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迪·皮考特（著）谢蕙心（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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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心试读：
序 曲
1996年琼起初，我仍相信人生中会有第二次机会。就在车祸过后这么多年的今天，我仍能如此平静地叙述当时的情景。当烟雾消散，车子停止翻转，静止在壕沟上方后，我依然活着，甚至还能听见女儿伊丽莎白在号啕大哭。那位警察将我拉出车外，送我到医院，让我断掉的腿得以固定。他也帮助了伊丽莎白，她能毫发无伤，简直堪称奇迹。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几乎一直坐在他的大腿上。当我被带去指认丈夫杰克的遗体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他出席了葬礼，之后还亲自登门通知我，那位将我们撞出车道外的酒醉驾驶者已经被逮捕。
这位警察名叫寇克·尼尔森。即使审判结果都已下达很久，他依然不时来访，确定伊丽莎白和我过得好不好。他会在伊丽莎白的生日和圣诞节时带来玩具，并修好楼上浴室阻塞的排水口。下班后他也会过来，将那片算是我家草坪的大草原清除干净。
我嫁给杰克，是因为他是我人生中的挚爱，我本计划和他度过一辈子。不过，“一辈子”的定义，却被一位血液酒精浓度高达0.22的人永远篡改。我讶异地发现，寇克似乎明白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像首次坠入爱河时那样深刻地爱上他人。然而，我自己却意外地发现，这其实可以做到。
五年后，当寇克和我得知我们即将有一个孩子时，我几乎后悔起来。就好像某个灿烂的夏日，我站在蓝天下告诉自己，接下来的岁月都将无法预测。杰克过世时，伊丽莎白才两岁，如今寇克是她唯一的父亲。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联系，有时甚至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强行介入其中的人，应该转身离开。假如伊丽莎白是公主，寇克就是她的骑士。
之后，小女婴迫切地到来，让寇克和伊丽莎白兴奋至极。伊丽莎白精心绘制草图，描绘未来婴儿房该有的模样。寇克则雇用了一位承包商，负责加盖屋内的部分工程。但是，那位承包商的母亲突然中风，他必须立刻搬回佛罗里达，其余的承建商也无法在婴儿出生前将我们的工程排入预定时间表。我们的墙壁开了个大洞，雨水顺着天花板从阁楼渗入室内，鞋底开始发霉长虫。
当我怀胎七个月时，某天下楼，我发现伊丽莎白正在一堆被强风扫过、穿过塑料布吹进客厅的树叶之间玩耍。当我在哭泣和清扫地毯之间犹豫时，门铃突然响了。
那个男人拿着一捆包着工具的帆布卷，那东西看来似乎并不属于他。他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有人拿走了他的钱包似的。他打结的头发轻触肩头，尽管季节未到，他肮脏的衣服闻起来却有雪的味道。毫无预警地，薛·布尔能来了，仿佛一列穿过夏日嘉年华的快车，呼啸着闯入冬季之风，让你不禁揣测，这些日子以来，他都藏身于何处？
他有表达障碍，口中的字与词纠结成团，在能够清楚表达想说的话之前，他得停顿一下，试图解开它们才行。“我想要……”他开口，又重新说，“你是否，这里，因为……”前额的青筋因为费力的言语而稍稍鼓起，“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吗？”他总算成功地说出了口。这时，伊丽莎白跑向前门。
你可以离开，我心想，并开始关门，本能地想保护我的女儿。“我不认为……”我说。
伊丽莎白环抱着我的腿，向他眨眨眼睛。“有很多东西需要修理。”她说。
他蹲下来，轻松自如地和我女儿说话。一分钟前，他还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现在的话语却如清泉流泻一般。“我可以帮忙。”他回答。
寇克总是说，人们永远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因此在许下任何承诺前，有必要对一个人做完整的身家调查。我告诉他，他疑心病太重，要不就是拘泥于警务作风。毕竟，我让寇克进入我的生活，纯粹只是因为他那亲切的双眸和善良的心肠。就算是他，也无法对如今的美满作任何的争辩。“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薛。薛·布尔能。”“你被雇用了，布尔能先生。”我说。
而这正是结束的开端。七个月后迈可
薛·布尔能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我本预想自己会面对一位生性残暴，有着一对火腿般的拳头、粗短的脖子和眯眯眼的莽夫。毕竟这是桩世纪罪行，一件引来纳舒厄至迪克斯维尔山口所有居民关注的双尸案。由于受害人的身份，这桩罪行更显得万恶不赦——一位小女孩和身为她继父的警察。这会让人怀疑待在家中是否安全，平常信任的人会不会哪天反咬自己一口。而且新罕布什尔州的检察官或许会因为这桩案件，于五十八年后的今天再度请求判处罪犯死刑。
媒体将此案炒得沸沸扬扬，并热烈讨论迄今尚未组成的十二人陪审团是否能顺利出庭。这十二个人最终成功找齐了。他们来到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的单人阅览座找上我，当时我正奋笔疾书着毕业论文。一个月来，我没吃一顿像样的饭，更别提看报纸，因此我正是薛·布尔能谋杀案陪审团的最佳人选之一。
第一次被鱼贯式地带入陪审席——高等法院内的一间小房间——后没多久，我便产生一种身处自家公寓的熟悉感，怀疑是不是法警带错法庭了。被告体型虽小，比例却很均衡，这种人通常是在被视作全校笑柄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穿着一件大到几乎将整个人吞没的尼龙夹克，打得挺括的领带结从侧面突出，仿佛是受到了磁场的牵引。他戴着手铐的双手犹如小动物般蜷曲在大腿上，头发剃得几近光秃。他盯着大腿，法官提及他的名字时，那声音仿佛取暖器上的蒸汽，嘶嘶地飘过房内。
当苍蝇飞进来时，法官和律师们正在商讨家事管理的细节。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只苍蝇，起因有二：通常，新罕布什尔州的三月不会有多少苍蝇；而且我很好奇，当一个人双手被铐住、腰部被铁链捆绑时，该如何驱赶它。当昆虫停在身前的笔记本上时，薛·布尔能死命盯着它，捆绑着的双手高高举起。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声，他双手用力往桌上一压，想拍死那只苍蝇。
正如我所预料，当他将拳心向上，手指一只只如同花瓣似的扳开时，苍蝇嗡嗡离去，再度去打扰其他人。
就在这一瞬间，他瞥见了我，而我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他吓坏了；第二，他跟我差不多年纪。
制造双尸案的这个畜生，看起来就像上学期经济课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水球队队长，也很像那家卖我爱吃的薄脆底比萨的比萨店外送员，甚至让我想起自己前往法院时看见的在雪中行走的男孩，我当时差点摇下车窗，问他需不需要我载他一程。换言之，假如我曾经与一位凶手擦身而过，他看起来也许并不像我认为的凶手该有的模样，而是和其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甚至很可能就是我。
他现在就在十步之外，手脚都被铐上铁链。而我的工作，是决定他到底值不值得活下去。
可以告诉你，身为陪审团的一员，我跟你一个月后在电视里看到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往返于法庭和陪审团室的过程中，的确有不少可以向人夸耀的事。中午叫的外卖难以下咽；只喜欢听自己高谈阔论的律师们；还有，相信我，地方法院的检察官绝对不可能像电视剧《法网游龙》里的女孩一样性感。即使已经过了四个星期，来到这间法庭的我仍仿佛身处国外，身上又没有任何一本可以导览的书。而我却不能因为自己只是“观光客”，便宣称无知或装傻。人们期待我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
审判的第一部分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证实布尔能有罪。原告琼·尼尔森呈交了一叠如山高的证据，证明案发当时，寇克·尼尔森发现伊丽莎白和薛·布尔能在一起，看到她的内衣就在被告口袋里后，试图逮捕被告而遭枪杀。定期产检结束后返回家中的琼·尼尔森，则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被告方声称，寇克因为薛的表达障碍而产生误解，最终导致两人死于枪支意外走火。相较于原告呈交的压倒性证据，这番抗辩显得无足轻重。更糟的是，薛从没为自身的权益而出庭作证。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贫乏的表达能力……或者，因为他犯下了滔天大罪，再加上那变幻莫测的人格，让他的辩护律师都不信任他。
现在，我们即将结束审判的第二部分——判决。这部分主要是将新罕布什尔州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谋杀案与本案加以区分。我们知道布尔能确实犯下了罪行，那他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呢？
这个部分有点像《读者文摘》的浓缩版。原告方再次重点申诉罪行审判时提交的证据，之后，被告会有一个机会去搏取人们的同情。我们得知，布尔能在被多个寄养家庭遣返的过程中成长。十六岁时，他在当时的寄养家庭里放了把火，在少年教养所待了两年。他的躁郁症从未接受过治疗，还伴有中枢听觉系统失调，没有能力处理过多的感官知觉，而且阅读、书写和语言表达都有障碍。
当然，我们是从证人的口中得知这些的，薛·布尔能本人并未出庭恳求我们的怜悯。
如今到了结辩阶段，我看向原告，他稍稍整理下自己的条纹领带后才往前走。普通的审判和重大罪行的审判，两者过程最大的不同，在于谁能够在最后关头陈词。这是莫琳告诉我的。这位年长陪审员的魅力，会让我希望她成为自己的祖母。她从不错过任何一集《法网游龙》，并因此轻松获得法学文凭。大部分审判的结辩都由原告最后发言，因此陪审员回到陪审团室进行商议时，原告口中的字字句句依然会在脑海中嗡嗡作响。然而，在重大罪行的审判过程中，首先发言的是原告，随后被告会得到最后一次机会来改变陪审员的主意。
毕竟，这是一件攸关生死的大事。
原告在陪审团前方停下脚步：“在新罕布什尔州历史上，上一次由我的一位同僚请求陪审团做出这个严肃的决定，已经是五十八年前的事了。如今你们十二位也即将做出这个决定。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却是本案应得的、毋庸置疑的决定，为了伸张正义，纪念寇克·尼尔森和伊丽莎白·尼尔森的生命以如此悲剧而可鄙的手段被生生剥夺。”
他拿出一张十一乘十四英寸大小的伊丽莎白·尼尔森的照片，举到我的正前方。小女孩看上去比实际体重更轻盈，拥有孩童健康的双腿和一头月光色泽的头发。如果没有穿沉重的胶底运动鞋，她看上去甚至可以飘浮在游乐园的攀爬架之间。可这张照片是在她被枪杀之后拍摄的，她的脸庞鲜血飞溅，头发纠结成一团，双眼瞪得大大的。她的洋装在倒下时往上翻飞起来，下半身很明显地赤裸着。“伊丽莎白·尼尔森永远都不可能学会长式除法、骑马和翻筋斗，也永远无法参加夏令营、初中毕业舞会或高中毕业典礼，更无法试穿第一双高跟鞋或去体验她的初吻。她永远都不可能带男孩回家，介绍给自己的母亲认识，也不可能在继父的带领下走过婚礼的长廊，更无法认识她的妹妹克莱尔。她将错失这些机会，且并非因为车祸或是白血病等意外悲剧，而只是因为薛·布尔能。他直接决定了这个女孩无法获得以上的人生经历。”
他从伊丽莎白的照片后抽出另一张照片，高高举起。寇克·尼尔森胃部中弹，蓝衬衫制服被他自己和伊丽莎白的血染成了紫色。审判时曾听闻，当护理人员靠近他时，已严重失血的他怎么也不肯放开伊丽莎白。“薛·布尔能终结伊丽莎白的性命后，并未就此罢手，又杀死了寇克·尼尔森。他不仅夺走了克莱尔的父亲的生命，更夺走了莱林警局的寇克·尼尔森警员的生命。他还夺走了葛莱弗登郡锦标赛小联盟队的教练，夺走了莱林小学自行车安全日的创立人。薛·布尔能夺走了一位公仆。在临死前，寇克·尼尔森不仅保护了他的女儿，更保护了一位市民和一个小区，一个属于在场每一位的小区。”
原告把照片正面朝下摆在桌上：“各位先生女士们，新罕布什尔州五十八年来未曾判决死刑，的确有其原因。在众多进出这道门的案件中，我们尚未听闻任何一桩真正值得如此判决。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不同于其他数州早已废除这条极刑法令，本州的好人们选择保留死刑。个中原因，今天就活生生地存在于法庭内。”
我的目光随着原告的眼神，落在薛·布尔能的身上。“假如过去这五十八年来，有一件案子会被大声疾呼处以极刑，”辩护律师说，“那就是本案。”
大学生活宛如泡沫。在这四年内，除了浑然忘我地投入于报告提交期限、期中考、啤酒和乒乓锦标赛以外，还有另一个真实世界存在。即使不看报纸只读教科书，不关心新闻只看体育节目，真实世界的某些片段依旧渗入我的生活。一位母亲将孩子锁在车内，让车子坠落湖中淹死他们；一个夫妻分居的家庭，父亲当着孩子的面射杀妻子；一位连环强奸犯将一名未成年人监禁在地下室，一个月后再将其割喉。寇克和伊丽莎白·尼尔森的谋杀案的确触目惊心，可相比之下，其他案件就不够恐怖吗？
薛·布尔能的辩护律师站起来：“你们判决我的委托人犯下了两桩谋杀案，而他也不会提出辩驳。我们接受你们的判决，尊重你们的判决。然而此时此刻，你们在要求以取走第三人的性命——那位涉入两人死亡案的人——来掩饰本案。”
我感到一粒汗珠流过肩胛骨之间的凹槽。“你们无法借助处死薛·布尔能来让任何人变得更安全。就算你们不处死他，他也无处可逃，他将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夺走两条生命带来的惩处。”他把手放在薛的肩头，“你们已经听闻薛·布尔能的童年。当你们有幸从家庭中学习时，他该去哪里学习？谁能教他从错误中学习正确，隐恶扬善？他该从哪儿学习色彩和数字，谁又会像伊丽莎白·尼尔森的父母一样念床边故事给他听？”
辩护律师走向我们。“你们知道，薛·布尔能患有躁郁症，没能接受治疗。你们知道他深受学习障碍之苦，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的动作，在他身上却会变成难以置信的挫败。你们也知道，对他而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凡此种种，促成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一猜测合情合理。”他轮流看向我们每一个人，“薛·布尔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辩护律师说，“但是，不要试图用你们自己的错误决定来调解这个局面。”琼
一切都掌握在陪审团手中，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这样把正义交在十二位陌生人的手里，真是一件诡异的事。判决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观察他们的脸孔。席间有几位母亲，有机会时，我会试着去捕捉她们的眼神，并投以微笑；几个男人看起来像在军队里待过；至于那个男孩，看起来似乎还不到刮胡子的年纪，恐怕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想和他们每一位坐下来好好谈谈，把寇克在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后写给我的纸条拿给他们看。我想让他们摸摸伊丽莎白出生后出院回家时，头上戴的那顶软棉帽。我想播放存有两人声音，还舍不得删除的电话录音，尽管每次听它，我都会痛苦得仿佛全身都被撕成了碎片。我想带他们参观伊丽莎白的房间，里面有彼得·潘小精灵夜灯和她的盛装。我希望他们能埋首于寇克的枕头间，呼吸他的气息。但愿他们能体验一下我的生活，那是让他们知道我失去了什么的唯一途径。
结辩那天晚上夜半时分，我为克莱尔哺乳，然后就这样抱着她睡着了。我梦见她在楼上哭泣，离我好远。我上楼来到育婴室，房内依旧充斥着新柴和干掉的油漆的味道。我打开门。“我来了。”我边说边跨越门槛，这才意识到，这间房从未完工，没有孩子的我正从空中往下坠落，坠下无尽深渊。迈可
只有特定人群才会成为这种案件的陪审团一员。有孩子要照料的母亲、工作有时间限制的出纳会计、主要以会诊形式看病的医生，他们全都有无法出庭的理由。剩下的就是退休人员、家庭主妇、残障人士和像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们无需在特定的时间待在特定的场所。
我们的主席泰德是一位老先生。他会让我想起自己的祖父，并非因为长相或类似的说话方式，而是那种让每个人都适任某项特定工作的天赋。我的祖父也是这样，你会想在他身边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并不是应他的要求，而是因为你感动他时，他脸上会出现一抹无可比拟的微笑。
我的祖父是我被陪审团挑中的原因。即使我个人从未有过任何关于谋杀案的经验，也知道失去挚爱之人的滋味。你永远不可能让这样一件事成为过往，你只是试图忽视它。就因为这再单纯不过的缘由，我比琼·尼尔森所想象的更能明白她的感受。今年冬天，就在我祖父过世四年后，有人闯进我的宿舍，偷走我的计算机、自行车和唯一一张我和祖父的合影。小偷留下了纯银相框，然而，向警方报案时我提到，那张相片才是我最大的损失。
泰德等莫琳补上口红，等杰克上完洗手间，等每个人都有了些许喘息时刻之后，再就位坐定，准备开始完成陪审团的职责。“那么，”他说，双手于会议桌上摊平，“我想，我们开始干正事吧。”
陈述某人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赔上性命，要比让这件事成真来得容易太多了。“那么，我就先说了。”薇叹口气，“虽然法官已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可我一点也没搞懂。”
法官曾于最初宣誓时，给了我们将近一小时的口头指导。我以为还会有一份讲义，但我错了。“我可以解释。”我说，“那有点类似中国餐馆的菜单，是一份检视罪刑是否该处以死刑的核对清单。我们先确认栏目A，再从栏目B中找出一条或以上——对谋杀罪而言，栏目B每一条都等同于死刑。如果我们从栏目A中找出一条，却没有从栏目B中找出任何一条，那法庭将自动判决为无期徒刑。”“我不知道栏目A和B的内容。”莫琳说。“我从没喜欢过中国菜。”马克接着说。
我站在白板前，拿起一支干性马克笔，写下“栏目A”和“议题”。“我们应该厘清的第一件事是，布尔能是否蓄意杀害这两位被害人。”我转向大家，“我猜，我们比较有把握回答的是，他确实犯下了谋杀罪。”
我又写下“栏目B”。“接下来是比较狡猾的部分。这一栏包含一连串的因素。”
我开始阅读之前听取法官指导时记下的笔记：
被告曾经犯过一次谋杀罪。
被告曾犯下两项或以上的罪行，并于监狱服刑一年以上。所谓“三振出局法”。
被告曾犯下两项或以上的罪行，其中包括贩卖毒品。
杀人的过程中，除去被害人以外，还威胁了第三者的生命。
被告为预谋犯案。
被害人因年老、年幼和虚弱而无法抵抗。
被告以极端残酷或卑鄙的行为犯罪，其中包括对被害人的肉体作出虐待或伤害行为。
谋杀是在逃避法律制裁的前提下犯案的。
就在我写下所有还记得的重点时，泰德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板：“所以，如果我们确认栏目A符合事实，然后再于栏目B找到一条符合事实的项目，我们就得判他死刑？”“不，”我说，“因为还有栏目C。”
我写下“减刑因素”。“这些是被告可以辩护的理由。”
被告对于自身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判断能力相当微弱。
被告处于异常状态，并遭受到实际的强迫。
罪行是由他人犯下的，被告以共犯身份被起诉。
被告为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被告没有重大的前科记录。
被告在严重的心理情绪波动下犯罪。
另一位同等罪行的被告并未被判处死刑。
被害人主动接受被告的罪行，并导致死亡。
被告有特殊的成长背景及其他因素，可以于死刑判决时获得减刑。
我在这三个栏目下方以红色大字写下“判决”二字。
玛莉琳摊开双手：“我从我儿子六年级起，就不再跟他一起做数学作业了。”“不，这很简单。”我说，“首先，我们要确认，当布尔能拾起枪时，他确实意图杀害被害人，这就是栏目A。然后我们再来看，本案是否有任何存在于栏目B的因素使情况恶化，例如被害人的年龄——这不正符合伊丽莎白的情况吗？”
桌旁的每个人点点头。“如果我们得到A和B，接下来就可以考虑寄养背景、心理疾病等因素。如果A加B大于所有被告陈述的事实，我们便判他死刑；如果A加B小于所有被告陈述的事实，我们就不判死刑。”说完，我便把方程式圈起来，“我们只需要看如何加减。”
这样想来，事情可以说和我们没有多大牵连。只要套上变量，看看我们能得到什么答案即可。如此一来，这项任务便轻而易举。
下午13:12“布尔能肯定事先预谋过，”杰克说，“他假意替他们工作，借机亲近小女孩。故意选上这个家庭，得以随意进出房子。”“那天他应该要回家。”吉姆说，“假如他不需要出现在那里，那他又是为了什么理由折返呢？”“工具。”莫琳回答，“他把工具留在了那里，那对他很重要。记得心理医生说过的吗？布尔能从别人家的车库里偷走这些工具。他需要这些工具，所以并不觉得自己做了错事，而且它们留在车库也只会堆积灰尘。”“也许他是故意忘记带走的。”泰德提出，“如果工具真的那么重要，怎么可能忘记？”
大家一致同意。“大家是否同意，事先计划的可能性的确存在？”泰德问，“我们举手投票。”
房间内半数人都举起了手，包括我。其他几个人也慢慢举起手。莫琳是最后一位，在她举起手的那一刻，我在白板上将这个因素圈了起来。“栏目B有两项符合的因素。”泰德说。“说到这里……午餐呢？”杰克问，“午餐早该送来了吧？”
他真的想吃饭吗？当你正在决定是否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时，还会管午餐订了什么吗？
玛莉琳叹气道：“我认为，我们应该来谈谈这可怜的小女孩没穿内裤的事实。”“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莫琳说，“记得我们商议判决时曾经问过法官，伊丽莎白是否遭到侵犯。他说这不属于控诉罪名，我们不能以此判他有罪。既然当时就不能提起这件事，现在又怎么可以？”“这不同，”薇说，“他已经算有罪了。”“这男人打算强暴那位小女孩。”玛莉琳说，“以我来看，这也属于残忍和可恨的行为。”“你知道，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打算那么做。”马克说。
玛莉琳扬眉：“哼！小女孩没穿内裤。七岁大的女孩不会不穿内裤到处乱跑，而且内裤就在布尔能的口袋里，他还能做什么？”“这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已经同意，伊丽莎白在被杀害时是个年幼且无防卫能力的人。我们不需要再从栏目B找出其他条件。”莫琳蹙眉，“我很困惑。”
艾莉森是一位医生的妻子，首轮商议中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她双眼瞥向莫琳：“当我困惑时，我就想到那位作证的警察，说他跑上楼时听见小女孩尖叫‘别开枪’。她恳求过，求罪犯饶她一命。”艾莉森叹气，“这多少让情况变得简单点，不是吗？”
等大家都安静下来时，泰德要求赞成处决薛·布尔能的人举手。“不对。”我说，“我们还有剩余的因素得厘清。”我指着栏目C，“我们必须考虑被告的陈述。”“现在我唯一要考虑的是，午餐到底在哪里。”杰克说。
投票结果是八票对四票，而我属于少数的一边。
下午15:06
我环顾房间，这次有九个人举手。莫琳、薇和我，是仅剩的没有投票赞成死刑的人。“你们为何无法下决定？”泰德问。“他的年纪。”薇开口道，“我儿子二十四岁。”她说，“我想到的是，他不一定能一直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还没有完全长大成熟。”
杰克转向我：“你和布尔能同年。你为你的人生做过些什么？”
我感觉自己两颊发烫：“我，呃，可能会进研究所。我还不确定。”“你没杀过人，不是吗？”
杰克站起身。“我们休息一下。”他提议道。大家都欣然接受这个得以彼此分开片刻的机会。我把马克笔扔在桌上，走向窗户。法庭员工正坐在户外的长凳上吃午餐，盘旋扭曲的树枝仿佛勾住了云朵。外头还有车顶装着天线的电视台转播车，等着聆听我们将要说的话。
吉姆坐在我旁边阅读《圣经》。那本书看起来仿佛临时添加的附属物。“你信教吗？”“很久以前我上过教区学校。”我正视他，“里面不是有一段提到‘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的经句吗？”
吉姆撅起嘴唇，大声念道：“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也不让全身坠入地狱。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也不让全身坠入地狱。当一个苹果腐烂时，你不能让它坏了整棵树。”他把《圣经》递给我，“你自己看。”
我阅读引用的经句，然后阖上书本。我不像吉姆那样对宗教那么熟悉，但我觉得，无论耶稣在这段章节说了什么，在自己被判死刑后，他很可能会收回这些话。事实上我认为，假设耶稣今天身在这间陪审团室，他也会和我一样，对该做什么决定困惑无比。
下午16:02
泰德要我在白板上计票，让大家一个个轮流投票，由我把名字分别写在“同意”或“反对”的下方。
吉姆？
同意。
艾莉森？
同意。
玛莉琳？
同意。
薇？
反对。
我迟疑了一下，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薇下方。“你们已经同意在必要的时候，投下同意死刑的一票。”马克说，“就在我们被选为陪审团前，他们问过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觉得自己办得到。”“我知道。”我的确已经同意，倘若案件理应判处死刑，我将投赞成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这竟会如此难以抉择。
薇将脸颊埋于双掌之间：“当我的儿子打他弟弟时，我从未打他一顿，斥责他‘不可以’。那时的我觉得这很虚伪，现在的我也认为这样做很假惺惺。”“薇。”玛莉琳安静地说，“如果今天是你七岁的女儿被杀了呢？”她走向我们用来堆复印件和证据的桌子旁，拿了原告在结辩时使用的那张伊丽莎白·尼尔森的照片，放在薇的面前，轻轻抚摸光滑的表面。
一分钟后，薇沉重地起身，拿走我手上的马克笔。她把自己位于反对栏的名字拭去，再将它写在玛莉琳的下方，与其他十位投赞成票的陪审团员并列。“迈可。”泰德说。
我吞了吞口水。“你还想看什么，听什么？我们可以帮你找到答案。”他走近装着从弹道方向取得的子弹、沾血的衣裳和验尸报告的盒子。他让犯罪现场的照片如彩带般从手中撒落，其中某些照片鲜血泛滥，甚至难以辨识躺在鲜红光泽之下的被害人。“迈可，”泰德说，“好好算算你的数学题。”
我面向白板，无法忍受众人灼热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我身上。我的名字孤零零地处在一长串名字旁边，更旁边的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陪审团室时，我所写下的初始方程式：
(A＋B)-C=判决
我喜欢数学正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无论怎样，永远都有一个正确答案，就算是想象出来的也行。
然而即便是数学，也无法阻止这则方程式的演算。A加B——造成寇克和伊丽莎白·尼尔森死亡的因素——永远都大于C。我们无法让他们复活，而这个世界不存在其他更叫人心生怜悯的故事，足以抹去这项事实。
介于赞成和反对之间的，是一条生命。那正是你当下行经的道路和已被遗留在身后的道路的差异；那是你自以为是的自我和真正的自我之间的差距；那是你用来欺骗自己并收纳谎言的余地。
我拿起笔，删掉自己的名字，然后重新写上，成为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判决薛·布尔能死刑的陪审团成员。
第一章
十一年后路希尔斯对薛·布尔能被带到我们这里之前究竟关在哪里，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知道他曾是康科德州立监狱的囚犯。记得判决下达那天，我正通过电视观看逐渐于内心褪去的外在世界：监狱外部粗糙不整的石碑，州立议会的金黄圆顶，以及那扇金属电线制成的普通大门。他的判决，直到数年前还都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本州已经很久没有死囚了，如今又要把这样的死囚关在哪里？
根据传闻，这所监狱确实有两间死囚房，就在我位于安全隔离设施I层的简陋居所附近。盖许·维泰勒——他总是抱怨一切，尽管没人注意聆听——告诉我们，死刑犯囚房曾经堆满了如今用作床垫的塑料薄板。我想了一下，薛来到这里后，那些额外的床垫会被拿去做些什么，反正肯定不会给我们用。
换牢房是家常便饭，目的是不让囚犯对某样事物过于依赖和习惯。在这里的十五年，我搬过八次家。当然，牢房看起来都差不多，不同的是邻居，那正是薛的到来会引起我们莫大兴趣的原因。
这非常稀罕。I层的六位囚犯各有特色，而一个人就能引起我们全体的好奇心，实在堪称奇迹。一号囚房住着恋童癖乔伊·克斯，是本集团地位最低的人；二号囚房住着卡洛威·李斯，是白人监狱帮会的正式成员；三号囚房是我，路希尔斯·杜弗里斯；四号和五号是空房，新来的肯定会被安置在其中一间。唯一的问题是，他会被排在我旁边，还是最后三间牢房旁边——那里分别住着泰瑟斯·凌岱尔、波基·西蒙和自称层老大的盖许。
尽管薛·布尔能是在六位穿戴头盔、面罩和防弹夹克的监管人员护卫下抵达的，大家依然走到了自己牢房的最前方。监管人员穿过淋浴间，被乔伊和卡洛威推来推去，随后在我前方停下脚步，这让我得以看得一清二楚。布尔能体型弱小，拥有一头刚修剪过的褐发，以及宛如加勒比海的双眼。我知道加勒比海，是因为我和亚当在那里一起度过了最后一次假期。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这样的双眼，毕竟，我不想每天照镜子时，都回忆起一个再也无法亲眼看见的地方。
然后，薛·布尔能转向我。
也许现在正是个告诉你们我长相如何的好时机。我的脸是监管人员不会正眼瞧我的原因，也是我时常宁可躲在这间牢房的原因。深红与深紫色的鳞状疮疤，从我的前额一直蔓延到下巴。
大多数人都对我望而却步。即使再有礼貌的人都一样，就像那位每个月来一次，带小册子给我们的八十岁传教士。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好像我比他印象中还要糟糕许多。然而，薛却正面迎向我的目光，对我点点头，仿佛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我听见隔壁牢房的门滑开又关闭，当薛把双手穿过活门，让手铐解开时，铁链叮当作响。监管人员一离开本区，盖许便立刻开始示威。“嘿，死刑犯。”他叫嚣。
薛·布尔能的牢房并未传出任何回答。“嘿，当盖许跟你说话时，你就回答。”“别闹他了，盖许。”我叹了口气，“给这位可怜人一点时间，让他明白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喔喔，死刑犯，你瞧瞧。”卡洛威说，“路希尔斯在跟你示好，还有他那命丧黄泉的前任男友。”
电视机打开的声音传来，薛一定插上了耳机，那是我们大家共同要求的必备品，这样就不用和其他人来一场音量大战。当我发现死刑犯和我们一样有权利在福利社买一台电视时，内心稍感吃惊。那肯定是一台真力时专门为州立监狱特制的十三英寸电视机，其内部装置和显像管以清晰的塑料外壳包装，这样监管人员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否试图取出部件用来制造武器。
正当卡洛威和盖许联合起来羞辱我时，我拉出自己的耳机，打开电视。现在是下午五点，我不想错过奥普拉的节目。当我试图转台时，电视机却没有任何动静。屏幕闪烁不止，似乎正重新设定第二十二台，看起来却像第三台和第五台，CNN和美食频道。“嘿。”盖许开始猛敲房门，“喂，警官，频道挂了。这是我们的权利，你知道的……”
有时候耳机也不灵光。
我把音量转强，收看本地新闻台，那里播放着一则关于达特茅斯学院儿童医院募款的报道。画面上有小丑和气球，还有两位红袜队的球员在替人们签名。这时，镜头瞄准了一位小女孩，她拥有一头仿佛童话人物般的金发，还有一双半月形的蓝眼睛。人们喜欢拍摄这种让你情不自禁打开钱包的小孩。“克莱尔·尼尔森，”记者的旁白传来，“正在等待一颗心脏。”
真倒霉，我心想。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我摘下耳机。如果不能听奥普拉，我宁可什么都不听。
这碰巧让我听到了薛·布尔能抵达牢房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他说。然后频道恢复了正常。
现在你也许注意到，我比I层内绝大多数的白痴高等一些，因为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那是一桩激情犯罪，我的重点在激情，而法庭则看重犯罪。我问你，假设你生命中的挚爱找到他的新欢，某位比你年轻、清瘦，甚至更好看的人，你会怎么做？
讽刺的是，法院的杀人判决，怎么也比不上我在狱中所遭受到的蹂躏。上次的CD4免疫细胞检查是在六个月前，当时数值降低至每立方毫米血液中仅有二十五个。未感染艾滋病的正常人，该数值可高达一千甚至以上。病毒成了白细胞的一部分，当白细胞再生以抵抗感染时，病毒也会跟着再生。免疫系统的弱化使我更有可能生病，并发肺囊虫肺炎、住血原虫病以及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几率也跟着提高。医生都说我不会死于艾滋病，而是将死于肺炎、肺结核或脑部细菌感染。在我看来，这些病名只不过是语义上的差别。死亡就是死亡。
艺术是我的志向，现在则成为了消遣，毕竟在这种地方想获取所需材料，是一项莫大的挑战。以前的我偏好温莎牛顿的油彩、红貂毛刷和亚麻画布，而现在的我则使用任何能到手的东西。我让外甥们寄来他们画在厚纸板上的铅笔画，这样我可以擦掉图案重复使用纸张。我还会囤积能够制造颜料的食物。今晚，我埋首于亚当的肖像画，当然是凭着我仅存的回忆画的。我把苦心从彩虹水果糖上收集来的红颜料和少许牙膏在一只果汁饮料瓶盖内混合，并在第二只瓶盖内混合咖啡和一点水，最后将两者结合，化成最能匹配他肤色的色彩——一种发亮暗稠的糖蜜色。
我先用黑色描绘他的轮廓，宽阔的额头、强韧的下巴、鹰钩鼻。再用小棍子从《国家地理杂志》内一张煤矿场照片上刮下乌木色，加上少量洗发精制造一种白垩色颜料，再用一根尖端断裂的铅笔，将色彩转移到画布的替代品上。
我的天，他是如此的俊俏。
指针早已指过凌晨三点，但是老实说，我的睡眠并不长。当我好不容易睡着时，就又得起床上厕所。最近我吃得很少，以至于食物有如光速流窜过身体。我胃不舒服，头痛，口腔和喉咙的霉菌性炎症让吞咽变得更加困难。相对地，我利用失眠来刺激艺术创作。
今晚，我盗汗得很厉害，醒来时全身都湿透了。我换掉床单和衣服，不想再躺回床垫。我拿出我的画，开始重新创造亚当，却被其他挂在牢房墙壁上已完成的亚当肖像分心。亚当摆着以前来我教书的学院当艺术课模特儿时相同的动作；亚当早晨睁开眼睛时的脸庞；而回头看的那个姿势，和我枪杀他时一模一样。“我必须这么做，”薛·布尔能说，“那是唯一的办法。”
今天下午他抵达I层后，就一直保持安静。我心想，现在这个时间，他能跟谁说话。然而，这层区域空荡荡的。他也许做了噩梦。“布尔能，”我小声地叫，“你还好吗？”“是谁？”吐出字句对他而言异常困难，并非口吃，而是每个音节都像一块他必须费力往前拉的石头。“我是路希尔斯。路希尔斯·杜弗里斯。”我说，“你在跟谁说话？”
他迟疑了一下：“我想，我是在跟你说话。”“睡不着？”“我睡得着，”薛说，“只是不想睡。”“那你比我幸运。”我回答。
这只是句玩笑，但他似乎不这么认为。“你并不比我幸运，而我也未必比你不幸。”他说。
没错，从某方面来看，他确实说得有理。我没有被判处和薛·布尔能相同的刑罚，但我和他一样，都将死于这所监狱的四堵墙之内，只是早晚的问题。“路希尔斯，”他说，“你在做什么？”“我在画画。”
一瞬间的死寂：“你的牢房？”“不，是一张肖像画。”“为什么？”“因为我是艺术家。”“以前在学校，一位艺术老师说我嘴唇很古典。”薛说，“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典故。”我解释道，“而我们所看见的艺术是表现在……”“路希尔斯？今天在电视上，你有没有看见……红袜队……”
包括我在内，I层的每个人都有死忠的一队。每个人都小心谨记各方联盟的比分，然后讨论裁判公平与否，仿佛他们代表法律，而我们则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有时我们支持的队伍希望破灭，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有时他们能冲入决赛，我们便和他们分享胜利。不过，下一赛季尚未开始，今天的电视并未转播任何比赛。“席林坐在桌子旁边，”薛奋力找出正确的字眼补充道，“还有那位小女孩……”“你是说募款基金？医院的那一位？”“那个小女孩，”薛说，“我要把我的心脏给她。”
在我回答前，传来一声沉重的撞击，还有肉身骤然跌落地板的声音。“薛？”我呼唤，“薛！”
我把脸贴在房门的树脂玻璃内侧。我完全看不见薛，却听见某样东西正规律地敲撞他的房门。“嘿！”我尽量大喊，“嘿，我们这里需要帮忙！”
其他人渐渐清醒，咒骂我打扰了他们的睡眠，接着坠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中。两位身穿防弹衣的警察冲进I层，其中一位叫卡巴雷堤。他之所以干这份差事，是因为一直能教训人。另一位是史密特，他永远都用公事公办的态度面对我。卡巴雷堤停在我的牢房前方：“杜弗里斯，如果你再乱嗥……”
史密特已经跪在薛的牢房门前。“我想，布尔能发病了。”他拿起无线电，电动门往两侧滑动，使其他警察可以入内。“他还有呼吸吗？”其中一人说。“从一数到三，就把他翻过来……”
紧急护理人员抵达，将躺在轮床上的薛从我房门前推走。轮床是一种绑住肩膀、胃部和双腿的担架，通常用来接送像盖许那样即便腰和脚踝都被牢牢铐住还不能安分的囚犯，或是身体过于虚弱，无法自行走到医护室的囚犯。我想，某天我会躺在这种担架上离开I层，而薛极有可能在某天被人用皮带绑在担架上，送去打致命的那一针。
紧急护理人员把氧气面罩套在薛的嘴巴上方，他的每一口气都会在上面结霜。他翻着白眼，眼眶苍白。“尽一切力量把他救回来。”史密特下指示。而我因此学到，政府会拯救一个垂死之人的性命，为的只是稍晚来亲手了结他。迈可
我喜爱教堂的原因不胜枚举。
比如在星期天的弥撒中，两百人同时开口的祈祷声上达椽木屋顶时内心涌起的感受；又比如用颤抖的手喂圣饼给教民时的感觉。我向一位烦恼的年轻人瞎扯我在一九六九年的摩托车锦标赛光荣夺冠的历史，之后对方才发现我竟是一位神父。我最爱他们慢半拍再恍然大悟的神情，况且身为天主教徒和耍帅并不冲突。
我只是圣凯瑟琳教堂新来不久的神父，隶属新罕布什尔州整个康科德城四教区之一。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华尔特神父和我轮流主持主祭或聆听忏悔，偶尔会应邀拜访各小镇的教区学校，为他们上一堂课。随时都有生病、烦恼或孤单的教民要探访，时刻都要念珠祈祷。不过我衷心期盼这一切，就算只是最谦逊的服务，比如打扫前厅，以及在圣餐礼过后清洗圣井容器，不让任何一滴宝血落入城市的下水道。
圣凯瑟琳教堂内没有我个人的办公室。华尔特神父有，不过他已于本教区服务多年，他看起来就像已融为花梨木座椅和圣坛棉制天鹅绒窗帘的一部分。尽管他一直告诉我，他会找时间看看，替我腾出一间老旧的小仓房。但他通常会于午餐后小憩，我哪敢叫醒这位七旬老人，催他动作快一点？一阵子后，我放弃了这样的请求，搬了张小桌子放在打扫间。今天，我本该草拟一份枯燥的道德演讲稿。如果我能把内容控制在七分钟内，会众之中的老年人就不至于打瞌睡。然而此时，我却不断想到一位年轻信友。汉纳·史密特是我在圣凯瑟琳教堂施洗的第一个婴儿。如今才过去一年，这名婴儿却频繁进出医院。她的咽喉经常会毫无预警地闭合，担心得几近发狂的父母只好连忙将她送急诊插管治疗，如此恶性循环，复发的可能很大。我简短地向上帝祷告，但愿医生能治愈汉纳。在胸前画完十字结束祷告后，一位娇小的银发女士靠近我的书桌：“迈可神父？”“玛丽璐，”我说，“您好吗？”“我可以跟您谈上几分钟吗？”
玛丽璐·哈根斯可不会谈上“几分钟”，她很可能会讲一小时。华尔特神父和我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弥撒后某个必要的时候，将对方从她叨絮的称赞中拯救出来。“我可以为您做什么？”“其实我明白，这种要求很傻，”她坦承，“我只想知道您是否能为我的胸部赐福。”
我向她微笑。教民常常请求我们为他们的某样敬拜物品赐福或祷告。“当然。你有没有把它带来。”
她向我投以古怪的脸色：“嗯，当然有。”“那好，我们瞧瞧。”
她双手交叉抱于胸前：“我不认为这有必要。”
当我总算反应过来她希望我赐福的是什么时，我感到双颊发烫。“我，我很抱歉……”我支吾着，“我不是……”
她的双眼充满泪水：“明天我要做乳房肿瘤切除手术。神父，我很害怕。”
我站起来，用手臂环绕她的肩头，一起走了几码路，来到最近的座位，递给她纸巾。“我很抱歉。”她说，“我不知道该向谁倾诉。如果我告诉丈夫我很害怕，他也会跟着害怕。”“你知道你能告诉谁。”我友善地说，“而且你知道，他永远都会听我们诉说。”我用手按着她的头顶，“无所不在的永恒真神，对信者而言的永恒救赎者，聆听我们为你的仆人玛丽璐祈祷，我们要为她向你恳求怜悯和帮助。请让她的身体恢复健康，她将向你的教堂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玛丽璐低声说。
这是我喜欢教堂的另一个原因：你永远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路希尔斯
薛·布尔能在医院护理室待了三天。当他再度回到I层时，俨然成了一位身怀使命的人。每天早上，警官前来询问大家谁想洗澡、谁想去后院走走时，薛总是要求和科因典狱长见面。“填一份申请书。”一遍遍的反复告知都被他当成了耳边风。每次轮到他待在我们用来活动身体的小狗笼里时，他就会站在最远的角落，看着位于监狱另一头的行政办公室，扯开嗓门，大喊自己的会面要求。每当晚餐送来时，他就会探听典狱长是否同意和他见面。“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被送来这里吗？”某天，当薛一边洗澡一边呼喊想和典狱长见面时，卡洛威说道，“因为他害得之前和他待在一起的人都耳聋了。”“他是智障。”盖许回应，“我不懂他的行为，就像我们这儿那个恋童癖。对不对，乔伊？”“他不是智障。”我说，“盖许，他的智商恐怕比你高两倍。”“你他妈给我闭嘴，艺术家。”卡洛威说，“你们全都闭嘴！”他急切的语气让我们立刻安静下来。卡洛威跪在房门前，将一条从毯子里抽出来的细线一端绑在一捆卷起的杂志上，好像在钓什么东西。他试图让这卷杂志滚到走道中央。这很冒险，毕竟监管人员随时都会回来。刚开始，对于他想做什么，我们完全摸不着头绪。一般我们这么做时，都会将线缠在一起，并借助一本平装书或一片好时巧克力传送物品。之后我们注意到，地板上有一粒细小发亮的卵状物。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小鸟要在这么不舒服的场所筑巢。数月前，有一只鸟飞过了体育场。这枚蛋掉出来破裂开，一只知更雏鸟侧躺着，身形尚未发育完全，瘦弱的胸口如活塞般起伏不已。
卡洛威一寸寸地推动那颗蛋。“它活不久。”盖许说，“它妈妈不会再要它了。”“那么我要。”卡洛威说。“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我提议，“用毛巾或其他什么东西把它包起来。”“用你的Ｔ恤。”乔伊补充。“我不接受同性恋的意见。”卡洛威说，但片刻后又补充道，“你觉得Ｔ恤可以吗？”
正当薛狂吼要见典狱长时，我们全体都在聆听卡洛威的实况转播。知更鸟已经用Ｔ恤包好，藏在他网球鞋的左脚里。小鸟的身体呈粉红色，刚刚睁开过左眼半秒钟。
我们都已经忘记那种在乎某件事到无法忍受哪天可能会失去它的感觉。我在这里的第一年，习惯假装满月是我的宠物，一个月只能来我身边一次。去年夏天，盖许在天窗的排气孔涂满果酱，幻想饲养一群蜜蜂。他并不是为了得到蜂蜜，他只是以为自己能训练蜜蜂在半夜搬动乔伊。“牛仔要把自己关起来啰。”盖许说，这是监管人员准备再度进入本区的警告。过了一会儿，门嗡嗡打开，他们站在淋浴间前方，等待薛把双手放在活动门上，再度铐上手铐，而这只是为了走二十步的距离带他回牢房。“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史密特警察说，“已经排除肺部问题和哮喘的可能性。他们猜也许是过敏。可是瑞克，她房间已经什么都不剩了，空得跟牢房一样。”
监管人员偶尔会在我们面前和另一位同事说话。他们从来不会直接向犯人叙述他们的生活，而这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不想知道那个命令我们脱衣服搜身的人，他儿子在星期四的足球赛上射出决定性的一分，使自己的队伍大获全胜。这里不需要人情味。“他们说，”史密特继续，“她的心脏无法再承受这种压力，我也快撑不下去了。你想想，看着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导管穿过你宝贝的身体，那是种什么滋味？”
第二位监管人员怀泰克曾是一位天主教徒，喜欢在我的晚餐托盘里夹带一份攻击同性恋的手写诗歌经文。“星期天，华尔特神父会为汉纳祈祷。他说他很高兴前往医院去探望你们。”“神父要说的话，我一概不想听。”史密特咕哝，“什么样的上帝会如此对待一个婴儿？”
薛已经被铐住的双手从淋浴间的活门上滑落，门接着开启。“典狱长有没有说他要见我？”“有喔。”史密特一边说，一边带薛回牢房，“他希望你过去喝杯去你妈的茶。”“我只要五分钟就好……”“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你有问题。”史密特厉声说，“填一张申请表。”“我办不到。”薛回答。
我清了清嗓子：“警官，我可不可以也要一张申请表？拜托。”
他总算把薛关进牢房，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表格，塞进我牢房的活门。
警官离开本区后，小鸟随即传出轻微无力的唧唧声。“薛，”我喊，“为什么你不填申请表？”“我没办法把想说的话正确地写下来。”“我相信典狱长不在乎语法。”“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只要我一写字，字母就会全部缠在一起。”“那你告诉我，我帮你写。”
沉寂片刻。“你愿意帮我？”“可不可以别再演戏了？”盖许说，“你们让我想吐。”“告诉典狱长，”薛口述，“等他杀了我之后，我想捐赠我的心脏，给一个比我更需要它的小女孩。”
我把纸张按在牢房的墙壁上，用铅笔写下内容，签上薛的名字。我将申请表扎在钓鱼线上挥动，让它恰好在薛的房门下方的狭窄缝隙旁摇摆。“把它交给明天早上巡房的警官。”“布尔能，”盖许沉思，“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你。你是个谋杀小孩的人渣。你对那小女孩的所作所为，让你简直像长在乔伊身上的霉菌。不过你干掉了一个警察，我倒要诚挚地感谢你，你让世界上少了一头猪。我到底应该怎么说才好，是憎恨你，还是尊敬你？”“两者都不是，”薛说，“两者又都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只要杀过小孩，任何你可能做过的好事都没用了。”盖许起身站在牢房前方，用金属咖啡杯用力砸向树脂玻璃，“把他丢出去。把他丢出去。把他丢出去！”
乔伊是第一位加入附和的人。他向来是我们这个团体地位最低劣的男人，如今他突然提升了一个地位。泰瑟斯和波基随后跟进，因为无论盖许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永远服从。
把他丢出去。把他丢出去。
喇叭流泻出怀泰克的声音：“维泰勒，你有问题吗？”“我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谋杀小孩的狗屁混账。我告诉你，警官，你放我出来五分钟，我可以拯救新罕布什尔州所有善良的纳税人，完全摆脱他……”“盖许，”薛温和地说，“冷静一点。”
房间的小水槽发出的阵阵嘘声让我分心。我站在水槽前检查时，水龙头的水柱突然朝外狂喷。这桩意外有两点不寻常，要知道这里淋浴的水压都只能用细细涓流来形容，而且眼前溅湿金属盆的水还呈现出一种浓稠的红色。“妈的！”盖许狂吼，“我全身都湿了！”“各位，这看起来像血。”波基吓坏了，“我才不要在那里面洗东西。”“厕所也是。”泰瑟斯补充道。
我们都知道这里的水管相通。坏消息是，你恐怕无法逃脱别人的粪便冲到你家的厄运；好消息是，你可以让账单顺着水管冲走，它只会在隔壁牢房的水槽出现一瞬间，然后直接前往污水处理系统。我转身看着马桶，水色深得有如红酒。“老天，要命。”盖许说，“这不是血，是酒。”他开始像疯子一样大声欢呼，“兄弟们，尝尝看。店家免费供我们畅饮。”
我等着。我不喝这里的水。那就像每次放在钻孔卡片上送来的艾滋病药丸，我总觉得政府在利用可以被牺牲的犯人进行实验，所以并不打算饮用出自同一行政系统下的水。然而，我听见乔伊开始大笑，卡洛威的水龙头传出啜饮的吮吸声，泰瑟斯和波基唱起饮酒歌。这一区的气氛瞬间就彻底改变，对讲机传来怀泰克警察的支吾声，面对屏幕画面的他已然困惑得不知所措。“发生什么事了？”他问，“水管大漏水？”“差不多。”盖许回答，“或者可以说，我们突然超级口渴。”“警官，来这里，”波基补充道，“下一轮我们付钱。”
每个人都觉得这实在过于奇妙，无论这不知名的液体究竟是什么玩意，他们都几乎喝掉了半加仑。我把手指浸在汩汩涌出的暗色液体中。这很可能是铁或锰，然而，没错——眼前的液体有甜味和干黏质感。我低头凑向水龙头，尝试性地啜饮几口。
以前，亚当和我都热衷品酒，经常前往加州的酒庄度假。在一起的最后一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亚当送了我一瓶多明纳斯酒庄2001年份的赤霞珠红酒。本来我们要在新年前夕喝掉它，可几周后，我回家时发现两个男人如葡萄藤般纠缠在一起，酒瓶就在一旁，夜桌和卧室地毯被红酒玷污，宛如飞溅的鲜血。
如果你曾在监狱待得和我一样久，那肯定创造过许多个人发明的纪录。我曾用果汁、面包和水果软糖酿造私酒，吸食除臭喷雾剂，还用《圣经》的纸包裹干香蕉皮当香烟试抽。不过那些玩意儿根本比不上今天这个。上帝！货真价实的酒！
我放声大笑，不久后便开始啜泣，泪水滑过脸庞。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哭泣，为当下流过我指尖的液体痛哭流涕。曾经拥有的事物才会叫人怀念，自从一些使生活稍微舒适些的物品出现，我已很久不曾怀念过往。我用塑料杯装满红酒一饮而尽，再一遍遍重复这个动作，直到忘却“美好的事物都有终结之时”的事实。关于这个课题，我能用亲身经历来发表一场演说。
监管人员总算明白水管出了问题。其中两位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站在我的牢房前方。“你。”怀泰克下令，“手铐。”
为了让我的手腕穿过活门上铐，他们对我说了一段冗长的废话。当怀泰克打开我的门入内检查时，史密特在一旁严密监督我。我转头，看见怀泰克的手碰了碰淡红色的酒，举起来放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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