。

西汉成帝时（前32～前6）农学家汜胜之著了一本《汜胜之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其中对植树的方法有详细说明。书中说，种树要点是三条：一是种树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下了雨以后就栽；二是要多留树根上带着的旧土；三是要记住树木原先朝阳的那一面，移栽后仍使之朝南。汜胜之总结的这些经验，在当时已是非常普及的知识了。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书中讲了植树的意义和适地植树的原则。他的适地植树的原则是：地有好坏，山泽各有所宜，按照气候土壤条件植树，就能事半功倍，如果想当然，违反客观规律，必然劳而无功。这些原则，无疑是古代无数实践经验的结晶。

在晋代，植树技术又有新的进步，适地植树的原则也更加广泛地为人们所应用。有一本叫做《南方草木状》的林学著作明确指出，柘、柞、楮、柳、竹应分别种在山石、山阜、涧谷、下田、高平之地，因地制宜，各得其所。这些记载，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生态学意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十分热爱植树，他在《春葺新居》一诗中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说他不论被贬江州（今九江），还是升调忠州（今四川忠县）时，都不忘植树。在江州时曾移栽庐山桂树、石榴树。他把桂树移栽司马厅前，写了一首《厅前桂》说：“天台岭上凌霜树，司马厅前委地丛，一种不生明月里，山中犹校胜尘中。”他移栽的石榴树迟迟不开花，于是又写了一首诙谐小诗《戏问山石榴》：“小树山榴近砌栽，半含红萼带花来，争知司马夫人妒，移到厅前便不开。”他升调忠州时，还把石榴移了去，这回开了花。他又在窗前栽植了庐山的杉树，在《种杉诗》中说：“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白居易在杭州罚犯人植树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佳话。

白居易生活的时期，唐朝经济繁荣，重视植树。唐朝制度是按人口分永业田，并要求农民在永业田上栽上榆树、枣树、桑树及“所宜之木”。从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看，当时长安一带的人，凡是种树美化环境的或谋生而种果树的，都争着让种树能手郭橐驼去给他们作技术指导。足见当时的植树蔚然成风。文中赞颂了一位驼背老人精于植树技术，“视驼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因为他掌握了植树的规律，那就是：苗木要舒展，坑要培平，土要旧土，还要踩密实。柳文意在以讲植树而讽喻时弊，但也反应出当时植树技术的发展水平。从历史上看，柳宗元确实是重视和提倡植树造林的。他在任柳州刺史的四年中，积极倡导造林，亲手植柑二百株，写下了七律《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又在柳江边种了不少柳树，写了五律《种柳喜题》。

杏林春暖的故事

在中国，经常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誉满杏林”之类的词来赞誉医生。杏林和医道有什么瓜葛呢？原来，这些赞誉，全起自三国时的董奉，这就是“杏林春暖”的故事。

董奉是三国时吴国人，不但精通医术，而且乐善好施，远近闻名。

董奉在庐山开了个私人诊所，来求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小小诊所门庭若市。

一个病得很重的人被抬进诊室。董奉立即给他号脉，扎针，又给病人服下一付汤药。病人好一些了，董奉又给他包了几包草药，嘱咐他回家按时煎服。“多少钱？”“现在不收钱，”董奉擦擦额上的汗说，“等他的病好了再说。”

病人和家属千恩万谢，作揖告别。

其他的人来看病，不论轻重，都不收钱。

过了几天，那位重病人全好了，他背了一口袋铜钱，来面谢董医生，同时补交上应交的医药费。进了诊室，只见董奉正在和另一个病愈的人谈话，前面说了些什么，他当然没法知道，只听见董奉最后一句话是说：“……那你就去栽三棵杏树吧。”

那位走了，这一位上前来说：“董先生，您真是个神医，我的病经您看过以后，当天就大有好转，没出五天，就全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今天，我把医药费全带来了。”

董奉面露笑容，问：“你真要感谢我吗？”“是呀，是呀，”这一位提起了装满铜钱的口袋，“您要嫌我带的钱不够，我立马回家去取，只要先生您说个数。”“好，好，”董奉哈哈大笑，“钱你还是带回去，咱们按老规矩办！”“什么规矩？”“在我这儿看病，不收钱，只要你的病好了，给我栽几棵杏树就成，大病看好的栽五棵，小病看好的栽三棵。”

这位病人连连作揖，当天就栽下五棵杏树。

由于患者都抱着“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想法，所以他们栽树格外认真，树的成活率也特别高，没几年功夫，董奉的房前屋后就栽满了杏树，蔚然成林，总数有上万棵。春天，杏花烂漫，环境优美；夏天，黄杏满枝，丰收在望。董奉卖杏得钱甚多，除买粮买药及日用外，其余多用于周济穷人，因此才有了以杏林赞誉医家的种种说法。

木奴的故事

三国时代，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叫李衡，家居蜀国武陵郡的龙阳，就是现在湖南省汉寿县。李衡为人忠厚，勤劳肯干，但因为家居山村，直至中年，也没置下什么产业。虽然如此，李衡并不着急，只是注意在农活的间隙，就在房前屋后栽种几株柑桔。他的这些劳作，也并没有引起乡邻们的注意。

不知不觉，李衡年事已高，终于因劳累过度，一病就卧床不起。李衡自知自己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但他并没有悲哀叹息。这一天，他把他的儿子们叫到床前，对他们说：“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你们也不必悲伤，人总是逃不脱生老病死这个劫数的。”

儿子们都说：“爹，您不要这么说，安心静养调治，总能治好您的病的。”

李衡并没有接他们的话茬，接着自己的话说：“我一生劳作，没攒下什么家产，只有木奴千头，留给你们，也算是我的一点遗产吧。”“什么，木奴？”儿子们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个又喜又惊。“对，是木奴，”李衡老人不紧不慢地说，“它们不向你要吃，不向你要穿，可是能给你们挣钱，只要你每年缴上一匹绢的税，好好地伺候它们，它们向你们贡献的东西，就足够你们吃穿用的了。”“要伺候木奴？”“是呀，”老人依旧慢条斯理地说，“你不给它们锄草、施肥、浇水、捉虫，它怎么为你们结果呢？”“哦，您说的木奴就是柑桔树？”一个儿子问。“可不是吗，好好伺候这一千多棵柑桔树，温饱不愁，就是奔小康也有可能哩！”

说完这句话，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没几年，李衡老汉栽植的柑桔树都长大了，到了秋天，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等柑桔成熟了，摘去卖钱，一年就有几千匹绢的收益，照现在的话说，李衡的儿子们都成了万元户。邻里乡亲们谁看了都羡慕地翘起大拇指，大家对李衡这种造林致富的实践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称赞说：“李老汉真有眼光呀！”

古代最早的植树造林，就是营造经济林木。这里所说的经济林木，是指为人们提供干鲜果品、油类、糖类、纤维、木材及薪柴等产品的林木，这实际上已包括了现在所说的用材林和薪炭林。

古代“人君教民”，“以时种树”，特别规定要选那些“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种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使百姓“生无乏用，死无转尸”。这里说的，都是经济林木。古人说得好，“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余，又可以易换诸物。若能多广栽种，不惟无凶年之患，抑亦有久远之利焉”。

古人造林致富的成效和意义可以从《史记》记载看出：“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济、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这样的人与千户侯一样富。如果说秦始皇令植行道树、建榆溪塞是为美化环境，那么，司马迁的这段话则主要讲的是植树造林的经济意义，很有见地。

古人对于植树的经济效益进行过具体的总结，认为植杨树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三年，中为蚕樀。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以蚕樀为率：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劳逸万倍。去山远者，实宜多种，千根以上，所求必倍”。

古人认为种榆树也是一本万利，既可作屋材，又可作多种器具，“岁岁科简剥治”，获薪炭之利，又可收榆钱代食，赈救灾荒。榆树有“斫后复生，不劳更种，所谓一劳永逸”的特点，所以种榆树“既无牛、犁、种子、人工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如果“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则“聘财资遣，粗得充事”。

樊重植树造福

古时靠植树致富的人很多。前面说的李衡是，董奉是，还有一个樊重也是例子。

相传樊重想要做器物，先种梓漆。当时人们都嗤笑他。但过了几年，樊重种的树用上了。过去嗤笑过他的人，再也不敢嗤笑他了。因为樊重用植树造林的成绩教育了那些嘲笑他的人们。

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北燕王冯跋重视发展林业，曾下诏说：“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九年（485年）曾下诏说，“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家中原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的份额。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其超过部分可以出卖；不足二十亩的，可买至二十亩；不宜种桑的地方，每人给田一亩，按规定种植枣树和榆树。限定三年种完，种不完的，没收其未种完的部分。在桑田内种植果树或多种桑榆的不禁。

北魏的这些政令，是根据汉人李安世的建议颁布的。颁布后，起到了繁荣社会经济的作用。北齐、北周和隋、唐也都沿袭过这些政令。

古代关于经济林木嫁接技术的记载，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已相当多。书中详细记载了梨树的嫁接方法、原理，提到可供用作梨树砧木的有棠、杜、桑、枣、石榴等五种树木，其中寒梨最好。还介绍了一砧一穗或一砧多穗的枝接法及“取枝币软枣根上插之”的劈接法。此外，宋代吴怿《种艺必用》、张邦基《墨庄漫录》，分别谈到枫杨嫁接核桃，桑上接杨梅、接梨和上接葡萄等嫁接技术。

元代《王祯农书》系统总结了嫁接的6种方法。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提出接树三秘诀，俞宗本《种树书》提出“柿树接桃枝，则为金桃”。清代陈昊子《花镜》则对嫁接的植物生理进行了探索。所有这些，既是对经济林木嫁接技术的总结，也确实对经济林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古代对薪炭林和用材林的种植亦有所重视。宋代与欧阳修同修《唐书》的宋祁（998～1061），平生热爱树木，尤喜柏树。他曾经当过龙图阁学士和工部尚书。他在四川益州（今成都）做官时，对当地速生树种桤木和珍贵用材树种楠木的生物特性作了一些研究，认为它们可作薪炭林树种和美化环境。他在《益部方物略记》中说：“楠木易栽易活，不到几年就可以成林，老百姓可以依赖它，烧柴不愁。”又说：楠木“在土所宜，亭擢而上，枝枝相避，叶叶相让，繁阴可庇，美干斯仰。右楠（蜀地最宜者，生童童若幢葢，然枝叶不相碍。茂叶美荫，人多植之。树甚端伟，叶经岁不凋，至春，新陈相换，有花实似母丁香云。）”，在这里，宋祁也指出了楠木的美学价值、环境价值。

古人营造经济林木虽然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但经济林木增多，客观上对美化环境、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宋清及近代的植树造林

宋太祖重视植树造林，他根据造林多少，把居民分为五等。第一等是每年种树50棵，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棵，并分等级奖励积极植树的人。宋代大文豪苏轼喜爱种树，写下过许多记录他自己或他人种植松、柳、枣、桑等树的诗篇。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下诏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每人每年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改种榆、柳。元朝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记述了元代扦插桧、杨、柳、桑、番石榴、杉等的技术，比前更有进步。

明太宜朱元璋即位后，下诏要百姓广植桑、枣、柿树，栗、胡桃，歉年可度荒，丰年可卖钱。这些树木是经济林木，但对环境亦有一定的好处。朱元璋认为农桑为国之本业，他曾亲自命令南京钟山植树50余万棵。公元1394年，又下令广植桑枣，每户初年200株，次年400株，三年600株，违者发配云南充军。这些命令，使全国的栽植经济林木的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在广东南澳岛天后宫，有一块石碑，碑高27米，宽13米，碑刻题为《南澳山种树记》，共755字。碑文先说海岛形胜，风光旖旎，接着说海岛缺乏绿化之憾，不禁喟然叹息。碑文的作者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第九任南澳岛副总兵陈磷。他到任后目睹南澳山光秃秃的，觉得非常可惜。他到处转，到处看，从山上来到山下，经过反复考察思考，不禁自语道：“古人有种树之术和为政相似的说法，我今天非得试试它不可。”到任后一个月后，他决心要绿化荒山，于是把漳州卫指挥侯子锐、澄海所千户袁子庆、潮州镇抚杨子汪三位官员请到一块，对他们说：澳中佳山，土质优良，难道就长不了树，难道我们就不会栽树？只要你将树种下去，想到他日有用，种植的办法也就有了。树长大以后，要象爱惜琴瑟般地有节制地砍伐。种树不可“急利于目睫，商功于寸尺”。

一席话，说得这几个人连连称是，都说海岛植树，特别有益，可防风固沙，木材可免运进，又美化环境，利延数百年。于是，陈磷指出官粮结余，购松苗40000棵，杉苗30000余棵，即于万历癸巳年（1593年）冬，命令那三位官员带领本部兵马，分别在城后及左右各山脚下，都栽上树木。这好比是打一个大仗，借助士兵的力量，人多力量大，劳力又好调动，又给大家讲清植树的意义，使大家心甘情愿卖力植树，虽劳而无怨。而且植树这件事，干活不到一天，效益却可达百世有谁不愿意干呢？”陈磷在南澳岛任职只一年，便把全岛绿化了。这是古代军队绿化海岛的杰出事例。

清代还有一个植柳的故事，很感人。据《临沂县志》记载，乾隆皇帝南巡路过临沂，一位乡村学校的学生叫王卣，上了一道《敬陈利弊以供采扶疏》，其中专门讲了一段栽柳树的问题，他说：“临沂、郯城风土半山半坡，素不产柳。驾行一过可知，每修河口出柳一千余束，发价到州，散与百姓各处采买。本境无柳，必向外州县出柳之处转行采买。运至河干，往返六百余里，非两月不能。采买困难，运解更难。我请求，以后把买柳树的钱拨给出柳的地方，让他们在河堤内外或随近旷土，官植官柳，着士兵看守十年，畅茂采用不尽，除免沂郯无柳之难，且能速济河弊之革者一也。有利则兴，有弊则除，庶不负我皇上驾幸沂郯巡狩大典。”这位少年朋友的建议，既考虑了绿化（除免沂郯无柳之难），又考虑到治河，而且提出让士兵护林的建议，这些建议确实可行，是很可贵的。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了山林司，可见是很重视林业的。1924年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又把植树列入《建国大纲》。在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中，也提到要通令全国划分林区，广设苗圃，积极造林。

纵观我国古代的造林历史，就其主流来说，是经济林、用材林和薪炭林，但是，我们的祖先也是注意栽行道树、植保护环境的风景林和防护林的，这样一来，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上就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栽行道树美化环境

如果说古代栽种果木主要是为了卖钱，栽行道树则纯粹是为了建设环境、美化环境。

我国行道树历史久远，可上溯到周代。周朝的制度规定“列树以交道，立鄙舍以守道路”。行道树就是表明道路的树木。那时主要树种是桑、梓。行道树在当时是作为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来搞的。在春秋时期我国河南新郑一带又用栗树作行道树了。位于现在河南的郑国作为当时的一个小国，能自立于大国之林，与名相子产的治理是分不开的。子产很重视植行道树之类的基本建设，《吕氏春秋》上说：“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可见他已将桃、李等果树作为大街上的行道树种了。

秦始皇的驰道树也很著名。他统一中国后，下令大修驰道，即相当于现在的国道，驰道以京都咸阳为中心，东到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洮，北抵辽西，南达吴、楚旧地。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栽一棵青松。唐代诗人岑参有诗说：“青松夹驰道，宫观何玲珑？”说的就是秦始皇修驰道、树青松、大搞园池宫观的事。

长安古都自汉代起，街道两旁的桐、梓、槐树就很兴旺，这些大树遮天蔽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和乐趣。当时长安城内太学附近的街道两旁，种有很多槐树，时称“槐市”。郁郁葱葱的槐市吸引了许多行人、学士，每逢初一、十五就到大槐树下聚会，讨论各种问题。

在南北朝时期，行道树益为人们所重视。前秦苻坚当政时（357～385）任用的大臣王猛，力主发展农林生产，兴修水利，振兴经济。王猛提出“自长安至诸州，都要种上行道树槐柳”，以此作为“整齐风俗、振兴国家”的重要措施之一。

公元6世纪，行道树开始用于标记大道的里程。在此以前，都是用土堠来标记大道里程的，土堠每每因雨淋而毁坏。自北周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时，就命令部下在过去应该有堠的地方，栽上一棵槐树代替土堠。这样既不用修复，行路人又可以在树下息凉庇荫。皇帝知道韦孝宽的做法后，大加赞赏，命令各地参照执行。于是各州的大道两旁普遍实行“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作为路标。

晋代民谣说：“长安大街，夹树杨槐。”到唐代，长安已成为世界名城，城市建设规模更大，行道树当然也搞得很好。长安大街街道两旁栽着整齐的槐树，宫城、皇城广植梧桐、柳树。长安城有了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更加壮丽。王维《登楼歌》中就有“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的描述。当年长安街道两边有水沟，沟堤上栽有杨柳，它们与槐树一起，成为长安的主要绿化树种。有首诗说：“紫禁春色晓苍苍，千条绿柳垂青埙，百转流莺绕建章。”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唐代宗时，一度出现城里行道树稀缺的状况。有关方面补栽了榆树。当时的京兆尹吴凑不赞成栽榆，说榆树不是理想的行道树种，因槐是我国古代最常用的行道树种，所以他叫人统统改为槐树。槐树树冠大，遮荫好，花多而香，枝条古朴典雅，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行遭树。吴凑组织群众种植了许多槐树，后人常“指树怀之”。诗人元稹则不赞成用槐树作行道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据说当时因为用什么树作行道树，还争论了很长时间呢！

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也是绿化较好的城市。当时汴梁城内街上栽有柳树、樱桃和石榴等树种。前些年联合国有关组织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还称道“宋朝的都城（汴梁），每条街上都是水声潺潺，花香袭人”，足证当时开封林木之盛。公元967年，辛仲甫为朝廷右补阙，第二年任彭州知州，见州内少种树，暑无所休，遂率领人民大种柳树以“荫行路”，后来人民群众为了纪念他，将这些柳树称作“补阙柳”。公元十一世纪初年，宋代的蔡襄（即著名的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为闽部使者时，积极组织当地人民栽种行道树，并取得很好的成绩。过了四五百年的明代，人们还都没有忘记这位学者组织栽种行道树、造福于民的功绩。

元朝世祖忽必烈很重视种树。他认为种树能使人长寿。他倡导在大道两旁每隔两步就种一棵行道树，使沙漠中的行人不致迷路。还设了专门的机构管理行道树。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看到这些行道树时，非常赞赏。《马可波罗游记》中说，这些树不仅夏天可以遮荫，就是在冬天大雪盖地时，行路人也不致迷路。

除行道树外，我国古代在长城、运河、堤坝线上栽种树木的记载，也值得一说。前面已经讲到的秦始皇的榆溪塞即是在长城沿线植榆的例子。就连名声不怎样好的隋炀帝在开挖运河时，也曾下令在运河两岸栽种槐树和柳树。《大业杂记》说：“自东都（洛阳）至江都（杨州）二千余里，树荫相交。”隋炀帝开运河、植槐柳纯粹是为了自己游山玩水，当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人民用血汗挖开的运河却有利于南北交通，所栽种的槐柳护岸林也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在宋代，苏轼在杭州任职时领导群众修筑了著名的苏堤，苏堤筑成之后，又“植芙蓉杨柳于其上”，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六桥烟柳”，而“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的十景之一。六桥烟柳，既是行道树，又是风景林，其美化环境的意义不可低估。

各代的植树情结

四川剑阁古川陕古道上有很多古柏，一直传说是三国时张飞栽的，旧称“张飞柏”。后经查是明代所植。《剑州志》说：“自剑门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明正德时知州李碧，以石砌路，两旁植柏数十万株……”

我国自古即有栽种柏树的传统。柏树材质坚实，是建筑、桥梁、造船、雕刻、家俱的上等用材。但是，柏树寿命很长，生长缓慢，作为用材林来对待，它往往是不能很快见效的。很多园林名胜、寺观祠庙都植着柏树，如陕西黄帝陵的轩辕柏；山东曲阜的孔林全部是柏树，由孔丘弟子子贡所植，已有2000多年；太原晋祠的周年齐柏已有3000年树龄；台湾阿里山有一株12人才能合抱的红桧，高54米，树龄也有3000年；陕西勉县诸葛亮墓前的20多株古柏，栽于公元262年。这些古柏，主要是为美化环境而栽，并作为风景林而受到历朝的保护。这样的例子，不绝于书。

在我国历史上，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的例子也很多。

在长城沿线，过去有一条非常可观的榆树林带，又称“榆溪塞”。榆溪塞早在战国末年就开始建设，据史书载，共有两条：一条是秦始皇修长城时沿长城发展起来的林带，所谓“垒石为城，树榆为塞”，即指此。长城由今甘肃岷县顺洮河而下，又沿黄河往东，入宁夏遇贺兰山而北，至阴山山脉。今兰州东南有榆中县，在旧长城线上，县名即与植榆有关。西汉时又对榆溪塞进修维护扩展，使准格尔旗及神木、榆林诸县北部亦植了许多榆树。还有一条榆溪旧塞，这条旧塞不在秦长城沿线上，而是斜贯于东胜，准格尔旗次生黄土丘陵区。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对旧塞说得很详细：“诸次之水东迳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薮矣。缘历沙陵，届龟兹县西北，故谓‘广长榆’也。”王恢云，“树榆为塞”，谓此矣“史辑认为，诸次之水就是现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之间的秃尾河。沙陵指沙丘。龟兹故城，在榆林县北清水河上源处，即今榆林河源头。“广长榆”是指汉武帝时对这条榆塞县的扩展。由郦道元的具体描写，足见榆溪旧塞在南北朝时还相当可观。这条经过大规模栽种榆树而形成的绿色长城，其纵横宽广却远超过于长城之上。20世纪70年代在准格尔旗瓦尔吐沟、速机沟、玉隆太等地墓葬中发掘出鹿形铜饰件及明器，鹿为林中动物，这就可以知道，其地应当有森林；这些地方都在长城之内，故当地森林不限于长城之外。这个地区在当时不仅榆树成林，还有不少竹树。

从秦汉到明清，前后一千多年，我国北方生态条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过度垦伐和放牧，使北方某些地方风沙肆虐，气候恶化。河北宣化西侧的柳川河，号称“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每当秋末春初，宣化城外的景象是：“眼见风来沙转移，平沙莽莽黄入天”。据《宣化县志》记载，宣化城重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5年）到乾隆十九年（1755年）。当时，宣化“城西一带，年久积沙，高与城平，行人乘墉出”。知县黄可润、董其役让民众清除积沙，又为防止风沙再次于积城外，于是在“西门外购地十余顷，种树数万，筑长堤障沙，疏壕凿井，树得水皆成活，一望蔚然，沙患渐少”由于宣化城西城外沿城墙有一道由数万株柳树组成的防风固沙林带，有效地保护了宣化城市环境。尽管春秋起风的时候，城外风沙弥漫，城内却清风习习，不见沙土飞扬。这是我国历史上营造城市环境保护林带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我国的大西北，在清朝后期，环境严重恶化，其中主要是风沙危害加剧。面对这种状况，当时的有识之士并未无动于衷。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当年率部守卫西北边陲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时，整修了从西安经兰州至乌鲁木齐的驿道，同时下令夹道植树，主要栽植较耐旱的柳树、榆树，以保护路基。从西安西向，顺河西走廊，经过茫茫戈壁荒漠，直到北疆的伊犁、南疆的阿克苏等地几千里风沙线上，栽植了大量树木。后来见甘肃境内童山濯濯，赤地千里，左宗棠又下令在驿道及一切可种树的地方种树，并雄心勃勃地预言：“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1879年，左宗棠的同乡、部下杨昌浚，应左宗棠的约请来新疆访问，一路上见柳荫匝地，诗兴大发，写道：“大将筹边尚未还，瑚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至今，兰州、天水、平凉、阿克苏等地仍可看到三围数丈的百年杨柳，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左宗棠曾经镇压过人民革命，但他绿化大西北的历史功绩以及保卫祖国西部边陲的成绩却是巨大的，我们应当给他以正确的评价。

我国古代植树造林源远流长，至迟在夏代（约前21～前16世纪）已开始栽培杏、桃，这可由成书于夏代末年的《夏小正》得到证明。

古代植树首先是营造经济林木。古人对营造经济林木的意义、适地栽树的原则、嫁接、移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由政府规定植树的措施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祖先至少在宋代就注意到选择适宜的树种，栽植薪炭林和用材林，这也是极为可贵的。经济林木的营造，不仅发展了经济，客观上对环境也有很大的裨益。

古代栽植行道树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古代的城市街道绿化久已闻名世界。至于像秦始皇承袭旧制，大规模营造榆溪塞这样的绿色长城及在全国驰道栽植青松的举动，固然给劳动人民加重了负担，但这件事对改善环境的意义，则是不容否定的。至于宣化知县发动群众植柳御沙护城，延亘3000里的大西北“左公柳”，亦是我们的祖先以植树抗风沙，改善和保护环境的壮举。不仅在我国环境保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激励了我们今天开发大西北和征服沙漠的信心。

植树节的由来

近代植树节最早是由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发起的。19世纪以前，内布拉斯加州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原，树木稀少，土地干燥，大风一起，黄沙满天，人民深受其苦。1872年，美国著名农学家朱利叶斯·斯特林·莫尔顿提议在内布拉斯加州规定植树节，动员人民有计划地植树造林。

当时州农业局通过决议采纳了这一提议，并由州长亲自规定今后每年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为植树节。这一决定作出后，当年就植树上百万棵。此后的16年间，又先后植树6亿棵，终于使内布拉斯加州10万公顷的荒野变成了茂密的森林。为了表彰莫尔顿的功绩，1885年州议会正式规定以莫尔领先生的生日4月22日为每年的植树节，并放假一天。

在美国，植树节是一个州定节日，没有全国统一规定的日期。但是每年4、5月间，美国各州都要组织植树节活动。例如，罗德艾兰州规定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为植树节，并放假一天。其他各州有的是固定日期，也有的是每年由州长或州的其他政府部门临时决定植树节日期。每当植树节到来，以学生为主的社会各界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投入植树活动。

今日的美国，树木成行，林荫载道。据统计。美国有1/3的地区为森林树木所覆盖，这个成果同植树节是分不开的。

我国植树造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真正成为国家建设的战略任务，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植树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绿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曾号召“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1956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12年绿化运动”。1979年2月23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提议，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决定每年3月12日为全国的植树节。

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水灾。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凡是具备条件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5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决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人人动手，每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1982年的植树节，邓小平同志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植树节。由于各国国情和地理位置不同，植树节在各国的称呼和时间也不相同，如日本称为“树木节”和“绿化周”；以色列称“树木的新年日”；缅甸称为“植树月”；南斯拉夫称为“植树周”；冰岛称为“学生植树日”；印度称为“全国植树节”；法国称为“全国树木日”；加拿大称为“森林周”。

全年12个月，每月都会有国家欢度植树节：

约旦的植树节是1月15日；

西班牙的植树节是2月1日；

伊拉克的植树节是3月6日；

法国于1977年规定每年3月为法定的“植树月”，月末那天为“植树日”，全国绿化这一天进入高潮；

日本于1922年规定每年4月1～7日为绿化周，4月3日（神武天皇祭日）为植树节；4月29日是该国的绿之日，也可以被当作该国植树节；

朝鲜的植树节是4月6日；4月和10月为“植树月”；

澳大利亚的植树节是5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委内瑞拉1905年决定每年5月23日为植树节；

芬兰的植树节是6月24日；

墨西哥1954年的法令规定，植树节在每年6～9月的雨季举行；

印度的植树节是7月的第一周；

巴基斯坦的植树节是8月9日；

菲律宾的植树节已有70多年历史，他们把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植树节；

泰国的植树节是9月24日（也是国庆日）；

古巴的植树节是10月10日；

英国的植树节是11月6日至12日；

意大利1898年就决定每年11月21日为植树节；

叙利亚的植树节是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塞内加尔每逢雨季一到，全国性的植树活动随即开始，时间持续长达半年之久，是世界上植树节最长的国家。

斯里兰卡：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17日为植树节；

巴勒斯坦：1月6日是植树节；

埃及：每年9月至11月为植树节；

美国：美国各州都有植树节，但由于各地气候差异，全国无统一日期；

巴西：每年9月21日为植树节；

哥伦比亚：每年10月12日为植树节；

萨尔瓦多：植树节和教师节合在一起，在每年的6月21日举行；

瑞典：每年3月举行森林周活动。

爱护救助生物

舜帝不鞭打耕牛

上古的时候，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位很圣明的首领，他的名字叫做尧。尧带领着他部落里的人抵抗其他部落的入侵，与野兽作斗争，从事生产劳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尧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精力不济了，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来继承自己的位置。

一天，尧来到山坡上，看到两个青年人在坡地上耕地。一人扶着犁耙，一人手中拿着一只小小的簸箕，不时地在簸箕上咚咚地敲两下。尧觉得不理解，就上前问道：“喂，你们俩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们正在犁地哩。”那个敲簸箕的青年人马上热情地回答。“我还从来没有看到像这样犁地的，别人总是手中拿着鞭子驱赶牛耕地，你们是不是没有牛鞭了，所以就拿这种簸箕当牛鞭？”尧还是大惑不解地问。“哦，您不知道，我们两人已经犁了大半天了，这一大片耕过来的地都是这头牛拉的犁。牛很累了，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拿牛鞭来抽打牛，所以我们就用这只簸箕换了牛鞭。敲打簸箕的咚咚声照样可以使牛拉犁往前走，而牛不再受那种被抽打的皮肉之苦了。”那个青年人很认真地说。“哦，我明白你的用意了，原来你们是为了保护耕牛。”尧感到这两个年轻人心地很善良，又能出好主意，真是两个人才。尤其是刚才说话的青年人不仅心地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且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尧心想：“我不正是在寻找我的部落首领的接班人吗？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吧！”

正在这时，从山坡的那边走过来一个头发斑白的樵夫，那樵夫挑着一担子柴薪，看上去很累的样子。那位敲打簸箕的年轻人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对另一个人说：“你该休息一会儿了，牛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我到那边去帮助那位老人把柴薪挑下山了再来犁地。”说完，他就跑过去帮助那个老人挑柴薪去了。年轻人一直将担子挑过了一个山头才回转身来。

尧问那个蹲在地头上休息的青年人：“帮助老人挑柴薪的人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舜，是我们这儿后生中的榜样，他不仅勤劳、勇敢，又有好心肠，我们都非常喜欢他。这不，你瞧，这是他今天帮助的第三个人了。”青年人回答说，表现出非常佩服那个青年人的样子。

尧捋了捋自己的花白胡须，心中好像悟到了什么，连声说：“好后生，好后生。”

等到那个舜走过来之后，尧拍了拍舜的肩膀，对舜说：“我找的就是你这样的接班人啊！我看到了你不肯用鞭子抽打牛，说明你的心地善；你用簸箕替代鞭子，说明你的智慧高；你帮助老人挑柴薪，说明你的品德好；我刚才还听了你的同伴夸奖了你，说明你的人缘也不错。所以我想你可以做我的接班人。”

由于尧的赞扬，舜在部落里的名声越来越好。果然不久在尧的提议下，同时也是在部落人的推举下，舜继承了尧的位置，做了部落首领。文王怒斥打猎之人我们对环境的反映决定了我们的感受。——戴尔·卡内基

商朝末年，有一个贤明的诸侯王，名字叫姬昌，后人称他为周文王。周文王治国，注意发展生产，体恤百姓艰辛，很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民群众说他的恩德比山还重，连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都能够感受到。

有一次，周文王要带着自己的文武大臣们到城外去了解民情。有一个名叫散宜生的上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对周文王说：“大王为天下日理万机，明天好不容易有点空闲出去轻松一下，我让两位大将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都城的南门外围成了一个猎场，大王可以一边了解民情，一边围场打猎，也好体现一下我朝君民同乐的升平景象。”周文王听完，想了想，没有表示反对。

第二天，周文王带领文武大臣出了南城门，来到了猎场。只见大臣们手中拿着钢叉利剑，带着黄鹰猎犬，非常威风。一会儿，大家在猎场周围布成了罗网。

周文王骑在骏马上，看到猎场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飞禽，心中想到，只要一箭射出去，肯定可以让那飞禽从天空中掉下来；一叉投出去，肯定可以让那狡兽倒在地上。这时，有左右递来了弓箭和钢叉。

可周文王将弓箭和钢叉放在了马背上，不忍射猎。他问身边的散宜生说：“这儿原来没有围场，现在为何将围场设在此地？”散宜生在马上欠了欠身子，很快回答说：“大王自羡里回来之后，臣很高兴，就在这儿设了一个围场，已有好几年了。平时不准任何人来这儿打猎，专等大王的到来。所以这儿的野兽珍禽很多。今日大王出城访民疾苦，正好顺便射猎，让大王的心情畅快一下；大臣们久在禁中，也可以跟着大王行乐一番！”周文王听了散宜生的话，没动声色，对大臣们问道：“大夫散宜生说的对吗？”随从们看到大王已要动手打猎了，哪敢败大王的兴致；况且自己好不容易有这一次与大王同猎的机会，岂能放过。就同声回答说：“大夫散宜生说得极是！”

周文王的脸上陡然变得异常严肃起来，对大臣们大声说：“大夫说错了！你们都跟着错了！”大臣们一听，人人面面相觑，以为周文王在说着玩儿的。只听周文王继续说道：“现在正是万物发舒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随意捕杀取乐呢？过去我们的祖先伏羲帝从不打猎。有一次，伏羲的首相风后拿了一只野兽去献给伏羲享用。而伏羲对风后说：现在人们吃的荤腥都是动物的肉。人们为了自己能够有美味的东西吃，有可口的东西喝，就打猎以动物的肉为食，以动物的血解渴，以为这才是滋养之道。而不知那些野兽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去猎杀它们，于心何忍？”所以伏羲教育他的大臣们不要去打猎伤生。我今日也要像伏羲那样，宁可食五谷杂粮，不愿吃这禽兽的肉。让这些珍禽异兽备随其天性在这儿生活下去，彼此之间无伤无害，以养天和。”

这一次周文王没有在围场打猎，而是带着群臣到民间访民疾苦去了。后来周文王又派人将这个围场撤除，号令文武百官不要滥杀飞鸟走兽。周的臣民在周文王的倡导下，在限制打猎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并没有因为限制打猎影响生计。因此，西岐迅速强大起来，到了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执政的时候，周以其强大国力再加上各诸侯国的拥护，打败了东方的商纣王，建立了一个新兴的王朝——周朝。

努尔古丽保护驼群的故事

努尔古丽起了个大早。她今天感到特别的高兴，因为爸爸妈妈允许她和弟弟一道去放牧驼群，这是努尔古丽梦寐以求的机会。努尔古丽是一名少先队员，平时总是喜欢和大人们一起去放牧，看到大人们骑在高高的驼峰上，皮鞭一甩，吆喝驼群的情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与向往。

努尔古丽帮助爸爸妈妈收拾了毡房，然后和弟弟吃了早饭。爸爸说：“努尔古丽，你们可以走了。”努尔古丽高兴地跳了起来，拉起弟弟的手，就奔出了毡房……

在通往阿克达草场的大路上，努尔古丽和弟弟叶尔江一前一后驾着驼车、赶着驼群。在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跟着邻居哈斯木和他的驼群。春天的草原美丽极了：初升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草原上，草原上绿波荡漾，野花竞放，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远方的雪山，天上的白云，在广袤的草原上移动的驼群和羊群，构成了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

就要到达阿克达草场了。努尔古丽手中的皮鞭一扬，驼群撒开蹄子，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她就把弟弟叶尔江甩在老远老远了。

草原上的春天，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万里晴空，现在忽然狂风大作，乌云四合。闪电在天边撕扯着黑暗，轰隆隆的雷声引来了哗啦啦的大雨。努尔古丽跳下了驼车，挥动皮鞭，在驼群的前后左右奔忙着。大雨将她的红裙子浇了个透湿，最遭糕的是大雨未停，又下起了冰雹和大雪，气温骤然下降，冻得努尔古丽直打哆嗦。幸好，在努尔古丽的大声吆喝下，驼群没有跑散。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后面还有弟弟和哈斯木。于是，她将驼群安顿好，转身朝来路奔去。

可是风雪太大，前方什么也看不清楚，弟弟在哪儿呢？努尔古丽在风雪中呼喊，没有回音。雪地上留下了努尔古丽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

两个小时后，她终于找到了弟弟。原来弟弟和哈斯木在风雪中遇到了麻烦，有几峰骆驼在雷声中受了惊骇，四处乱窜。叶尔江和哈斯木为了将驼群集中到一块，累得精疲力尽，正在雪地上急得大哭。

努尔古丽鼓励弟弟和哈斯木说：“不要害怕，过一会儿天气就会晴的。再说，大人们知道我们遇到了困难也会来帮助我们的。”弟弟和哈斯木听了努尔古丽的话，心里宽慰了许多。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驼群集中在一起。

驼群集中在一起了，可是风雪更大了。整个驼群开始骚动起来。努尔古丽想，草场是去不成了，现在要想办法将驼群保护好，把它们赶回去。可是当他们吆喝着驼群往回走的时候，驼群根本就不听使唤，硬是在原地打转。驼群有随时跑散的危险。怎么办？努尔古丽对弟弟说：“叶尔江，你快回去报告我们这里的情况，让大人们赶快来帮我们。我和哈斯木留在这里保护驼群！”叶尔江看到姐姐身上衣服单薄，说：“我们还是一道回去吧！”

努尔古丽坚定地说：“我们都回去了，那驼群肯定会走散的。你就别说了，快走吧！快去快回，一路小心！”叶尔江骑上一峰熟悉来路的大骆驼走了。

叶尔江走后，努尔古丽和哈斯木将驼群赶到一个避风的地方，然后吆喝着驼群一峰一峰紧挨着趴下。可是风雪太大了，气温也太低了，大小骆驼都冻得发抖，努尔古丽和哈斯木的手脚也都冻得发僵了。这时，努尔古丽担心四峰小驼羔受不了寒冷，就从驼车上取下了毡片和褥子给它们盖上，又把它们一个个抱到母骆驼的身边。这时努尔古丽和哈斯木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是还不见叶尔江和大人们来，努尔古丽和哈斯木都有些着急了。努尔古丽对哈斯木说：“这里有我，你也回去吧，快催大人们来帮助我们！”哈斯木看到驼群安静地卧在地上，就放心地走了。

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努尔古丽又来回奔忙了半天，又将几只走散的大小骆驼拢到一块儿了，她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一下数目，147峰，一峰不少！努尔古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来，努尔古丽感到太累了，于是她紧裹着单薄的衣服，靠在驼车旁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她在梦中还在呼唤：“弟弟快来呀，哈斯木快来呀，我们要一起保护骆驼……”

大雪覆盖了大草原，也盖住了骆驼的脚印。叶尔江和哈斯木带领着努尔古丽的爸爸和牧民们在草原上寻找努尔古丽和驼群……

天亮了，他们终于在一个土包下找到了驼群，147峰安然无恙。可是努尔古丽在哪儿呢？大家焦急地在周围寻找，终于在不远的雪地上发现了一角红裙，努尔古丽被冰雪盖在下面，她的身体早就冻僵了……努尔古丽为了保护集体的驼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僧人保护动物

公元14世纪，一个叫奥杜烈的西方人在杭州西湖附近，参观过元代的一间佛寺。他看到一个剃着光头穿着长袍的和尚在精心饲养一群猴子。奥杜烈在自己的记录中绘影绘声、形容毕肖地描述了当时的见闻：

他从桌子上把装满残余食物的两个大小桶拿起来，跟着把那里灌木园之大门打开，我们便一齐进去。在这个灌木林里，有一个小山，山上长着茂密的树木广且有无数的洞窟。当我们站在那里时，他拿起一面锣，把它敲响。这时各类的大群动物，听见锣声，开始由山上下来，有的颇似类人猿、猴，以及许多似具人类脸孔之动物，为数约达三千头之多，均依常规，向他环绕，按等级站立。到了站定后，他把水桶放在它们前面，给予饲喂，摄食甚快。这些动物吃完之后，他再敲锣，它们闻声便全部回到老巢上去。

我因此大笑，便开口说道：“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这些动物会成为君子灵魂之所在，我们这样饲养，完全是为着神的爱。”

然而我又问道：“这些不过是各类粗野的动物，有什么灵魂？”他又答：“他们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君子们的灵魂。因为如果一个人是高尚的的话，他的灵魂会进入若干这些高尚动物的形体之内；但鄙野的人的灵魂，则进入低等动物的形相，而永远寄生其中！”我是反对他的说法的，但他除自己所讲者以外，什么都不相信。

奥氏记录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古代僧人办的一个动物园，里面饲养了各种猴子。据考证，当时是公元1330年。这位和尚饲养猴子，完全是唯心主义思想在起作用，连奥氏都不相信他的“君子灵魂之所在”的说法。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猴子的作用，而且有3000只之多，也算不简单啦！

中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有不少名山大川，自古以来就。受到崇敬和爱护，这些名山大川中的生物资源也因其名而得到相应的保护；中国历史悠久，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的历史遗迹、纪念地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后代人们瞻仰怀念的地方，这些古代文化遗产及名人遗迹、祠堂、陵墓历来得到人们的保护，也保存了大量的古树名木；中国的宗教源远流长，其中佛、道两教更为普遍，他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寺庙道观，由于宗教中某些教义的要求，也保护了不少动、植物资源。所有这一切，虽然与今天保护生物资源的宗旨与措施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在客观上的保护效果却是不容否认的。可以说，他们是环境保护的同盟军。了解我国古代的名胜古迹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环境保护法》把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列入环境保护范围之内的重要意义。

小学生保护白鳍豚

1992年1月的一天，在广东珠江口的大海边，有4个青年农民正在散步。在浩瀚的海面上，一排排巨浪携带着白色的泡沫、绿色的海藻朝岸边涌来。在沙滩上，随处可见垩白色的贝壳以及死去的小鱼和小虾。“快来看啦！那是什么东西？”一个农民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大声叫喊起来。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在不远的海面上飘着一个蓝灰色的东西。“好像是一条大鱼！”一位农民显然掩不住情绪的激动，首先作出了判断。“那就太棒了！少说也有几十斤吧。”“要是一条大鱼，我们可就要发大财啦！”最后说话的那位农民一边说着，一边脱下了自己的鞋子、上衣和长裤，准备下海。

蓝灰色的东西越漂越近了，它的脊背在阳光下十分耀眼。“哇！大鲸鱼。”那个下海的农民已经可以用手触到它的尾巴了。另外三个人也脱掉了鞋子和衣服跟着下了海，一起将“大鲸鱼”拖上了岸。

农民毕竟没有太多的海上知识，和鱼打交道的机会少。虽说他们将这家伙弄上了岸，但他们中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名字。反正像鲸鱼吧，看，身体圆乎乎的，蓝灰色的脊背，白色的肚皮，不正像动物世界节目中在大海里游弋的大鲸鱼吗？“嗨，这家伙还是活的，一双眼睛还在眨巴，大嘴还一张一合的。”“管它活不活，先宰了，饱餐一顿，然后将剩下的拿到大街上卖个好价钱。”说话的农民边说边掏出腰间的大水果刀。正在这时，走来了一群小学生，他们上完课，正背着书包排着队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看见几个农民捕获了一条大鱼，便好奇地围了过来。“你们不能伤害白鳍豚！”一个脖子上扎着红领巾的小朋友突然挤了过来，大声说。“毛孩子，多管闲事！”一个农民不屑一顾地瞪了小学生一眼。他手里拿着刀，正考虑着该从哪儿下手。“你们不能这样干，否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个小朋友继续大声说道。“小朋友，看看那边大海上有多少人在打鱼？我们杀一条鱼，难道也是犯法？再说这鱼不是我们抓的，是它自己送上岸来的。小朋友，我们一起喝碗鱼汤吧。”“这不是鱼，是白鳍豚。我们老师讲了，白鳍豚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在我们国家，这种动物已经不多了，你们还伤害它，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小朋友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分辩。其他小朋友听他这么一说，也纷纷说话了。其中一个小姑娘飞快地跑去报告有关部门。

4个农民经小朋友们这么一说，面面相觑，一时没有了主意。

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带着两位穿制服的叔叔来了，叔叔表扬了小朋友们保护动物的意识，给那4个农民说明了国家保护稀有动物的有关法规。大家一同将白鳍豚抬到珠江里放生去了。

张宇急中生智救天鹅

1995年4月，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局租林业局联合召开了一次“保护珍禽先进事迹表彰会”。会上，领导介绍了交道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宇智救白天鹅的模范事迹，小张宇被授予了“优秀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

1994年12月的一天，小张宇和妈妈到姥姥家去走亲戚。姥姥家住在另一个村子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母子俩穿过了一片片麦地，快到姥姥家村口的时候，小张宇突然听到了几声扑扑扑的声响，再仔细一看，在发出声响的地方还有一束麦苗在微微颤动。小张宇怀着一股子好奇心，跑过去一看，啊，原来是一只浑身洁白的大鸟。“妈妈，快来看啦，这儿有一只大鸟！”小张宇大声叫喊起来。

妈妈顿时感到蹊跷：“这地方哪来的大鸟？况且听到大喊大叫也不飞走？”妈妈将信将疑地走过去，嘿，果然是有一只鸟。“这不是白天鹅吗，怎么到了这儿呢？”妈妈感到十分惊奇。小张宇经妈妈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对了，这就是白天鹅，我在动物园看到过的白天鹅！”“妈妈，您看这白天鹅是不是在这儿下蛋呢？”小张宇看到白天鹅还呆在那儿不走，就问妈妈。“不会是下蛋吧，它大概是受了伤，飞不起来了。”妈妈一边回答，一边走近白天鹅察看了起来。

果然白天鹅是受了重伤，它的洁白的羽毛上有几丝血迹，一只眼睛还在流着血，上眼皮耷拉了下来。“是偷猎者干的吧？白天鹅是国家珍稀动物，我们应该救救它！”小张宇对妈妈说。“多可怜啊，我们先把它抱到姥姥家再说。”妈妈也动了恻隐之心。可是当小张宇过去抱白天鹅时，它实在太沉了。妈妈过来也费了好大的劲才抱起来，大概足足有一二十斤重吧。

走了一段路，满头大汗的妈妈觉得很吃力，对小张宇说：“我们还是歇一会儿再走吧。”“那可不成，偷猎的人找来了怎么办？要不您慢慢走，我先到姥爷家报个信，让姥爷来接您。”小张宇说着话，撒开腿就往姥姥家跑。

当姥爷和妈妈刚刚把白天鹅抱回家不久，后面就跟来了两个壮汉。“刚才是不是你们把我们的白天鹅抱回来了？”其中一个问道。“凭什么说白天鹅是你们的？”姥爷回答说。“别啰唆，在你们家就快点给我们，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其中的一人还蛮不讲礼。

小张宇听到这里，心想：“如果把这只受了伤的白天鹅给这两人，岂不是白白送了白天鹅的命吗！不，绝不能给他们！”

小张宇灵机一动，走上前大声说：“你们知道吗？白天鹅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我们已经把它送到派出所去了，你们是不是要到派出所去？”两个壮汉听到这儿，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走了。

为确保白天鹅的安全，小张宇让妈妈立即给派出所打电话。在房山区林业局领导同志的大力协助下，这只白天鹅当天就被送到了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了精心的治疗。

又过了一段时间，白天鹅的伤口愈合了，定居在北京动物园。

放生金花鼠的故事

小路和小曼同在北京的一所小学读书。小路读三年级，小曼读四年级。两个小朋友平时很要好，都喜欢小动物。

一天，小路去找小曼玩。小曼神秘地对小路说：“小路，今天请你看一样好东西。”说完，小曼把小路带到了阳台上。小路睁大眼睛一看，哇，原来阳台上有一个小笼子，笼子里有两只可爱的小松鼠。小路问小曼：“这是从哪儿买的小松鼠？”小曼回答说：“这不是松鼠，是金花鼠。是我爸爸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每只15元钱哩！”小路想，这金花鼠多贵呀！

金花鼠的头呈三角形，一双亮亮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小小的嘴。它的背上有五条黑色的竖线，全身的毛是褐色的，显得很可爱。

小曼给小路介绍说：“金花鼠特别爱干净，每次吃完水果，都要洗脸、洗嘴。洗的时候，动作很快，用自己红色的小手摸摸脸，摸摸嘴，就算洗完了。”“它们叫闹闹和乖乖，因为一个闹，一个乖，所以我才给它们取了这两个名字。”小路蹲在笼子旁边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它们两个老是要打架，一点也不乖。

据小曼说，有一次，小曼爸爸找了一个新笼子回来，他打开原来的那个小笼子，想把金花鼠转到新笼子里。没想到，刚打开小笼子的盖，只见乖乖嗖的一声钻出了笼子。小曼的爸爸把闹闹放入新笼子，把笼子关好，然后转过身去抓乖乖，乖乖东躲西藏，跑得非常快，小曼的爸爸在屋子里追了好半天，最后终于抓住了乖乖。没想到乖乖一着急，回过头来咬破了小曼爸爸的大拇指。小曼的爸爸把乖乖放到笼子里，心里有些生气。

小路和小曼知道金花鼠的食性很丰富，桃、梨、黄瓜，它们都非常爱吃。小路和小曼每人拿了一小块桃子，给金花鼠吃。她们将小桃块从笼子的网格中塞了进去。没想到闹闹吃完它自己的那一块，就来抢乖乖的。乖乖看到自己的小伙伴这么不讲理，显得很不高兴，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小曼对小路说：“平时闹闹多吃多占，但总也长不胖，而每次乖乖的食物被闹闹抢走之后，心里不高兴，就整天睡觉，好像睡觉可以解闷。前几天老是吃了就睡，睡觉多了，就渐渐地长胖了。睡觉的时候，乖乖好像有意要报复闹闹似的，总是把闹闹的地方占了，闹闹只好蜷伏在笼子的角落里。”

就这样小路和小曼一有时间就在一起照顾这两只可爱的小金花鼠，小金花鼠一天天长大了。

有一天，小路对小曼说：“小金花鼠原来是生活在松林中的，我们不该图好玩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应该将它们放回到松林中去。”小曼一听，完全同意，于是在一个星期天，小路和小曼提着装着两只金花鼠的笼子，一起到石景山游乐场对面的森林公园，把两只可爱的小金花鼠放生了。奇怪的是，它们两个小伙伴，一出笼子就各走各的了。小曼说：“看到它们一出笼子便向不同的方向跑开，头也不回，我心中难过极了！”小路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小路和小曼幼小的心灵里，多么希望这两只小金花鼠能够互相帮助、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啊！

伟子与大雁

这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墙上的小草在秋风中摇曳。伟子一家人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伟子对爸爸说：“爸，我们还是在院子里吃晚饭吧。”

伟子一边说着话，一边呆呆地望着秋天里蔚蓝的天空。

爸爸知道儿子的心思，儿子最喜欢的是听大雁飞过时那呼呼的声响和嘎嘎的欢鸣。

自打学会走路时起，伟子就对大雁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年秋天到来的时候，北方飞来的大雁总是从院子的上空掠过，它们有时排着一字形，有时排着人字形向南方飞去。伟子喜欢站在院子的中央，昂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目送一队队大雁远去……

爸爸从里屋搬来桌子和椅子，妈妈摆上香喷喷的饭菜，一家人正要吃饭，突然，扑哧哧一阵响声从院子外边传来。伟子急忙放下碗筷，直冲院门奔去。

在院墙边的柳树下，一只大雁在地上拍打着翅膀，打着旋儿。伟子心里一惊，不好了，一定是一只受伤的大雁。伟子蹑手蹑脚地走到大雁的旁边，大雁停止了扑打，它好像并不害怕人，它睁大眼睛看了看伟子，开始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啊！不好了，它受伤了！”伟子发现在大雁的身子下有一些殷红的血。“快把药箱拿过来。”爸爸说。

伟子把药箱拿来了，父子俩开始用药水给大雁敷伤。爸爸将大雁抱在怀里，伟子用棉团蘸了红药水给大雁涂伤口。然后他们将大雁抱回家，在家里的墙角下铺一些干草，让大雁躺在那儿休息。妈妈也拿出一碗食物和一碗水，放在大雁的嘴边。爸爸妈妈都忙家务去了，伟子一个人坐在大雁的旁边，像陪病人一样陪着它。一连几天，伟子给大雁换药、喂食，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大雁开始还很拘谨，几天之后，它就和伟子混熟了。有时，伟子在前面走，大雁就跟在后面嘎嘎地叫，怪有趣的。

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屋檐上的水哗哗地直往下淌。伟子担心大雁被雨淋着，叫醒了爸爸，想给大雁挪个窝，可是大雁硬是不愿意动。爸爸想了一个好办法，拿来一把大桐油伞，撑在了大雁的上面。大雁躺在暖和的干草上，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爸爸用家里的木板给大雁做成了一座小房子，小房子里面铺了许许多多的干草。可以想象得出，大雁住在里头，一定非常舒服。

转眼到了冬天，伟子又和爸爸在大雁的小房顶上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干草和秸秆，以免大雁受冻。

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临了，树梢上开始泛绿，院子里墙角下的小草探出了嫩芽。大雁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它可以在院子里跳来跳去，有时还能飞上墙头。一天，伟子正在屋子里做功课，突然听到院子的上空传来一阵阵嘎嘎的雁鸣，接着是一阵大雁扑打地面的声音。伟子跑出来；看到院子的上空一队队大雁掠过，小屋里的那只大雁也跑到了院子的中央，伸长了它长长的脖子，望着天空，振翅欲飞。

伟子抱起大雁，用双手举过头顶，大声说：“飞吧，大雁！”大雁双翅一扇，直冲云天而去。伟子的眼眶里噙满了泪花。他望着他的那只大雁飞进了雁阵，它们的影子渐渐消失，它们的声音也渐渐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蔡希陶与杜鹃花

在北京一家生物调查所里，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美国人威尔逊写的书，书的名字叫《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读着读着，他的脸上阴沉了，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光芒……

这位年轻人名叫蔡希陶，是这家生物调查所的一名普通的练习员。他早就耳闻过，许多外国人——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都曾偷偷摸摸来到中国掠夺自然资源的标本。

他们未经中国政府的同意，没有任何手续，到中国的西部、南部等地方随意采集标本、毁坏植物、猎杀动物，如入无人之境。这本书中就记载了威尔逊自己在中国搜集了将近7万种植物标本，其中大约有5000多种被他偷运到了美国和英国。还有一位名叫傅礼士的英国人，曾7次偷偷进入云南，窃走了300多种杜鹃花的种子，他把种子撒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取名叫什么“杜鹃花世界中心”。蔡希陶还听说，目前还有许多许多的带着标本箱和火枪的外国冒险家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的植物王国里游荡。

真叫人痛心啊！蔡希陶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研究机构，保护好我们自己丰富的植物资源。他决定首先从调查杜鹃花品种着手。

蔡希陶仅带了一个标本箱、一些干粮和采集标本用的工具，从四川宜宾出发，沿金沙江，徒步进入了云南省，一头扎进了大凉山。

大凉山人烟稀少，植物茂密，是典型的瘴疠之地。蔡希陶克服重重困难，忍受了疾病和饥饿的打击，在这个杜鹃花的王国里开始了他艰苦的跋涉。他一边调查杜鹃花的生长分布情况，一边给当地的老百姓治病，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有的人给他带路，有的人给他扛行李和标本箱，使蔡希陶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

据蔡希陶的调查，中国有650多种杜鹃花，其中云南就占了420多种。真正的杜鹃花世界中心应该在中国，在中国的云南。但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就不重视科学，中国人在对于杜鹃花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蔡希陶自己省吃俭用，总算攒了千把块钱。他在昆明郊外的黑龙潭买了十来亩地，盖了几座房子，办起了云南省农林研究所。但研究所办起来之后，经费和安全都无法保障，有几次，土匪还光顾了蔡希陶的研究所。但蔡希陶没有气馁，将杜鹃花的研究工作一直坚持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后，蔡希陶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他一心扑在杜鹃花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上，建立了我国杜鹃花的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云南工作站。

原田枝子替燕子写公开信

日本的奈良市是一个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城市，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游客来这儿观光。

原田枝子是奈良市一家旅馆的服务员。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旅馆的业务十分火爆，不几年，业务量跃居奈良市旅馆行业的前列。自然地，大家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原田枝子作为一名服务员，每月也能拿到相当可观的薪水，她为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份工作而庆幸。

可是好景不长，也不知是哪一天，旅馆里飞来了一群燕子。这些不速之客在旅馆里的屋檐上、梁柱上和瓦缝里安家落户了。它们飞进飞出，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到了产卵的时节，更是闹翻了天，它们随便排泄，地板上、玻璃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燕子的粪便。虽然旅客们有些不满意这些燕子的行为，但一时也没有影响到旅店的业务。只是忙坏了原田枝子等一帮服务员小姐，她们每天的工作量几乎增加了几倍，她们不仅要服侍好这里的顾客，还要服侍好这里的燕子。她们每天要擦洗地板、玻璃，好让顾客们有一个清洁舒适的环境。可是有一天，当一只燕雏从梁上的窝里掉下来之后，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只小燕子不小心，从上面的燕巢里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一个顾客的肩上。小燕子身上带下来的脏物把这位客人的西服弄得很脏，这位来自西方的客人一时怒起，抓起小燕子就要朝窗外扔去，正好被原田枝子看到了，她急忙跑上前去，从那位客人的手中夺回了小燕子，并说：“别丢了它，这样会摔死它的，先生，请您把它给我处理吧。”那位顾客显然还没有从燕子弄脏他衣服的怒火中平息下来，又伸出手来要夺走，大声说：“这家伙太讨厌了，你看我的衣服多脏，都是这小畜牲干的！”原田枝子忙赔不是：“对不起了，我们以后一定想办法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您的衣服就交给我替您洗刷干净吧。”

原田枝子小心翼翼地将小燕子放回到它自己的巢中，又拿了那位先生的衣服去洗净。后来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多起，原田枝子和她的同事们都处理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和燕子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大约是那些受了燕子苦处的旅客们回去之后做了义务宣传员，时间一长，燕子的事开始影响到旅店的业务了。到奈良的游客没有减少，可来原田枝子她们旅店的旅客却明显地在减少。旅店的经理先生大伤脑筋，一筹莫展。

原田她们几个服务员心里清清楚楚，要增加旅客量，就必须将这些可爱的燕子打发走，可是把这群叽叽喳喳的燕子赶走，又是大家最不情愿的事情。为此，原田枝子和她的同事们凑在一起议论起来，大家想了不少的好点子，总觉得难以两全。最后原田枝子说：“我们能不能以燕子的名义给顾客们写一封公开信，让大家理解我们这儿的燕子，并和燕子友好相处？”原田的同事们都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大家推举原田枝子执笔。原田枝子在信中写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是刚从南方赶来这儿过春天的小燕子，没有征得主人的同意，就在这里安了家，还要生儿育女。我们的小宝贝年幼无知，很不懂事，我们的习惯也不好，常常弄脏你们的衣服、玻璃窗和走廊，致使你们不愉快。我们很过意不去，请你们多多原谅。

你们的朋友：小燕子信写好之后，张贴在旅馆的大门口，人们见了，都觉得很有趣，都喜欢说这个旅馆的趣事。后来旅馆的顾客又渐渐地多了起来。

江峰一郎爱护兰花

江峰一郎是日本冲绳县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对于花草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这番受中国同行之邀来到中国广州的一所大学参观访问。每次活动一结束，他就要到校园的花圃边去踱步，仿佛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学术问题上，而是放在这些花草上了。

校园里树木扶疏，花草繁茂。特别是在花圃中正在竞放的兰花，姹紫嫣红，香气扑鼻。江峰一郎不禁连声赞叹道：“太美丽了，你们的校园真是妙不可言！”“这些花草树木都是学校花木组栽培的，他们付出了许多辛苦。光是这些兰花品种的搜集就很不容易。”陪同江峰一郎参观的主人是学校的于教授，他也是一名花木爱好者。“你看这兰花，多香啊！”江峰一郎教授在一块兰花圃边停住了脚步，显得很感兴趣。“哦，这是白兰花，它的颜色有些泛白，花骨朵儿也不大，单从表面看这白兰花与其他花儿比逊色不少。可别看这花儿不起眼，它比其他许多花都要香。”于教授介绍说。“我在日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白兰花。我们日本人在赏花方面有缺陷，人们只是重视花的色彩和形状，而不大去注意花的香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白兰花迟迟没有传到我们日本去。你们中国人不仅注意花的外在的美丽，还特别注意运用人的嗅觉，有些花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香味浓郁。我感到中国人在赏花方面更全面，形、色、香都注意到了。”江峰一郎先生很有一些感慨。

这次访问参观结束之后，江峰一郎教授通过与中方有关方面联络，获得了移植白兰花的准许。后来他将白兰花的种子带到了日本的冲绳岛，在自家的温室里培育成功了。温室公开展示的那一天，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参观者和抢写新闻的记者。过了一年，江峰一郎教授又将白兰花结下的种子撒在自己住宅的周围，撒在自己任教的学校的校园里，到了白兰花盛开的季节，满眼都是随风欢舞的白兰花。江峰一郎教授说：“白兰花是一种很好的美化环境的植物。我们不仅看到了它的颜色，我们更感受到了它的馥郁的香味。我以后还要以白兰花为主，建起一个盲者花园，让那些看不到花的色彩和形状的盲人能够感受到花的美丽。”

山野忠彦医树

山野忠彦先生是日本具有树木医疗技术的先驱者，他在日本被人们称为“树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工业的迅猛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许多植物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受到了伤害，特别是有许多千年的古树逐渐丧失了生存的能力，慢慢地枯萎了，死亡了。日本科技界开始对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但是山野忠彦先生却一直在关注着这一现象。

山野忠彦看到，在神社里、在寺庙中的古树由于年代久远，更由于环境的污染，或因为管理不善，正在受到病虫害的袭扰。这位半辈子从事树木研究的老人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认为树的问题解决不好，环境问题就无从谈起。他发誓要挽救树木，在树林病虫害防治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

山野忠彦先生开始埋头于故纸堆中，寻找前人防治古树病虫害的宝贵经验。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又开始研究前人从未尝试过的使古树复生的方法。他在神社的古树旁一工作就是一整天，他仔细地观察古树的生长情况，诊断古树生病的病理。他将树医的工作也分作了内科和外科：内科包括诊断树根，向树的树干内注射樟脑液；外科主要包括将腐败部位切除、清扫，而后再用他配制的药物涂在树干的患处。

山野忠彦先生认为，树医必须具备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对树木充满爱心。他说：“森林作为世界生态环境的主体，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树木不会讲话，必须有人做它们的代言人，一并去关心它们，爱护它们。”他还为此写了一部名为《倾听树木的声音》的著作。在山野忠彦先生的影响下，现在的日本已经有76人从事“树医”的工作。

最近，日本科学家还成功研究出了一种为树木诊治病虫害的仪器——木材听诊器。这种装置可通过超声波准确地测定白蚁啃咬木材时发出的微弱声音，从而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消灭白蚁，达到保护树木的目的。

山野忠彦先生看到日本的树木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保护自然资源

商汤爱鸟网开三面

此典出自《史记·殷本纪》：有人在山上四面布网，祈祷鸟兽尽入网中，商汤发现后下令撤去三面只留一面。后因以“网开一面”喻法令宽大，恩泽遍施。回顾历史，秦朝采用商鞅重典治国，其结果是“邪并生，赫良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所以治国之道重在化盗而不在禁盗，对犯罪应重在教育挽救，轻打击处罚。

我国最早有关环境保护的记载见于《史记》中关于商汤爱鸟网开三面的故事，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的生存环境，必须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尽管初时认识不明确，但逐步深化，不断完善，到宋代，已初步认识到生态平衡的问题。

此外，我国自周代就有了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机构及制度，加之中国人对祖先崇拜及几千年礼仪制度遵从的心理态势，使得这些古训和制度得到普遍的、严格的执行。上至国君诸候，下至平民百姓，把保护自然，爱护环境作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这实质上已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环境观念，把人、自然、文化（礼仪、古训、法规等）看成一个相关的整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具体体现。另外，我国古代的环境观、自然观及许多相关理论如风水相地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等，都为我们在今天的环境与景观规划中惊醒生态伦理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保持良好的生存环境，必须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里革割渔网护资源天地为父母，父母为天地。——王阳明

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鲁国。

有一年夏天，鲁国的国君带了一些随从到离首都不远的泗水去捕鱼。来到河边，选一处水深流缓的地方，鲁宣公正要亲自把网撒下去，突然来了一个人，一把抢过鲁宣公手里的鱼网，二话没说，扯了个稀烂，扔在了地上。

来人是这样急急忙忙，以至鲁宣公和他的随从还没有醒过劲儿来，他的动作就完成了。鲁宣公的随从们当然怒不可遏，这还了得，竟敢撕国君的鱼网？可他们看到撕网的人不是寻常百姓，而是当朝大夫里革，也就不好冒然发作，大家一个个都望着脸色尴尬哭笑不得的鲁宣公，只等他一句话，便可以一齐上前，把里革抓了扔到河里去喂鱼。

没等鲁宣公说话，里革走到鲁宣公面前，先开了口。

只听里革声情并茂地对鲁宣公说：“古时候规定，大寒以后，藏伏在土里的昆虫才振作起来，掌管川泽禁令的水虞向人们讲习使用网钩捕鱼的方法，捕捉大鱼大鳖，拿到庙里举行祭祀，然后再让老百姓照着去做，这是帮助阳气上升；春天，鸟兽即将繁殖，鱼鳖正往大里长，掌管鸟兽禁令的兽虞便禁止人们使用兽网、鸟网之类的工具去捕捉鸟兽，只打一些大鱼来制作夏天用的鱼干，这是为了确保鸟兽的正常繁殖；夏季，鸟兽长大了，鱼鳖要繁殖了，水虞便禁止用细网捕食，只是设置陷阱捕禽兽，用来作供祖宗的贡品和宴请宾客，这样做只不过是有备无患而已。况且，古时就有规定，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枝不应再砍，湖中未长高的水草不得去割，捕鱼不能连小鱼一块儿捕上来，捕兽不能捕猎小兽，应该让它们长大，要鞠育鸟雏、保护鸟卵以使它们长成，捕蚂蚁和蝗虫也要留下它们的幼虫。让万物繁衍生息，这是自古就有的规定。”说到这里，里革竟用手指着鲁宣公说，“现在鱼刚好在孕育，您不叫鱼鳖繁衍生殖，又撒网捕捉，简直是贪得无厌！”

里革的这一番话，直说得鲁宣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住地撇嘴。鲁宣公的那几个随从们暗自幸灾乐祸，心说，好你个里革，你撕了网不说，还敢点着鼻子指责国君，这不是老虎嘴上拔毛吗？哼，你别神气，只要鲁宣公一句话，管叫你这辈子再也神气不起来，说不定连你的小命也得搭上。

里革说完，大家面面相觑，都望着鲁宣公，许多人的眼神里似有为鲁宣公打抱不平的意思，甚至有人都做好准备，只等主子一声令下，便把里革拿下。

鲁宣公却低下了头，好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鲁宣公忽然抬起头来，把里革拉到自己的身边，说：“我有错，里革给我指出来了，这很好嘛。这条破网真好，它给我带来了古人之法。你们给我把这条破网好生保存起来，让我永远不忘记它。”

在这个故事里，里革很系统地向鲁宣公申述了古时保护生物资源的规定；作为一个诸侯国君，鲁宣公并没有因为里革撕了他的网、当面指责他而恼羞成怒，而是在听了里革申述的古训之后，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决心改正，出乎人们的预料。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周代保护生物资源的规定十分具体和严格，什么时节可以采伐草木，什么时候可以捕猎鸟兽鱼虫，什么时候不能，以至于采捕什么样的，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周代生物资源保护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草木鸟兽鱼鳖这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生物资源，还包括了蚂蚁和蝗虫之类的昆虫；周代保护生物资源的目的十分明确，是出于使生物资源得以繁衍再生的需求，迷信成分不占主导地位，主要依据的是科学成分；周代不仅有保护生物资源的专职官员水虞、兽虞等，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善而又被普遍执行的制度，以致连诸侯国君都不敢违犯它，这确实是非常不易的。总而言之，从里革撕网的故事可以看出，先秦对环境保护，尤其是生物资源的保护是多么重视！管仲投身环保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培根

管仲是春秋前期齐国人，名叫夷吾，生于何年已难以查清，死于公元前645年。他早年跑过买卖，后被齐桓公任命为宰相，辅助桓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管仲的言论集中在《管子》一书中。

管仲在齐国为相的时候，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川泽的管理及生物资源的保护，在《管子》一书中比较充分地阐述过他的一整套保护思想。

管仲认为山林川泽是很重要的自然资源。他说，山林川泽是生产自然资源的地方。如果山岭不是光秃秃的，而是长满了树木，人们就不缺材木用；如果河湖不败坏，而能好生经营，人们就不愁鱼不够吃。

有一次，管仲对齐桓公说，不能很好地保护山林川泽的人，不配当国家的领导人。齐桓公问他：这话怎么讲？他回答说，山林川泽是出产薪柴、木材和水产品的地方，政府应当把山林川泽管起来保护好，到一定的时候，让百姓到山里去樵柴，下水去捕鱼，然后政府按官价收购，人民也可以因从事这些营生而得到效益。齐桓公很赞同他的说法。

管仲在总结黄帝、有虞、夏后、殷人等古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实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

管仲对山林川泽实行了严格的国家垄断。他说：“如果山里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就要封山，禁止樵采。有动封山的，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管仲主张用立法和执法手段保护生物资源。主张普遍建立管理山林川泽的机构，设置官员。他向齐桓公提出了“泽立三虞，山立三衡”的建议，又提出了虞师的职责是要制订山林防火的法令，把山林川泽看管起来，不让人们随便去采集捕猎。他说，山林川泽是出天财的地方，要按时封禁和开发，使百姓有足够的木材盖房子，有足够的柴禾做饭吃。这就是虞师应该干的事。他的这些论断多次被后人引用，可以称得上是关于虞师职责的权威性论述。

管仲反对对山林川泽的过度开发。他说：山林虽然离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宫室必须有个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他又说：山泽虽然广阔，却不禁止滥伐草木；土地虽然肥沃，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然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了物质资源的大门。

管仲关于山林川泽“以时禁发”的原则，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实行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思想。

管仲在一篇叫做《问》的社会调查提纲中，明确提出，工尹砍伐木材，不得在春、夏、秋三季进行。在《轻重己》篇中，具体规定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禁令。如对于夏天的禁令，是这样规定的：从春分那一天算起，数46天，即为春天结束、夏天开始之日。天子要发出号令说：“不要干兴师动众的事，不要纵大火，不要砍倒大树，不要诛杀大臣，不要斩伐大山草木，不要割水草烧灰。”他说：“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这些话体现了管仲保护生物资源、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以使之正常增殖的明确认识。

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利用，而是按照规定的的季节开放，让人们去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有一次，齐桓公问到一个国家的国本是什么？管仲认为“人最怕的是饿肚子，怕税敛太重。解决的办法就是按时开放山林川泽让人们去利用而不征税。又说，山林川泽草木鸟兽鱼鳖各以规定的时节去采伐猎捕，老百姓就不会不守法度，滥采乱伐，就会重视农业生产。他提出了有名的“泽梁时纵”、“山泽各以时至”、“以时禁发”的口号。这里，不管“泽梁时纵”也好，“山泽各以其时至”也好，“以时禁发”也好，关键是一个“时”字，即按照规定的时节进行。管仲还以经济手段来保障他的“以时禁发”的政策，制定了“毋征薮泽以时禁发”，和“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政策，意思是山林与水泽只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都免征赋税。没有雄才大略的人，是不敢制订这样的政策的。

管仲的保护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他的保护措施同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相配合，成为富国强兵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上面的记事中可以看出，他采取的许多禁发措施都是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关于这种思想，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专民于生谷也。”这段话翻译过来是：山林虽然广大，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封禁与开发必须有定时；国家虽然富裕，金玉虽然很多，兴建房屋宫室必须有限度；江海虽然广阔，湖沼虽然众多，鱼鳖虽然丰富，渔业必须由公家管理，拥有船网的老百姓不可只依靠渔业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专门偏爱草木鱼鳖，而是怕老百姓荒废了粮食生产。所以说，先王所以要禁山泽，限制人们进山砍伐、下水捕捞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

管仲的保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他采取的某些措施，但是，他的“以时禁发”的观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观点，把生物资源保护与生产发展紧密结合的思想，直至今日，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孟轲提出顺应自然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后称“亚圣”，著作有《孟子》7篇。

孟轲主张爱护生物，但对生物不必讲仁爱，若讲仁爱，也是先百姓而后万物。宋朝大儒学家朱熹说孟轲的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也许是对的，因为孟轲确实论述过使粮食、鱼鳖、材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条件。他说：不耽误老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时节，五谷自然吃不完；细密的网不要放到深水塘内捕鱼，即不要捕小鱼，鱼鳖自然吃不完；斧斤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山采伐山林，材木自然用不尽。

孟轲认为如能认真保护生物资源，生物资源就会丰富起来；反之，就会枯竭。他以齐国的牛山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齐国牛山上的树木，从前是长得很茂美的，只因为它在都城的郊区，人们都去山上砍伐，这怎么能保持山林的茂美呢？牛山上的树日夜都在生长，雨露在滋润，并不是没有新芽生长出来，可是牛羊随时去吃它，所以才像现在这样光秃秃的呢！

所以，如果能认真保护，没有哪一种生物不能生长；如果缺乏保护，没有哪一种生物不会消亡。

显然，孟轲关于生物资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孟轲反对开荒，反对地尽其力。曾主张对善战者——孙膑、吴起，要处以极刑；对连络诸侯者——苏秦、张仪，要服刑次之；开荒、用尽地力者——李悝、商鞅之类，服刑又次之。按照今天的观点，种植当然不应用尽地力，但孟轲是反对李悝、商鞅开荒，并说他们是用尽地力，那就有些过头，从这里不难看出，孟轲自己是反对开发、崇尚自然的。

孟轲还有一段有名的话，大意是说，天下人要研究万物的本性，研究历史的原来面目就行了。既往的历史，就是以自然为本。令人讨厌的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专好按照他们的私愿来改变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果聪明人能像大禹引水流行那样，我就不会讨厌他们了。大禹引水流行，就是行其所无事，使水流恢复到原先的自然状态。如果聪明人做事情也能不改变自然界原来的面目，那他的聪明才智就大了。

过去注家对“行其所无事”有种种解释，多不通。朱熹说是“禹之行水，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虽说明了大禹治水成功的原因，但并未说明“无事”二字的含义。实际上，“无事”是“无所事事”或“无所作为”之意，意思是在大自然面前不必做什么，不要扰动大自然，“行其所无事”即指设法恢复到原先未受扰动的状态。这正体现出孟轲崇尚自然的思想。

孟轲非常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他从齐国范城来到齐都，望见齐王之子，叹道：“人所处的环境足以改变人的气质，人所得到的奉养足以改变人的体质，环境的作用真大呀！这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又引申说，鲁君和宋君说话的声音相似，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相似。这就过分夸大了环境的作用，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

由上面的记事可以看出，孟轲虽然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主张保护，但他过分崇尚自然，过分强调维持自然的本来面目，过分强调环境的作用，因而他的保护思想的主流是保守的，是消极的保护思想，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对开发的意思（如反对开荒）。孟轲的保护思想，同现今西方某些主张回到原始状态的消极保护论者的主张，很有些相像。

荀况主张顺应与改造自然

荀子名况，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赵国人。他批判地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著有《荀子》一书，共32篇。

荀况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保护思想，使管仲的保护思想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

荀况认为大自然运动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为人应当根据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主动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

他说：崇敬大自然而思慕大自然，哪里比得上把大自然当作物来养护它、控制它呢？听天由命而赞美大自然，哪里比得上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盼望天时而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哪里比得上顺应季节的变化而使天时为人们服务呢？听任万物自然增多，哪如施展人的才能而对万物加以变革使之朝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呢？想着万物为我所用，哪如调理万物而使万物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呢？整天去仰慕万物怎样产生，哪如去促进已经生成的万物更好地成长呢？所以放弃人为的努力而指望天的恩赐，那就脱离了万物消长的实际情况。自然界是没有意志的，它不会恩赐给人以什么东西。

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问题上，孟轲主张要尽量保持自然的本来面貌，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保护的观点。战国时另一位大思想家墨翟则担心自然资源枯竭，对未来忧心忡忡，实际上也是一种悲观论。荀况反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他认为如能顺应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消长规律去开发它，利用它，资源就不会枯竭，还会丰富起来。

荀况曾特别批评了墨翟的悲观论，他说，墨翟的话显然是担心天下的生活资料不足。这种认为资源不足的观点，并非天下人人都有这种担心，而只是墨翟他自己的多余的担心。现在是土地就能长五谷，如果人能妥善经营，一亩可以收获数盆，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同样，每一株瓜果结的果实就可以数以盆计；同样，葱蒜及各种蔬菜可以堆积如山；同样，家畜、家禽和借物每一样都可以装满一车；各种鱼类按时生育，每一种都可以繁殖成群；同样，各种飞禽可以多得浩如烟海；同样，昆虫及各种生物都会在其间繁衍，可以互食互养的生物是不可胜数的。

荀况在这里提出的生物之间互养互食的问题，当然不能理解为仅指人吃的东西，应该说还包含着各种生物之间的养食或依赖关系，如，六畜吃五谷、蔬菜，昆虫吃瓜菜桃李，飞鸟、落雁吃昆虫或五谷，等等。同样具有模糊的食物链观念。

荀况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论断，也反映了他对生物之间互相协调、互相依赖关系的认识。这里的“和”就是相互协调，“养”就是前面所说的“食养”，这当然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

荀况认为，生物资源会不会枯竭，关键看能不能合理利用，能不能在利用的时候注意养护，在养护的同时充分利用。

他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意思是说，养护和斩伐如能按规定的时节进行，六畜和草木都会繁荣茂盛。他一再重申管仲的某些主张，如“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等，还特别说明了“以时禁发”中的时间确定的原理：当草木正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不准带刀斧进山砍伐，不能使其夭亡，不能断绝其生长；当水中的鱼鳖正在产卵生育的季节，不准带网具和毒药下水捕捞，不能使其夭亡，不能断绝其生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四个环节不误农时，那么五谷就会多得源源不绝，老百姓吃也吃不完；池塘、湖沼、河川若严格遵守在一定时节内不得捕捞的禁令，那么鱼鳖会格外多，老百姓用也用不完；砍伐和养护不违犯规定的时节进行，那么林木就会长起来，山岭不会是光秃秃的，老百姓就会有用不完的木材。从《荀子》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掌握禁发的时间的原则，就是要顺应生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可以说，这是根据当时的科学认识提出的。而保护的目的，仍在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而可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安与刘向的努力

先秦形成的环境保护思想在汉代并无进一步发展，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只有少数人还念念不忘先王保护之法，用心对先秦诸子百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加以归纳，整理和总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刘安和刘向。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江苏丰县人，西汉时思想家、文学家，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22年。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欢骑马打猎，也想给老百姓办点好事，以博取好名声。后造反不成，自杀。他曾邀集门人编撰的以道家为主的杂家著作《淮南子》21卷，有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其中第九卷《主术训》专门总结了先秦关于生产与保护、开发和抚育的基本思想，从反、正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淮南子·主术训》在讲到不注意保护生物资源的危害时说：国君如果喜欢凶鸟猛兽，用珍奇古怪的东西，凶暴急躁而不务农事，不爱惜民力，骑马打猎不按规定的时节进行，这样的话，百官就会跟着学坏，问题会接二连三出现，而物质则越来越缺乏，老百姓会忧愁困苦，生产会遭到破坏。这里说的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国君不要骄奢淫逸，其中也包括要遵守按规定时节出猎的政令，可见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在《主术训》的另一段话里，又系统地论述了环保的重要性：粮食是老百姓的根本，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国君的根本。所以作国君的人应该上顺天时，下尽地里的物产，中用人力，这样，各种生物才能生长起来，庄稼才能长得好。要教育老百姓养畜马、牛、羊、犬、猪、鸡，按照节令种植庄稼，一定要修整好田地，栽植桑麻。土地的肥力有高有低，要因地制宜地栽种不同的作物。丘陵山地不适于种庄稼的，就种树栽竹，春天可采伐枯槁的枝干，夏天可采摘瓜果，秋天可收获粮食贮存蔬菜，冬天可砍伐薪柴，以满足老百姓生活之需。所以先王的法令是，打猎的不能把野兽都打尽，不能猎取幼兽，不要用排干水的办法把鱼一打而尽，不能用放火烧林的办法捕猎禽兽。未到豺祭兽的时候（指每年十月），不得在野外用鸟网兽网打猎。未到獭祭鱼的时候（指开春以前），不能使网下水捕鱼。立秋以前，不能进山捕鸟。不到冬天草木零落的时候，不能进山砍伐树木。昆虫未藏伏起来的时候（指上冻），不能用火烧田。正在怀胎的兽类不得捕杀。不得到鸟巢里探取鸟卵。鱼未长到一尺长以前不要捕。猪未满一年不得宰。这样的话，草木长起来如同蒸气冉冉向上，禽兽归来象流泉一样源源不断，飞鸟归来象烟云一样遮天蔽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实行了先王的这些法令。所以先王的政策是，立春之后要修整田亩，三月以后要整修道路，十月要修桥梁，三月种谷子，四月种黍豆，八月种冬麦，九月开始收藏，砍薪柴。要把这些政令上告于天，下告于民。先王之所以按照时节做好这一切工作，富国利民，实在是看得很宽，想得很远，其政策是十分完善的。《淮南子》中的这段话，是对先秦环境保护政策的系统总结。其中关干保护生物资源的一系列具体规定，体现了合理利用和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特点，可以说是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的最完善的论述。

刘向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济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生于公元前77年，死于公元前6年，曾当过汉成帝时的光禄大夫等职，整理过古书目录，著有《说苑》、《列女传》、《新序》等书。刘向的《说苑》是一本史论性著作，分类编辑先秦至汉代的史事，中间杂以议论，主要是阐发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刘向在《说苑》中重申和强调的环境保护要求，主要是打猎、采集和捕捞等方面的。

在打猎方面，强调四季打猎的不同要求。其中强调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不论哪个季节打猎，都要考虑在农闲的时候进行。同时四季又要有所不同。春天打猎叫“春蒐”，意思是对打猎对象要有所选择，蒐为索之意，即择取那些不孕的鸟兽来作为猎取对象；夏天打猎叫“夏苗”，夏猎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对禾苗有危害的鸟兽；秋天打猎叫“秋狝”，意思是可以杀掉要猎取的鸟兽；冬天打猎叫“冬狩”，意思是到了冬季，鸟兽已经长成，可以获取它们了，不必选择哪些可猎，哪些不可猎，可以采用合围的方法进行猎取。“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主张，显然包含着使鸟兽正常繁衍的积极意义。只是说冬天打猎可以采用合围的办法，这是不对的。

刘向同样强调，打猎的时候，天子不能用合围的办法搞斩尽杀绝，大夫不能成群成群地捕杀野兽，士不能捕杀小鹿小鸟，不能覆巢探卵。强调开春以前，不能撒网捕鱼；立秋以前，不能张网捕鸟；立冬以前，不能进山采伐草木；上冻以前，不能放火烧田。刘向还以伯益为例，说伯益主持虞部，川泽管理得很好，这是最大的功德等等。

但是，从汉代开始，关于山林川泽要不要管制的问题已有了争论，加上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加大，以及灾荒饥馑的屡次发生，这些保护政策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生物资源的破坏也逐渐多了起来。

为保护自然资源的“论战”

西汉在汉武帝刘彻当政期间（前140～前88），在经济上实行统一铸钱、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政策，其中包括对山林川泽的严格管制。这些措施大大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汉武帝死后，昭帝即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掌权，他代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想改变汉武帝时的经济政策，于是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经济政策的所谓“盐铁会议”。会议上，以各地选拔的一批叫做文学、贤良方正的儒生为一方，以帮助武帝制订经济政策的主要人物、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议题是盐铁官营、均输和酒榷等问题，特别是盐铁官营问题上，盐铁出自海中或山中，故也涉及山林川泽的管制问题。

文学认为，盐铁官营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应该开放。他们打着“泽梁以时入而无禁”的旗号，实际上是反对对山林川泽“以时禁发”。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正是为了保障农业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君应该控制自然资源。不能没有管理。

文学认为，自然资源本来是很丰富的，有许多地方砍倒树木就能种田，烧掉野草就能播种，简单的火耕水耨就可以长庄稼，那些地方所以穷，是因为那里的人懒惰，不像古时候那么俭朴，过于奢侈。他们还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的一段话的大意，说：“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入，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又说，如果一味装饰宫室，增建亭台房舍，木工把大木料砍小，将圆的变成方的，建筑物搞得高如云彩，大如山林，那么木材一定不够用。男人放弃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雕镂刻画各种飞禽走兽，并且力求和真的一样，变化万状，那么粮食就会不够吃。妇女刺绣精心细致，做成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用尽技巧，那么丝绸布匹就不能满足穿衣的需要。厨师煮杀兽胎、蛋卵、油煎火烤、精心烹调，力求五味齐全，这样鱼肉就不够吃了。

贤良方正在谈到奢侈造成的物资匮乏的情况时，再次陈述了古代礼仪，并作了古今对比：古时候，粮食蔬菜水果，不到成熟时不吃；鸟兽、鱼、鳖，不到该杀时不杀。因此，不在池塘里撒网捕小鱼，不到田野上猎取小鸟、小兽。现在则不同，有钱的人张网猎取，捕捉幼鹿、小鸟，为了酗酒作乐，他们网撒百里山川，宰羊羔，杀小猪，剥小鸟。春季的小鹅，秋天的小鸡，冬天的葵菜和韭黄，香菜、嫩姜、辛菜、紫苏、木耳、虫类、兽类、没有不吃的。

对于贤良文学们所抨击的不爱惜生物资源的时弊，以及重申古代保护生物资源的措施，这本来是合理的；但是，他们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老百姓奢侈，就要诱导他们节俭；老百姓节俭，就引导他们懂得礼仪。现在公卿大夫和他们的子孙如果真正节减车辆，穿规定的衣服，亲自厉行节俭，做厚道朴实的表率，罢掉园地，减少土地、住宅，官府既不限制市场经商，也不要管理山林川泽的资源，提出所谓“内不要管市，外不要管山泽”的主张。这样的主张即或可以改变奢靡之风，开节俭之道，但它反对的仍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政策，并不能使山林川泽得到保护，反而会使草木鸟兽鱼鳖在毫无法制管理的情况下，任人采集捕猎，这必然会对生物资源造成破坏。因此，从保护的观点看，贤良文学们的政见是极不可取的。

桑弘羊认为，自然资源没有不丰富的，山海的物产没有不饶足的。他举例说，吴、越一带的竹子，隋、唐地方的木材，多得用不完，但是曹、卫、梁、宋却缺少林木；江河湖泊的水产，菜地、黄县的鲐巴鱼，多得吃不完，但周、鲁、邹、韩地方的人只能吃些粗食野菜。所以有这种财物多少不等的差别，主要是物资流通得不好。他针对文学们引用孟子的话，专门引用了《管子》的话说，要是不过分装饰宫殿，材木就用不完；不充实厨房，禽兽就不会在没有长成时就被捕杀；没有工商业，农业就得不到发展；衣服不装饰花纹，那么女工就不能施展技巧了。

桑弘羊的观点，既认为自然资源丰富是事实，但各地出产多少不同；即使资源很丰富，也不应奢侈，即要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他也以古时为例，说古时候，名山大泽不分封给诸候，那是为使资源属于天下人。现在，山海的资源，湖泽的产物，天下的财货，都应该归朝廷少府管理。但是皇上不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让大司农去管理，这就把这些自然资源转为国家财产，以便辅助百姓。那些豪强大户，企图霸占山海资源，以便发财致富，甚至借据深山大泽，搞阴谋诡计，这是不能允许的。至于说百姓疾苦，桑弘羊认为只要选择有才能的地方官吏，即可安民，不须罢除盐铁官营的政策。

桑弘羊又以今古事例说明国家管理山林川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现在浙江的具区湖，湖北的云梦泽，河南的钜野湖，山东的孟诸湖都是使国家富强而称霸的资源。君主统一管理这些资源，国家就会强盛，不然国家就会灭亡。过去齐国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肠胃给人那样，随便让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结果使齐国分崩离析。现在山林川泽资源很多，不单是云梦泽、孟诸湖这些地方，关键是要堵塞豪强奸商谋利的道路。

桑弘羊又说，官府开辟园地，统一管理山海，把所得到的财利用来补助征税的不足，并兴修水利，广泛发展农、林、牧业。太仆、水衡、少府、大司农等官吏，每年把各项赋税征收上来，包括农业畜牧业的赋税，园地的赋税，加上北部边疆屯田收入的赋税，这些都是财政来源。若要废除了统一管理制度，这就断绝了财源，杜绝了税收的渠道，使朝廷和百姓费用全都枯竭，贫困随之而来。即使按贤良文学们说的，放弃山泽管理，节约费用，又有什么用呢？

桑弘羊主张“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这固然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抑制豪强大贾和藩镇诸侯势力。西汉时的园池，是由朝廷直接管理的园林、池泽、苑囿公田的统称。最初园池规模较小，主要供皇帝渔猎游玩。后来从豪强地主和大商贾手中没收了大量奴婢、土地和财物，使大量土地变成公田。山海是指山林川泽及海洋的统称。桑弘羊把园池扩大，山海统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普通农民，如盐价偏高，官制铁器，农具有的质量不高，但物价亦不至于暴涨，也使一些资源较少的地区得以补给，因而它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这种国家统一管理山林川泽和园池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生物资源的破坏，堵塞了乱砍滥伐、乱捕滥猎的漏洞，因此，它是一种很有保护作用的政策。

盐铁会议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所讨论的问题也很多，会议开了多次。最后，反对盐铁官营的贤良文学们只取得了废除酒类专卖和取消长安附近铁官的胜利，汉武帝时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仍继续实行。因此，山林川泽一直置于国家统一管理之下，只有在遇到灾荒时才特下诏令驰禁。当然，桑弘羊主张的屯田政策也曾使某些地方的环境恶化，但这在当时是人们难以认识到的。

皇帝支持保护资源

唐朝贞元年间（785～805），朝廷想制造一批官车，由朝廷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长官度支使负责办这件事。度支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有了，长安城外的大道两旁，不是有很多大槐树吗？槐木打造车具，那可是太棒了！于是，度支使起草了一道公文给离京城不远的渭南县县尉张造，命令张造派人去砍伐京城官道古槐，而且必须限期完成。

张造接到这道公文后。颇感为难。如果照度支使的命令干，长安大道的百年古槐就要毁于一旦；如果不执行命令，不但会丢掉乌纱帽，能不能保得脑袋都成问题，因为度支使的公文和圣旨也差不了多少。他思来想去，咬了咬牙，拿起笔就在公文上奋笔疾书起来。慕僚们知道这件事，都来看县尉在写些什么。一看，可不得了，县尉要抗命：“近日我们收到了要我们砍伐官道古槐的命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既要打造官车，难道就找不到好木材，非要砍伐官道古槐吗？长安城外的古槐，已有百年内外的历史，历来供行人歇凉，学子遮荫，怎能就在我们这一代手上给毁了呢？再说，砍槐虽然满足了一时的需要，但破坏了百代以来的规矩，这总不大妥当吧？不管怎么说，您就是把斧子交到手里，我也不忍心下手砍树……”

幕僚忙说：“大人，这可使不得，弄不好要杀头的。”

张造冷静地说：“那就让他们先砍下我的头，再砍官道古槐吧！”

张造派人把自己提了意见的公文送回到度支使那里。度支使看了张造写的那些话，大为恼火：“这简直是反了，竟敢抵制朝廷的指示。”可他又想，“张造虽然敢于抗命，但我一个度支使又不能直接治他的罪，还是让皇上下旨收拾他吧。度支使把张造写了字的公文原件呈给德宗皇帝看。德宗在看那份公文，度支使却死盯着皇帝的脸色变化。根据他的供职经验，在皇帝没有明确态度前是千万不能多说一句话的。当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一旦皇帝下旨治张造的罪，他马上要把张造骂个狗血喷头，一钱不值，还要夸一番皇帝“英明天纵”之类。

德宗看完公文，轻轻放在御案上，半天没说话。

度支使很累很费劲地恭候在一旁，他神经高度紧张，大气也不敢出。“张造的话有道理，砍伐古槐的事就免了吧！”皇帝若有所思地说。

度支使接着话茬说；“对对对，皇上真是英明天纵，英明天纵！”

任何时候都有人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如果无人敢于反对，环境就会遭到破坏。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张造抗命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里，不但张造应该受到赞扬，德宗也是很明智的，起码可以说，他懂得自古就有的虞衡之法，值得尊敬。

唐代的虞衡管理的范围又比先秦扩大。除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外，还加上了城市绿化及郊祠神坛、五岳名山保护的任务，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300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些规定，反映出当时已认识到采取这些保护措施的意义。

以城市绿化而言，唐代长安城有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大道上栽的是槐树。王维《登楼歌》中即有“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之说。长安的宫城、皇城栽植了梧桐、柳树等木。无疑，长安城的广泛绿化，对改善城市环境，使之更加优美、舒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把城市绿化纳入虞部管理之下，更增加了绿化的环境意义，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妥当的。

再以设置禁猎、禁伐区而言，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以京兆、河南二府为中心设禁猎禁伐区，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农业发达，如不禁止弋猎采捕，就会影响京城与宫廷的物资供应。采取这种措施，具有全面的保护意义，也可以为今日所借鉴。

唐代注意保护道路，并责令地方官加以巡检、修葺。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八月和大历八年（774年）七月下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唐代三令五申地方官吏军民不得占路种田，不得砍伐大道边的行道树，并责成地方官吏对于自己辖境内的道路桥梁要派人检查；有破坏者要填补、修理，也是值得称道的。

唐代继承了历史上官营山泽之利的做法，加强对山林川泽的管制。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遗刘彤上表，以古今财用多少对比来说明当时财用困难的原因，说古时候是从山泽取得国家所用物资，现在是从贫民那里取得。

依靠山林川泽，国家的财用充足，老百姓多回来种田，依靠向贫民征税来增加收入，国家财用不足，老百姓也不去种田了。

所以先王的做法是，山海有官吏管理，虞衡有职权可使，权衡利弊有一定的方法，山林川泽封禁开发有规定的时间，这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农业，另一方面是使国家富强。刘彤接着说，煮海为盐的，冶铁铸钱的，伐木为室的都不是农民，而是非农民，穷苦的是农民。应该向那些非农民索取山林川泽的出产，免除农民的沉重徭役负担，这就是损有余而益不足。建议国家征收经营盐、铁、林木等资源的税利，然后进行贸易，这样，不出数年，国库就会满满的了。玄宗让大臣们讨论刘彤的建议，大家认为很好，于是下令摊收山海之税。这样一来，山林川泽就完全置于国家管理之下。

唐代山泽国营，首先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其制度亦沿袭汉制，但能坚持对山泽的管理，这对保护自然资源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豪强大贾，这种措施有抑制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对普通百姓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可能像汉代一样，亦带来一些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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